内容提要：社会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与实践中具体的时、空关系不可分离；不同的社会状态各有其时、空结构。社会转型通过其行为的时、空关系变革得以实现，同时也生成新的社会时、空秩序，并派生出相应的时空思维和价值理念。当代社会行为方式发生嬗变，在时、空关系中颠覆了传统社会时间优先的秩序，形成了空间主导的法则。分析这一现象的内在机理，在时空问题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展开社会行为的时空论透视，更新时、空观念，有助于深化生活世界的社会认知。

关 键 词：社会行为  转型  时空关系  致因  认知

社会行为，即社会组织和各类主体展开的实践活动，其形态表现为广义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不同的社会形态及其行为方式，生成并依循不同的社会时、空关系。当代社会，伴随全球化、城市化和信息技术服务“泛在化”的深入展开，人类活动之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动成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转型的聚焦点。社会转型及其空间运行方式改观，生成了一种后现代社会行为的新型时空逻辑。它们的崭新法则，不仅体现为全球—地方关系的空间重组，还更深刻地表现在社会活动的时空关系变化中。其中，无论是时间与空间的地位、相互规定机制，还是人们的时空知觉、思维和利用法则，都有了显著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样态。因而当代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影响着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它们也提供了一种参照体系，借助于这个体系，我们定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①。由此观之，揭示当代社会行为时空关系嬗变的机制，便成为探讨时空思维及其引发社会认知方式变革的逻辑中枢。

一、社会行为的历史特质及其时空模式

在谈到空间问题的辩证思考时，恩格斯将事物的空间并存性与事物运动的时间继替性联系起来审视。他指出：“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②恩格斯的论述给我们一个启示，人类生存空间的各类现象不仅有时间演绎的发生、发展史，而且有空间并存的互依赖、互制约、互作用关系。因而我们必须从社会环境、活动的各类事物之空间演化的历时态和空间互动的共时态这样一种时空秩序的复合性中，去考察事物历史发展的空间性和事物空间样态的时间性，把事物存在的空间样态置于历史的发展中去理解，秉持空间实践、空间思维的历时性视角与方法。这一原则在解释社会行为的空间机制时尤须认真关注。

对于空间形态变化的物理学解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揭示了在物体具有很大的相对质量时，可使从它旁边经过的任何其它事物，即使是光线，也改变路径，发生空间弯曲现象。同时，他还揭示当一个物体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会发生时空变异，出现“钟慢尺缩”现象，物体周围的时间会迅速减慢，空间会迅速缩小。这一相对论法则表明，物质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形式，是依物质的质量分布和运动状态为转移的。当我们把爱因斯坦这种对时、空形态和物质运动状况相关性机制的诠释，变为思考社会生活的时、空问题之方法论参照时，则能在更广泛的情况下获得一种学理启示：必须联系社会行为的实际状况来考察其中的时空问题，形成具体的时空关系理念。

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又译“亨利·勒菲尔”)曾以他对不同时代社会形态的时空关系考察为据，实证了以上的社会时空思维法则。他写道：“农业时代的时间和空间，伴随着一些独特的东西，比如地理位置、种植与养殖的气候、人的族群等等。工业时代的时间和空间，在过去和现在，都在追求着均质性、统一性和强制的连续性。都市时代的时间和空间则变得不同了，其特征要通过分析才能说明。一些非常不同的网与流互相重叠、互相纠缠着，从公路网到信息流，从产品的买卖到符号的交易。构成性中心的辩证法，引发了一种强大的权力的非常不同的运动。”③列斐伏尔所谈到的社会发展三个时代显示了一个内在的时空法则：“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社会空间包含着生产关系和再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些关系以合适的场所”④。人类行为因生产方式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时空方式和理念。以种植、圈养业为主的农业社会，时间以动植物生长发育的物候为参照，空间以生命之基的土地为依托。故行为的时空方式和思维逻辑与生产方式一致，打上了农业自然经济的特殊印记。工业生产时代，人类凭借整齐划一的机械技术和快速的运载工具，能够也必然要求如工厂流水作业的生产线一般，以连续、匀质、统一的空间行为方式与思维法则展开社会生活。同时，伴随商品交易对封闭社会的破除，世界市场的拓展，资本增殖逻辑的强化，经济活动“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⑤，社会行为中的空间意义及其价值理念迅速提升。到了商业竞争激烈、市场环境复杂、网络纵横、信息鼎沸的当今都市时代，经济交往和社会行为的空间关系则变成虚实相混、内外套嵌、此在和遥在并置、在场和出场错位、泛在和脱域互动等这样一些极为复杂的情况，它们超出了物象、物候时空直观的感性形态，也有异于工业时代机械性的时空演绎，需要进行时间、空间辩证法的逻辑梳理才能理解和把握。这样一来，既形成了社会行为不同的、具体的时空模式，又规定了时空研究及其逻辑思维的历史具体性。这类景观恰如哈维所描述的，“每个社会形态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要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⑥。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空间实践和时空思维是相互规定、相互创造的。空间实践的特点是生成时空思维的经验依据和事实基础，又贯彻时空思维逻辑并使之物化为空间的秩序或各类空间产品的理性灵魂；时空间思维则是空间实践经验的理性总结和逻辑领引。这种关系在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社会行为方式变换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社会生活时、空形式的秩序、位置、权重及其历史演化逻辑地呈现出来。在社会发展史中，当人类生产方式因生产力对环境的作用有限，交通工具一类克服空间距离和困难的手段低下时，“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⑦。物质生产中人与自然的狭隘空间关系，同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狭隘交往的关系相互生成。两重关系的狭隘性形成复合效应，将人类活动牢牢地禁锢在狭小而稳定的空间中。在以地缘、人缘乃至血缘纽带组织起来的封闭的生活世界中，人们以熟人身份稳便交往，没有多少外来新鲜因素的横向嵌入，缺少广泛的、并行的、复杂的空间互动，子承父业，以古鉴今，尊老法先，崇奉衣钵与真传，是人生的基本智慧。这种社会行为的时空秩序，让人的时空观念偏向历时性的社会发展纵轴，变换的是时间和历史，不变或少变的是地理、境况和空间。人类行为的取向集中指向时间，依重时间的推移迎来寒暑易节及其农事之春种夏育秋收冬藏的变换，迎来以时间的消耗去克服空间阻隔而呈现的陌生境界，迎来人的少青壮老及其生老病死的生命行程，也不时迎来改朝换代的历史变迁。所有社会行为和生活秩序都十分紧张地集合于时间方面。对于社会行为之认识，人们总是趋于一致地指向历史、指向传统、指向时间。如果社会的不同阶级对社会生活关注的时间之维有差异的话，那也只是他们对时间之流的东西关注的侧重点和方法论，多是从有利于各自的生存权益出发而已。德国学者舍勒深刻注意到了这一时间思维的阶级性诡谲：“上层阶级总是倾向于把新近不断生成的东西从已经生成的东西中推导出来，而下层阶级则总是倾向于把已经生成的东西从正在生成的东西中推导出来，也就是说，从各种动态的可能性之‘辩证’冲突中推导出来。对于第一种思维类型来说，历史是一个静态的、‘由过去组成的王国’，这种王国与一座‘为伟大人物和伟大作品建造的名人纪念堂’相似。对于第二种思维形式来说，历史则从来不是某种静态之物，而是一股生成之流，它只不过偶尔把那些消失和沉入这种流之中的结构保存下来——一旦创造这些结构的力量不再发挥作用，这种情况就会出现”⑧在同样注重对社会生活的时间关注中，上层阶级自觉和不自觉地将其社会空间的特殊优越位置带入其中，旨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地位、特权、传统及其历史延伸，因而更具保守性。即如睿智者所言：“拥有特权者倾向于把既定的各种社会性事态，当作一种稳定的、客观的、有意义的、目的论的世界秩序的结果来经验。”⑨而底边阶层则从改变社会状态的创造性、革命性要求出发，强调社会的更新和流变，希望在“时过”中实现“境迁”，革故鼎新，获得自身存在的某些改善。这同样是其社会生活的空间格局隐性地影响了他们对社会发展的时空思维。

当代这一显著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主体实践，行为方式的空间意义急剧增强，并且在社会极大地改变和重构生活世界的时空秩序之同时，空间变迁也作为一种客观力量，对生产关系、社会交往等行为方式产生回馈性的强大建构作用，形成空间对社会的“生产”。当年，马克思在分析工业革命与世界历史相互生成的社会经济机制时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问题。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生产关系与社会空间的互动作用：一方面他指出，商品—货币“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揭示了生产方式对经济空间的生产和规定；另一方面又如实肯定了空间的变革和拓展会反作用于生产方式，“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⑩。此论为后继者提供了思考相关问题的科学范式。当代经济技术和交通、通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再造空间之作用巨大提升，把马克思的上述理念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类生产活动的全域性，加剧了生产力布局的全球化，生成了一种将资本、技术和人员整合到一个“无限域”的世界，造就了一个单一的世界市场和一个巨大的“地球村”。具体栖居空间则在大功率生产力作用下，田、土、山、林、水、路构成的大片地景、社会文化景观被广泛摧毁又重新筑造，城乡空间事物在世界性趋同中花样翻新地再建构，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使空间连续性、历时态被碎片化中断，空间主题、环境形象、栖居样态不断变换，成为刺痛眼睛、击打神经的生活热点乃至社会“奇点”。“地理现实无可避免地趋向融合与混乱，一切地方可以互相交换，可见的参照点消失不见，成为恒常变换的表面影像”(11)。这种由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活动空间变故，使经济社会文化交往及其关系建构，诸多地超出了单个国家的主权领土空间和政府权限空间，有了深刻而丰厚的“世界历史”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当这一现实被人们充分意识到了时，便有了时空社会学的关注和研究。但我以为还应当从另一端作反向探讨，展开对社会行为方式转变的时空论研究和阐释，社会行为和时空关系相互作用、制约的内在机理才能得到深刻而完整说明。由此，我们才能如实确证社会活动的时空关系不仅是相应社会形态的表达，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们以自身的组织功能与规范作用，反过来生产和维系着社会行为方式。

二、主体社会行为时空关系新态势

社会学家迈克·迪尔曾针对生产方式与社会时空关系历史的具体的一致性，借用列斐伏尔的观点做过这样的论断：“既然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身的独特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生产”(12)。事实证明这一社会机制是真实存在的。当代社会活动中，主体基于生产方式发展引出的行为方式变革，在活动的时空关系中形成了一系列新样态。它们除了虚拟空间嵌入和部分替代现实空间带来的社会行为时空关系的重构之外，更多的是移动网络之“泛在”技术服务所提供的可让社会组织及其主体离开所处的具体物理空间，多方面地展开“脱域”性的活动。这样的空间行为态势，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实践的空间关系，在空间的生产、栖居、交往、角色、身份、地位、权益、责任、治理、思维逻辑诸多方面，形成显著不同于单纯适应自然空间及固守传统社会交往空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特质。扼要而论，有这样几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虚拟空间对真实空间的套嵌和代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活动中空间的虚实相用。依托“互联网+……”等方式，展开全球化大空域生产作业，对产品实行元件分散化生产、虚拟化整合、即时性组装的方式经营，多方面地摆脱物质生产狭隘的在地性限制。如遍布全球的戴尔公司，现在有企业员工达75000余人，年营销额400多亿美元，其巨大成功不是技术原创，而是生产的组织方式在时空关系方面的独创。它利用“泛在”网络技术对经济交易的空间脱域形成强大推动作用，促进了世界市场空间的密实性拓展和营运的节律性提速。当今世界各种跨国性的超市、购物中心、交易中心、物流中心、仓储中心等，都随着产业新布局蓬勃发展起来。它们使经济交易由以往过于密集的中心区域向外围地带扩散，大面积地结束了许多地方自外于世界统一市场的封闭、孤独状态，引发了经济的世界空间同构与共振。二是生产作业由以往线性的历时态推进变为现在的网络化共时态并行。网络发挥其收集、加工、传输、存储和反馈信息的强大功能，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生产的运作方式与时空结构。一个产品器件，由以往设计、生产、配送再到组装的线性过程，变为现在的以同时散布在众多不同位置的不同部门那样一种网状形态灵活地生产出来，以致很难说到底哪一作业先发生、又发生在什么地方。“整张网络同时在行动。营销、设计、制造、供应商、购买者都被卷入到创造一个成功产品的过程中。产品设计意味着要让营销、法律和工程团队同时都来参与，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顺序完成”(13)。生产的网络化以其多要素集成、全方位并行、共时态推进的机制，根本改变了以往经营方式的时空结构。三是以经济活动内容的虚拟，置换实在空间，形成空间的功能代偿与物理超越。最直接而有效的方式，是以资本虚拟和经济符号化营运所展开的社会行为，使商品—货币简单的实物、现货交易，相当广泛地变为衍生品的代码交易，以时间灵便又压缩、空间拓展而不限的高效能，实现着对物理空间的超越与费用节省。例如每天发生的数万亿美元的交易行为，若都用现钞结算，真不知要增加多少仓储和运力。而货币虚拟、数字化核算、网上交易，则极大地提高速率、节约了空间。对此，《失控》一书作者凯利指出：引入市场的“网络逻辑已经塑造出了一些产品，而这些产品正在塑造着今天的商业。‘即时现金’，这种从ATM机里吐出来的东西，只有在网络环境下才会出现。类似的还有形形色色的信用卡、传真机，以及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彩色打印机”(14)。这意味着只要有计算机网络系统和精准的信息、完备的数据，社会主体就有极其广泛的时、空选择阈和组合方式，且能便捷高效地开展活动。

其二，社会生活突破全球与地方传统的空间关系。英国学者房龙认为，“卫星等媒介—连通方式的出现，把越来越多的人与媒介技术联系起来。……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对‘全球性’的‘社会’概念进行重新考虑，还要重新考虑‘地方’概念的含义。‘地方’现在正在迅速地脱离其传统环境，以致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位置’本身只是一种位移的临时现象。”“我们发现越来越难以给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上定位。我们面对着由位移、迷失和不合节拍组成的洪流。”(15)这类空间社会关系变迁的情形，最突出而又吊诡地体现在主体空间行为的“泛在”和“脱域”之联系中。所谓“泛在”，即主体能在社会空间无界域地展开自身的行为，可以无所不在甚至无所不能地在场或出场。进入了移动网络技术系统中的人们，在任何空间都能享用其无所不在甚至无所不能的服务，因而主体能在同一时间跨空间距离、界域地处理多重事务，其活动空间可以是全域的，信息处理可以是全息的，位置是移动的，功力是多重的。这是网络信息系统对人身主体多维度地延伸和放大，亦是社会活动空间全景式地向主体的集中展开，其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组织和主体行为方式对空间束缚的超越而形成地理空间的“脱域”。人们在空间中虽然其生理身躯总是居有其所，处于具体场所中，但社会事务的办理，交往的展开，信息的收集、加工和反馈，却不受具体场所限制，“随处”、“即刻”可行。随处可行即为脱域，它根本改变了地方与全球的异在关系，全球是可以地方化的，地方也可以是全球性的。这不仅是实践活动的便利及其空间关系的紧致、密切以至于无间，更是人们可将全球性事务运作于掌中在任何时空办理；其空间效应必然是中心和边缘的融汇、地域和位置关系的漂移、主体空间认同的泛化及其对空间角色、自身定位的迷失或超脱。“社会空间朝着我们内爆的感受所引发的预兆，转译成为认同的危机。我们是谁？我们属于什么空间/地方？我是世界的公民，还是国家或地域的成员？……空间障碍的消除，激发了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地域主义感受”(16)。由此一来，人们的地域文化、故园情结、乡党意识也在大大淡化的趋势中演变为一种寻根意识的反弹。时下，国人普遍性地在感情世界生发出了一种强烈的“乡愁”，不仅是因城市化破坏了故园的乡土空间格局和人们的地缘关系所致；还在于人们云浮四海处处是家而终无定所这样一种身心异置的尴尬处境，长期的奔波和虚幻的漫游所形成的“故乡沦陷”，强烈唤起了人们对往日家乡温情的回味和地域归属的期盼所致。它们多面向地透露出了社会主体广泛存在的栖居位置或空间身份迷失的心理焦虑。

其三，此在与彼在、在场与出场关系的错位性重合。在寻常的物理空间中，人的身心及其活动是同时空的，此时此地身、心、行同在，此人此时在此地做此事，就不能又此时在彼地做彼事。活动空间的此在与彼在严格区分，事务承担者之出场和在场高度一致。但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支持下建构起来的虚拟空间和泛在服务的环境里，情况就离奇了。行为主体不仅分身有术，而且可让活动空间的此在叠合或嵌入彼在、遥在。如宇航中心的指挥员操作万里之外的航天器那样，亦如北京医科大学教授借助遥控技术给广州某医院患者做疑难手术那般，出场作业者无需在场，实现了“缺席主导在场”那样一种空间神奇的行为方式(17)。从形而上学角度讲，声、光、电、影形象和符号能帮助我们的视听甚至触觉挑战固体物理世界的本体论。它们可以把人带入一种虚拟的现场，并实现与真实环境那样的诸多回馈性交流。“在这种感知中，人就不会因为一心关注未来而无视甚至脱离现在，而且会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居于空间中的有形在场，并且是与无数其他在场相互关联的。”(18)在虚拟世界，人觉得空间就是融我于其中的周围一切。梅洛·庞蒂描述过这样的空间意识：“我的视觉再也看不到物体之间的关系网络了，几何学者欲从外部察看和重建它也看不见它了。它更像是一个以我为空间关系的零点或零度、以我为起始点的空间。我不是从它的外部来看它的；我生活在它的内部；我身在其中。总之，世界就是我周围的一切，而不是在我的面前。”(19)知觉现象学家对虚拟空间中之主体空间意识的描述，完全切断了人与真实空间所有的那些物理互动作用和思维对存在的迁就，或主体对环境的追随。主体“我”是空间的零度与起点，我与空间中的存在物有机地构成了这种空间，我在其中。另一方面，它们也因我而设、而在，因此也可以说在我之中。“世界是我周围的一切”，施以倒装句法便成为“我的一切是周围世界”，或者“我是周围世界的一切”。这种看似极端唯我论的空间意识，大胆地颠覆了存在优先的本体论，但作为真实空间的模拟，它们的确是因人而起、由人所设、为人所用的。因而，不是人跟随空间，而是空间跟随人；不是人被空间之位置、距离、环境所限，而是这些环境因素皆为人所拟、所设。正是由于虚拟空间这样的极端主体性，当人类把它们和遥感、遥控、计算机网络技术联成一体时，人的行为、认知、作业、交往等活动的物理空间、环境制约便大大被超越、被克服。泛在技术让人们的栖居之所和行为、处事、作业、交往等活动空间得以分置、虚拟，因而可以实现物理性脱域。股掌之上的手机指令玩转世界；电脑鼠标的点击、移动能瞬间调动亿万资金进出银行、市场，可以指令千万吨物资漂洋过海；数字符号的网上视屏搏杀可使世界市场风云突变；帷幄之内的信息处理可指挥千军万马的海陆空立体战争，等等。距离不再使人分割，边界不再让人闭锁，地理障碍不再置人关山阻隔，环境背景不再给人烙上土著特色。因此，网络空间对地理空间的超越，更强烈而鲜明地促成并彰显了“全球化就是‘对距离的行动’；缺席主导在场”的社会化空间特质(20)。空间对人类行为的制约被虚拟手段多方面超越，具有极大的实际意义。它们广泛而深刻地让行为主体从地域囚困中解放出来，在空间的生产、组织和利用中有了巨大的创造力、自主性，似乎获得了一种克服地球引力而遨游天宇那样的空间自由。

其四，主体的空间行为全面沉入非历时态的即刻性中。虚拟空间形成的“脱域”情境，让人类行为“异区同工”地实现了空间超越。房龙认为，“三维电脑仿真让我们可以与其所显示的‘再表现’形式进行互动或直接参与其中。它们获得了将其外在环境内化的能力，这种能力造就了它们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在场’被扩展和控制的程度远远大于其他的‘表现’式。这种‘在场’立刻具有了空间性(在被定位于‘即将到来之前’——亦即‘这里’的意义上)和时间性(‘现在’的即时时刻)。人工智能视频图形的‘这里’和‘现在’被彻底地从其‘发源’和‘被接受’的时空中‘去背景化’了。它们可以以电子化的形式储存和传输，并进而被及时地带入全球性‘在场’的意义。作为结果，这种‘在场’在瞬时间已经扩展得远远超出了‘即将到来之前’的‘这里’和‘现在’的范围之外。”(21)空间、环境、作业乃至行为主体的仿真性再现，脱离现实环境背景被传送到遥远的彼在空间，让接受者同时作为当事人介入虚拟空间，在没有真实现场的条件下完成真实的行为。这是主体不在场的出场，不着地的就地作业，使“在场”及其“场所”泛化而有了全球性意义，世界任意空间都可即时成为特定行为主体的活动场所。故“这里”不是从“那里”而来，因为“此在”即是任意的“彼在”。主体活动内容的特殊，与其空间的“泛在”和“普适”，即借助科技手段去掉活动之空间形式在物理学上的特殊性，人为地将异质空间同化并结合在一起，造成普适空间。各类特殊行为的空间成为无穷多的全球化“这里”，舍弃了差异和距离，也省去了移动过程和由此达彼的时间。主体活动空间的“地方”与“全球”在地理位置、地理差异方面的被克服，其必然的结果只能是行为的碎片化刹那(22)，它适应着行为主体即刻就在世界任意地点那样一种空间瞬息万变的场所泛在性。其空间意蕴亦如房龙所说：“信息传播媒介的扩散以及媒介之间联结种类的增加(例如卫星—电话—电脑—电视)，重组了社会相互作用的时空流。然而，聚合不仅意味着技术的连通性，而且意味着功能上的交叉以及新的社会互动形式和规则的建立”(23)。这一系列新的社会交互形式，使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变换有了新的技术条件和传输方式，更抽象地分析，则是它们有了新的时空形式。人类以高新科技推动的行为之空间方式变革，基本目的就是拓展空间和节约时间，甚至以空间的泛在技术“消灭”克服空间距离、空间阻碍、空间限制因素所需要的时间。时间虽然还在生活世界的舞台上伴随人类生命的律动，但“被规划、被碎片化的空间试图将它消除。……空间包含着时间。人们……通过空间，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是一种社会时间”(24)。这种社会化的时间形式，作为空间生产和重构的必然产物与支持条件，其发展趋势和利用方式，就是在人类单位活动中尽可能地将其缩微、小化而达到包括空间生产和利用在内的效益最大化；其行为方式的微观表现，也就是社会生活场所空间泛在化、全球空间地方化、地域空间全球化、特殊空间普适化所带来的时间挤压与节省。它们以无时间限制的即刻性方式、无特定时段限制的全天候方式，贯彻和体现在社会主体的各类微观活动中。

三、生活世界时空关系重构引发的认知变革

在生活世界中，时间与空间的地位以及和社会行为的关系因为是一个变量，在不同社会具有不同的结构，故也有不同的认知。在哲学领域，康德由于坚持先验论，强调先在决定后发者的历时性，必然地提出了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原则。马克思以实践唯物论思想对待人类空间环境，突出了空间建构的主体性、现实性、当下性，因此有了联系空间实践探究和解释社会发展历史的思维变革。海德格尔则把空间分为本体论存在与生存论存在，对于后者他强调从“上手事物”即实践活动中的时空关系来说明问题。海德格尔认为，人的活动“通过为自己定向而揭示场所……即以绽出方式有所居持地期备着可能的向那里和到这里。占得空间作为对场所的定了向的期待同样源始地也就是把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带近前来”。“世界不现成存在空间中……恰恰是此在式空间性的绽出时间性使我们可以理解空间不依赖于时间，但反过来却也可以使我们理解此在‘依赖’于空间。这种‘依赖性’在下述众所周知的现象中公开出来：此在的自身解释与一般语言的含义内容广泛地由‘空间表象’统治着。具有空间性的东西在表述含义与概念之际具有优先地位，其根据不存在于空间特具权能，而在于此在的存在方式。时间性本质上沉沦着，于是失落在当前化之中。唯当上手事物在场，当前化才会与之相遇，所以它也总是遇到空间关系”，结果时间性总是“寻视着从操劳所及的上手事物来领会自己”，从诸种空间关系中获取线索来表述其领会并加以解释的东西(25)。笔者之所以对海德格尔关于存在论和生存论的时空关系的区别加以认真研读，实际意义在于他从天然环境和人为空间的差异中，揭示了时间与空间的不同地位和相互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自然之物、洪荒之境的时间当然优先于空间的意义，而在当下化的人为之物、人为之境中，其空间意义就显然优先于其时间意义。此中，暗示了一个关于现实决定历史，实践重塑时空，因而当下化的空间行为或行为空间，重构着历时态的空间及其事物，使时间的存留物必须首先获得空间的赋义、观照和解释。这样一来，也就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在当下操作的上手事物中确认了空间优先于时间的原则。因此，海德格尔的时空关系逻辑，具有先验存在论和实践生存论的原则差异。海德格尔深刻的思考和释义，表明要依据事物存在和运动的状态去说明其时空关系。这一元哲学思想，对于观察和诠释社会行为的时空关系是有深刻启示的。

循着这样的思想理路，我们不难发现与理解，当代社会行为方式的变革，在人们观察和思考生活世界的时空向度方面所引发的颠覆性嬗变。相应地，人们必然以其新的时空思维，反映和支持着社会行为方式的时代化变迁。

首先，现代生产力对自然环境的伟大重构性，强化了空间的主体性—社会化意识。高新科学技术，以其对自然物的超微观深度开发、超强度有效利用、超距离快速组织、超常规跨域运作为实践特征。它装备的物质生产力，广泛深刻地再造人类生存空间的格局和秩序，颠覆了以往地理、环境、自然空间元素先在地、久固地决定人与自然、进而决定人与人的关系那样一种单向度的人类地理学的空间思维，形成了“空间生产论”。空间成了一种可以人为改变的、社会化的现象。而空间重塑的主体性强化，伴随着生存空间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投入，因此空间的生产、拥有和享用的社会经济意义极大强化，反过来形成空间实践对社会活动、关系的创造性。这样一来，便有了空间产品、空间产权、空间重组及其资本化的运作与思维，便有了社会现象时空关系的变更和逻辑转换。一个普遍存在的显著事实是：“技术的盛行和劳动的分工已使我们的活动复杂化、责任分散化，并导致我们必须根据自身与空间的联系程度来考虑我们的决定与行为”(26)。现代生产力的物质技术直接决定的劳动分工，是全球性的合作与多种科学技术的跨域性融通，导致人们的空间关系十分复杂又极端重要。人们必须用生产性、创造性、主体能动性的空间思维，取代以往消极适应空间环境、秩序的地理决定论思维；必须用时空合一的非线性复杂系统思维，取代过去偏向时序的线性思维；必须用相对论指示的可变空间思维，取代三维静态建构的固化物理空间思维；必须用连续性和间断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套嵌又辩证统一的空间思维，取代过去独断性、单一性的空间思维；必须用社会与空间相互生成的思维，取代过去的地理独断论、预成论思维。由此才能真实理解当代社会行为的空间特性，进而深化对社会本身的理解。

其次，现代交通、通信工具对空间阻隔与地理疏远限制的克服，重组生活世界中时间与空间的价值关系。概言之，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的：人财物等经济因素在高速运输中快捷流转，实现着人们“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资本增殖企求，使提高资金周转速率、节约时间成本、拓展赢利空间、实现资本增殖的经济时空逻辑不断进入新的境界。也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27)。须当确认，马克思对于资本增殖逻辑的时空关系分析，其思想意义决不止于经济，推广而论可以说是对工业化时代整个社会行为方式的一种时空分析。马克思基于社会行为速率的提升，对于人们以尽短的时间克服尽长的空间距离，在实践效应上达到时间延长和空间缩短之目的的说明，从“时间速度—距离—效率”等要素组成的空间行为变量关系中，实际地揭示了类似于相对论所表明的“钟慢尺缩”效应。虽然，马克思是首先立足于从时间论空间这样一种置时间为主导逻辑要素的空间思维方式，但他以辩证法的智慧开启了时间、空间效益相互转换的新思维。联系到他在微观经济行为之时空分析中，强调工厂工位的合理空间配置、劳动技术方式中合理的分工协作，可以节约空间、提高时间利用率而形成不花钱的社会生产力之论述，我们便能清晰地发现马克思的空间思维无论在宏观地理学方面，还是在微观工厂空间技术组织学方面，都确凿地形成了并得到深刻诠释的关于时空函数关系的辩证思维。这种空间意识和逻辑思维，在历史束缚现实、时间一统天下的传统空间思维中打开了缺口，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发生和诠释奠定了新的学理基础。虽然哈维等人对当年马克思建构的社会理论，其论证理路倾向于将时间置于空间之上的作法颇有微词，但他们如实肯定了近些年来许多地理学家已经尝试修正这种有缺陷，认为空间不仅对于适当地理解社会过程具有意义，而且位居核心，则实际地证明了社会行为变换引发的时空思维革命，与马克思理论的直接学缘关系(28)。

另一方面，当代空间社会学家发现，因为交通的大提速使空间距离大收缩，空间距离的意义缩减使克服空间距离的时间意义和地位也大幅下降，有了一种效应性空间取代时间的现象，此其一。其二，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信息技术、网络空间对物理空间的虚拟，极大地破除了社会主体及其行为的在地性限制，人类获得了空间自由的伟大胜利。其三，人们依托移动网络的“泛在”服务技术，进到一种天马行空的自由极致境界，有了空间的“脱域性”，能瞬间实现空间位置无所不至地挪移，或主体无所不在地出场，空间行为出现零时间性，这是又一重意义上的空间对时间的胜利。哈维在综合这些时空关系新变化的基础上，对当代社会组织的时空形式给出了这样的总体性解释：“国家作为一个实体从多种交叉的空间过程中历史地诞生。它们作为一个实体受到环境的限制，同时与其分割开来，并且通过确保它们个性和内部完整性的制度获得某种永恒性。这可以被解释为‘空间对时间的胜利’，这种胜利国家能够在自己的范围中实施各种战略来确保内部纪律和合法性，同时追求外部地缘政治战略”(29)。

显而易见，哈维的国家空间论所彰显的“空间对时间的胜利”，是缘起于空间行为方式的变革但又不止如此，他从更宽阔、更深层的方面思考了当代社会组织和行为之空间意义的上升。哈维所引伸强调的，是国家一类的社会组织、人类群落的存在与发展，以其不断变化的状态改变了历史延续的永恒性；以外部多种空间过程的交互作用历史地改变了国家领域的空间个性和内部制度的持续性固守；以多样性空间的任意轨迹解构它们立足于稳定、孤偏的位置而构建的战略世界。正是由于社会组织和行为对空间、环境的高度开放，使其由以往那种时间延续性力量见长，并因此得以超稳定维系和发展的历时态状况，逐渐为空间、外部环境多样性因素、力量的作用所左右，而呈现出更多的空间共时态特征来。

再次，伴随社会行为空间封闭的破除和距离缩略，人们的思想由以往注重代迭更替、纵向传承的时间之轴，转向注重横向并存、彼此互动的空间之域，生存境遇的空间意义超出历史承续的时间意义。福柯描述了这样一种时代景观：“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在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连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或许我们可以说：特定意识形态的冲突，推动了当前时间之虔诚继承者与被空间决定之居民的两极化对峙。”(30)当代社会时、空因素对于人类行为之影响机制及人们的时空思维反映，两者的互动性需要进一步解析。其中，一个突出的内容是，在社会组织的维系和发展中，在人类实践的组织和推进中，在人们的交往和行为互动中，横向并存的相互作用即空间毗连的互动关系及其生发的驱动力，远远大于由历史传承因素和力量在代际演替中形成的先预设后延伸、先创造后复制、先原因后结果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线性作用和机制。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更多维度的驱动力与前进方式，不是来自狭窄空间内封闭群体的代代相袭、陈陈相因的因果连环和历史滚动式延伸的线性推进，而是全球化开放、世界性互动、多种社会力量和文明因素参与、互渗、共振、合力的系统演化和多向度发散。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时间已经在现代性的社会空间中消失了。除了工作时间以外，生命时间已经失去了其形式与社会利益。经济空间使时间臣服，政治空间则由于时间威胁其既有的权力关系而加以抹除。经济的，以及特别是政治的优先位置，引致了空间相对于时间的崇高地位。”(31)他的这一时空解释及其价值理念十分深邃，但意义吊诡而远险；关键是如何理解源自社会行为方式嬗变的时空关系变革。

高科技支持的当代经济，以其不断提速大大地战胜和克服了社会行为的时间限制，就像量子计算机、光子探测和通讯设备那样一些几乎让时间占有无限小的行为手段，让时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大大弱于空间，因而无论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社群乃至个人之间的竞争和发展，聚焦于领土、领域、位置、平台、前景等空间因素的占有、开发和利用。我们的时代好像彻底颠覆了马克思在工业社会初期关于时、空关系的一个基本论述：“用时间消灭空间”；正好相反，今天的情形恰恰是“空间臣服了时间”！这里的历史奥秘，不是时间退出了社会行为领域，而是社会行为方式以其多维面的空间变革，节省了人类实践在克服空间距离、超越空间差异、摆脱特殊空间制约等方面所受的时间制约与所需的时间代价。并且，它们完全不是马克思所指的仅以交通速度的提高、单位时间内跨越空间距离的增加这样一种“节时”与“缩地”的方式实现的；而是通过社会行为空间的特殊生产、特殊建构、特殊组织和特殊利用，经由空间的自身变革和转型而实现的对时间限制一定程度的超越。因而从“用时间消灭空间”到“空间臣服了时间”的历史转型，意味着人类生存空间的格局、秩序和形态的变革，意味着社会行为进而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这种情势，不仅是空间力量及其运动方式，对时间层面的历史力量和纵向运动方式的大幅度消解与替代，而且是社会行为严格空间边际的淡化，人类历史不同形态相互开放与彼此连动的增强，以及其中多因性、多样性、耗散性、突变性、分型化的系统勃兴。因此，社会行为由以往顺应对称性因果时序的纵向传承、递进，转型为依随空间因素不对称互动矢量而横向共振、并进，踏入了一种“后传统”境界。吉登斯敏锐而深刻地觉察到了这一崭新历史景观：“后传统社会是一个终结，但也是一个开端，是行为和经历的一个全新社会世界。……这种社会秩序是一个全球社会，它不等于世界社会，而是‘模糊空间’意义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社会纽带不是从过去继承而来而是必须被制造出来——在个人层面和集体层面上，这是个十分令人烦恼的苦差，但它也可能带来极大的报偿。在权威方面，这种社会是无中心的，但在机遇和困难方面却又是有中心的，因为它聚焦于新型的相互依赖关系。……在人际关系领域中，向对方敞开胸怀是社会团结的条件……在全球性世界秩序中伸出‘友谊之手’从伦理角度来看是不言而喻的”(32)。这种人类社会发展新态势，不仅再次确证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空间机制，而且也新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强调的尊重文明多样性、发展相互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历史观和价值原则。因为它们都是空间社会观的科学认知方式和逻辑思维的辩证叙述与真理性结论。

最后，社会行为空间意义的强化，导致空间对时间的逻辑重构。全球化中各类社会群落活动的高度互渗和敏感联动，使“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33)。社会主体及其行为摆脱了空间直接作用的局限，超越了互动的地域性限制，不确定地在时空维度上联结和延展，造成社会交往的时空错位与异时空套嵌，致使社会因素空间联动形成的内驱力，远远超出来自历史发展的纵向规制力，并且让这些历史因素在更宽广的不同空域中接受人们的多重选择和再创造，在效度和作用方式上释放着空间因素对历时因素的制约。在生活世界，空间因素对于时间因素有了意义的优先性和矢量的权重性。福柯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互相联结、团与团之间互相缠绕的网络，而更少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经过时间长期演化而成的物质存在。”(34)显然，他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当代社会行为方式的空间优势，认定了空间因素并置互动关系的意义超过了时间因素先后相继关系的意义。在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是流动的空间和压缩的时间，是空间组织了时间而不是相反。人们不难从社会行为方式的时空关系转型甚至易位的事实中，体验、理解空间关系对于组织和建设生活世界的权重意义。在这样一种空间优先于时间并组织时间的实践活动方式以及主体对此的时空体验支持下，人们的时空思维发生了相应变革，由以往的时间主导转向了对空间主导的认可与理解；其逻辑机理如迪尔所言，当下是“空间范畴和空间化逻辑主导着后现代社会，就如同时间主导着现代主义世界一样”(35)。这种行为方式的时空关系变化，使人们突显了从空间秩序、结构、作用机理去揭示和理解社会行为方式的内在依据和逻辑关联。对它们可以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和解释，但其主旨依然如美国学者萨克所揭示的：“空间的处所影响行为，距离影响互动，形式影响功能。‘所有物质规律都具有空间信息和对空间条件的解释’”(36)。这也就是说，虽然社会行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但它们最终都要在物质运动与时空形式的物理学关系中获得解释，都必须在物质运动过程所发生的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中展示行为方式的特征及其时空法则与意义。

①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67页。

③亨利·勒菲尔：《政治与空间》，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④列斐伏尔语，转引自迈克·迪尔《后现代血统：从列斐伏尔到詹姆逊》，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页。

⑥大卫·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37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页。

⑧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

⑨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第22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11)大卫·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390～391页。

(12)迈克·迪尔：《后现代血统：从列斐伏尔到詹姆逊》，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87页。

(13)凯文·凯利：《失控》，陈新武等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86页。

(14)凯文·凯利：《失控》，第276页。

(15)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编著：《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赵延东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255页。

(16)大卫·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394页。

(17)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1页。

(18)查·戴维斯：《虚拟空间》，载弗兰克斯·彭茨等编《空间》，章邵增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19)梅洛-庞蒂语，转引自查·戴维斯《虚拟空间》，载弗兰克斯·彭茨等编《空间》，第72页。

(20)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第121页。

(21)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编著：《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第258页。

(22)佛教经典《仁王经》中提到：“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算得事相的生成消灭率为每秒216，000次，或说每次生灭约4.6微秒，喻事变之疾、历时之短。

(23)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编著：《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第252页。

(24)亨利·勒菲尔：《政治与空间》，第110页。

(2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16～417页。

(26)萨克：《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一种地理学的视角》，黄春芳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28)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396页。

(29)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第299页。

(30)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31)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54页。

(32)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第134页。

(3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34)转引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9页。

(35)迈克·迪尔：《后现代血统：从列斐伏尔到詹姆逊》，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99页。

(36)萨克：《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一种地理学的视角》，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