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张文木的新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以下简称《分析》），情不自禁就要想起一百年前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95年5月韦伯在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曾发表过一篇著名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在这篇演讲中，韦伯对德国统一后德意志民族中滋长起的“政治市侩主义”，曾经忧心忡忡，“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民族统一完成以后德国充斥‘政治厌倦症’，新生代德国市民阶级尤其钟情于一种德国特有的‘非历史’与‘非政治’的精神，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保太平世界。” 19世纪末的德国不仅完成了国家统一，而且在经济上也获得了长足发展、迈入了欧洲“发达国家”行列，这样一个德国为何在韦伯眼中竟然一无是处？韦伯的担忧并不在经济上，他反对的恰恰是那种“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因为经济主义所兜售的“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正在“腐蚀着人的天然政治本能”，使人们看不到经济背后更根本的政治利益。 韦伯所意识到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或者说政治经济学，乃是这样一种情况，“说到底，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权力的斗争，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政治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这里所说的政治并不是那种某人或阶级在某一时期碰巧执政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 韦伯因此大声疾呼：在德意志民族实现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后，德国人并没有到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相反，如果没有更高的政治目标来统摄德国的未来发展，那么，眼前的成就会成为过眼烟云，摆在德意志民族面前的，因此是要加紧打造一个新的“政治民族”。
韦伯所期望的德意志民族，是要学会从政治的角度来考量自身前途，有这样一种思考习惯的民族，才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民族。值得指出来的是，韦伯对德国政治市侩主义的批判和对德国成为政治民族的呼喊，是针对德国处于自身历史的一个特别时期而发的，在德国实现国家统一和初步的经济发展后，韦伯所担心的，是德意志民族忘记在这一“转型时期”，还有更重要的政治目标等着德国人去开拓进取。把韦伯在百年前对德国民族政治不成熟的思考，放到百年后一片对“中国崛起”的鼓噪，当下中国的经济政治现实、及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与之有什么样的感应呢？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十余年之后，不能不说，在经济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相应于自鸦片战争以来长达百余年的积贫积弱，20世纪末以后所出现的长期性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也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较为特别的阶段。但经济增长本身是否就已经就表示中国已经“崛起”了呢？在经济成就的背后，是否又潜藏着不为人知的政治的社会的或者经济本身的问题与危险？非常遗撼，稍微留心便会发现， 韦伯百年前所说的德国人的“软乎乎的幸福主义”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未尝不是百年后一个东方国度的现实情景。从学术思想来说，认识到中国已处在自身历史的新阶段、实现战略思维转型、并因此致力于从宏观上对中国未来前途作深远筹划的人，并不是很多。所幸张张文木是个例外。
资源需求及其保障手段，是他《分析》一书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因此，海权，尤其是中国海权，便是张文木的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21世纪到来、中国进入新一轮文明复兴后，为什么必须重视海权问题、又应该怎样落实对海权的重视？张文木对此在《分析》一书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见解。
不言而喻，张文木对中国海权的剖解，是一种政治考量而非其他。大概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学术界兴起对“综合国力”的热衷，在对“综合国力”的讨论中，经济与技术----或者更简单地说，国民生产总值（GNP)被看成了是最基本的要素。张文木对这种以经济、技术为中心的“综合国力”论大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文明兴衰与国家存在的根本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必须摆脱“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学会从政治角度来看待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意义，因为，从大国兴衰的史来看，“国家强盛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技术和财富的增长，而是技术和财富在国家政治尤其是在其中的政治暴力部分中的有效运用。” 所谓“政治暴力”便是指国家的军事能力，这才是“综合国力”的核心成分和国家强盛的主要象征。一个武备松驰、军事上软弱的民族，不仅难以有发展，连自身的安全都会无从谈起。张文木的这一判断会让那些习惯于人文性思维的朋友不太入耳：“发轫于近代英国而又漫泛迄今的资本全球化，如果不考虑战争间歇期出现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的话，那它在现实中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相反它倒是民族国家间极冷酷的淘汰过程。被淘汰的不一定都是经济不发达的和‘文明程度’不高的民族，它更多地是那些不思武备的民族。”
决定历史的既然不是GNP而是国家的军事能力，那么，什么样的军事能力才能“决定历史”呢？一切知识都是历史中的知识，张文木引用马克思关于“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论述，认为征诸人类既往生活史，在英国开启近代“资本的母国”即经济全球化的先河后， 原先相离散的世界慢慢变为相关联的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世界历史”的阶段，原先陆权与海权共同决定历史的时代因之结束，而代之以海权决定历史，哪一个国家民族控制海洋的能力强，哪一个国家组织对外贸易和回收利润的能力也就越强。英国是全球化和海权最早的实践者，“日不落帝国”的崛起就是海权决定历史的最好证明；而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也是因为从海上战胜了英国西班牙等国。对于近代世界来说，全球贸易与资本的扩张，所造就的乃是这样一种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从海上说，就是以印度洋为中心，以太平洋和大西洋为两翼的构造；从陆地上说，则是以大中亚（整个中亚、南亚和中东地区）为中心，以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为两翼的构造。” 围绕着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往日霸权国家的海洋权力争夺，命中注定走不出这一定势：“如果把英美这样的海洋国家比作‘矛’，那么其争霸路径基本上就是：遏制两翼，围堵中亚，死保印度洋。” 将世界地缘政治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并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看待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确是《分析》一书的精采之处。
近代世界海权，在张文木那里，不仅仅是泛泛而言的国家强盛的有力支撑，“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国家海权而非陆权的扩张是同步的” ；从他对公民国家主义的梳理主张中还可以看出，它还是体现着国家现代性的所谓公民社会的保证，“对于一个大国来说，非市场经济国家，不会有可持续的现代议会民主制度；贫穷的市场经济初期的国家，不宜于建立成熟和完全的议会制民主；最后，没有海权，从而不能将战争远远地推向海外并将世界资源和利润源源不断地送回本国，则不能坚持和发展议会制民主。” 海权所指向的，因此并不简单只是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更内在和深厚的，其实是整体意义的现代文明。海权在近代世界，正是一种催动民主政治、市场社会的“前进动力”。
对于大国来说，没有海权就几乎没有一切。这句武断的话，无疑真切地反映了一些大国的现代命运。处在世界海权地缘政治体系中心印度洋的大国印度，对此就更有体察。在印度洋先被伊比利亚国家、后被大英帝国控制的近世几百年间，印度被迫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在二战结束印度获得独立后，它又不幸在英国操纵下被肢解。痛苦屈辱的国家历程使首任印度总理尼赫鲁认识到：“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尼赫鲁的这句话常被人们引用来证明印度有霸权思想，实际上，正如张文木所指出的那样，它不过是对印度所处的独特地缘环境的自然认识，印度如果不能有效地在资源与地缘中心的印度洋建立起国家安全的屏障，那么印度就永远不会有舒心的未来。印度的这种内在不安，在首任印度驻华大使、印度现代海权理论的奠基人K•M•潘尼迦那里曾有很好表述，他在其写作的《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一书中，就非常明确地认识到，“考察一下印度防务的和各种因素，我们就会知道，从十六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海权的战场”，而“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控制了印度。”
从近代世界大国兴衰的角度来看海权，中国毫不例外也处在“海权决定历史”的命运链条中。中国近代一步步沦为外国的殖民地并最后导致帝国四五分裂，国家衰亡的缘由很大成分上，就在于海上斗争的失败。两次鸦片战争、1895年的甲午战争，都是在海上打起并首先在海上败北，由于无力御敌于海洋，作为大陆国家的中国也就失去了安全屏障，从而也就几次失去了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革、实现国家转型的时机。海权对中国国家命运的影响，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不能用账房先生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国家利益”。 单纯从GNP来看，“1820年中国GNP占世界的32.4％，大概是同期整个欧洲的1.2倍，但结果是20年后即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了。1890年中国GNP占世界的13.2％，是同期日本的5.3倍，但五年后即1895年中国又让日本打败了。”
一个没有海上影响力的国家肯定不能崛起，一个不能有效保障自身海洋权益的国家也不能名副其实被称作为大国。大国兴衰史与中国自身在近代的惨痛经历，都提醒中国人必须重视海权问题，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强调“中国海权”，却又明显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意义。
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安全边界在今天已经显著扩大，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领土安全范围。张文木因此在书中特意区分了两个概念：安全边界与边界安全，“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保卫的程度”，而“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 与人们一向认为的安全只是国土安全不同，张文木指出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国家转为市场经济国家后，国家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已不象以往那样相重合，在利益边界延伸到海外的情况下，安全边界也相应已经延伸，“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国民经济重心移到东南部地区。如果说中国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国防工业是中国生存安全的重心所在，那么，中国的东南地区则是我们国家发展安全的重心所在，既如此，中国的安全边界就绝不能与中国的东南沿海重合，至少要扩展到台湾以东海区。”
同样还是“中国”这两个字，在张文木眼中，它已经有了与以往相比大不相同的内涵，其间的区别，是“中国走到今天，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已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中国的概念已经是个世界的概念，中国已不是过去封闭体系中的国家而是与世界联为一体的和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因此中国这时所面临的矛盾也就不是生存意义而是发展意义上的矛盾”。 从只要保障生存到还需要保障发展，中国在国家安全上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在随融入球化程度加深而减小，相反却在加大。也就是说，实际上，经济越发展，对外贸易与资源依赖程度越高，国家利益越向世界扩展，国家安全也就越脆弱。在今天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近一半，石油进口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越大越大且大部分都要通过海上运输的情况下，没有相应的国防能力尤其是海上作战能力相匹配，国家发展的主动权就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他说：“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能源安全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和军事问题：它不仅与国内供求矛盾及其对外依存度相联系，同时还与该国对世界资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相联系。” 基于此，张文木认为，全球化应当包含自卫手段的全球化：“我们讲的全球化应该也包含自卫手段的全球化，利益走向哪里，我们的自卫手段就应该走向哪里。”
从大国兴衰经验教训总结及当下中国所需要的安全边界这两个层面，张文木得出了加强中国的海上行为能力之不可缓行的结论。那么，到底要多大的海权，才能满足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需要呢？张文木提出了“有限海权”概念。
主张追求“有限海权”，还是来自于对历史的解读。张文木非常注重从国家兴衰与战略成败中汲取灵感。那些影响一时、被他看重的大政治家、战略家，如拿破仑、俾斯麦、基辛格等，他们的战略智慧常被他引用。特别是俾斯麦，在通过两次战争促成了德国统一，此后却开始收缩战线与欧洲和好而不再出击，张文木从中悟出大国的成功，很大部分实际上在于大国的节制之道，他认为：“俾斯麦外交思想的精华在于：在主权问题上不惧挑战，敢于果断使用武力；而在国际问题上则准确把握大国间的利益边际；在大国竞争中绝不透支国力。” 任何国家实力再强大，但使用无度，都难免会有透支导致溃败的时候，俾斯麦之后威廉二世与希特勒的穷兵黩武政策，正好与俾斯麦的小心谨慎形成了明显对照。大国并不是不能使用武力，但如何使用、怎样才算适当，成败系于一念，而这一念就决定了大国的命运，也决定了政治家的命运。
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及美国在尼克松时代的战略收缩，等等案例使张文木在论证中国海权时，也出言慎重，他从“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的历史经验中，得出中国的海权追求同样应深谙节制之道。 “中国未来50年的国家发展目标是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中等发达国家，与此相应，此间中国的海权还只能是有限海权，其覆盖范围主要限于中国台湾及南沙群岛等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海域。” 因此，那种霸权式的海权追求，于中国并不相宜，不管如何发展，中国都不应搞世界扩张。他说： “不管是无限制的中国海军扩张还是基本放弃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这对中国的未来而言，都是灾难性的意见。”
张文木对中国海权的以上思考，总体来说，是厚重而实在的，姑且不论其是“过”或者“不及”，从他的笔下所展示的世界历史，以及对中国未来前途的独特运思，都有独特的思考。这也为我们把握世界政治、以及处在世界政治生态系统中的中国国家命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新观察视角。《分析》一书的这些在笔者看来是有益的理论贡献，与张文木所坚持的学风密切相关：
在研究方法上，张文木强调实学而非理学空谈。他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分析，充满了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底蕴。他以资源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并由此分析大国兴衰规律。人类生活是实实在在的，吃喝拉撒看起来没有学问，但国际政治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围绕着人的这些基本需要展开的。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占有程度，往往构成了文明更替和大国兴衰的主要因素，“对一个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当国家生产力在资本的推动下发展起来并使生产对资源有越来越大的需求的时候，发展，若没有滋养这种发展的资源支撑，就会变异为一种破坏自身的力量，国家经济及国内社会就会发生危机，严重的还会发生带有暴力性质的社会动乱。” 由此，张文木得出结论：“资源是地缘政治学说演绎的逻辑起点。”
其二是鲜明的国家立场和民族情怀。张文木关注和思考的是“中国问题”，中国有什么事、它需要什么办法去解决，这构成了张文木的问题研究的切入点。这与当代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普遍仍处于迷信和引介外国理论的情况不同。有人形容，中国的那些研究国际政治的知识人的头脑，成了美国思想的跑马场，不能不说这也正是当今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一真实写照。如何从这种现状中走出来，张文木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其中奥秘，无非一切从中国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或者用理论，尤其是外国理论硬套中国现实。张文木对中国海权问题所作的精彩阐发，无疑也提醒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国际政治和战略的人们，要养成从中国出发看问题的习惯。中国立场和中国价值，是张文木在《分析》一书中特别强调的基本原则。
《分析》一书当然并非尽善尽美。从研究方法上说，张文木选取的是现实主义的思考路径，尚实力而非文教，文化、文明、价值观与国际制度，在他的视野中都是细枝末流，不能实质性地反映国际关系或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服务。这一路径无疑反映了过往人类历史中的许多具体现实，不过，在笔者看来，它却又有失偏颇。即便是西方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其实也并不仅仅讲实力，相反，文明与价值观同样是重要的一环。就以张文木所推崇的基辛格为例，这位著名的传统现实主义者，就一边谈实力，另一边又好谈“共同的价值观”，这一点在其《大外交》一书中，就有很好体现，欧洲近五百年来的那些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国际体系，都是建立在实力均衡与价值观互容的基础上。如同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一样，现实主义也必须处理文明和价值观问题，尤其是当现实主义中国化之后，它所依赖的智慧资源，就不再仅仅是现实主义所赖以产生的欧洲和美国经验，而要有中国本身的历史累积。在过去的上千年历史中，中国与东亚世界，同样构成了一种“国际关系”，在这个国际体系中，中国不仅施用了武功，同时也有着大量的文明渗透与精神怀柔，这一现在被称作为朝贡体系的中国－东亚“国际关系”，自然有别于同期的欧洲世界。作为一种文明传统，中国与东亚世界的关系，绝非单纯基于实力的现实主义使然，这一历史在一个普遍尊重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时代，显然不可能完全被复活，但是，究其重文化认同而反好勇斗狠而论，它对于处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世界内部关系，却仍有着积极的启示。这一点从东盟国间家越来越习惯于用协商解决内部争端、和中国与东亚世界重新建立起相对和谐的互动中，就可以略窥一斑。在未来时代如何重建东亚国际体系呢？张文木所看重的实力的逻辑，对中国这样一个文气深积的国家，无疑十分重要，但显然它又是不充分的。
值得一提的是，张文木在“自序”中，最先将自己的“不足”之处摆在读者面前。他说，“本书所研究的是国家战略，做这种学问不仅需要丰富的历史、哲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它更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两方面，尤其是后一方面，我明显感到不足。我的学术生涯大多是在学校和研究所度过的，这对我研究战略问题形成一定的制约，而这在短期内又不是凭书本知识可以弥补的。因此，我研究成果的价值可能在于一种视角或一种观念。未经中国现代化实践检验，现在真不敢断言，我关于战略问题的见解，正确和错误的成分都有多少。中外历史上如赵括、马谡及盖达尔等书生误国的事屡见不鲜，我经常警诫自己一生不要犯那样对不起后人的错误。” 张文木曾告诉笔者，这段文字是他思想的真实反映，他说：最贴近真理的学问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因此，他希望大家在阅读本书时，一定要结合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加以思考，并在新的实践中形成更好的和更贴近中国现代化规律的认识。”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