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意大利是与中国建交较早的西方国家，时为1970年11月5日。次年，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函，希望拍摄一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由安东尼奥尼执导。中国当时也希望打破封锁，展示自己，于是，外交部和国务院文化组委托驻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参赞正式发出邀请。1972年5月13日，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由弗利奥·哥伦布领队，安东尼奥尼摄制组到达中国。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林县等地拍摄了22天，完成了一部四个小时的纪录片《中国》。1973年1月，在罗马首映。因为这文革以来西方人第一次进入中国大陆拍摄，导演知名度又高，此片反响很大。美国广播公司花25万美元，购进这部影片在美国的公开放映权。当时，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部纪录片，引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政治风波。

陈东林曾撰文探讨风波的起因，原来是1973年5月17日，周恩来会见了美籍科学家杨振宁。杨振宁说，我不知道周总理是否认识安东尼奥尼，他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导演。去年来中国访问了很久，后来又拍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没看过，一般看过的中国人都不喜欢。后来，我看了一个比较左倾的小报纸，上面有一个中国学生的分析，我觉得很深入。这个人大概是个学电影艺术的，他说，这个电影表面上看不错，但如果你对安东尼奥尼过去的电影手法有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恶毒地攻击中国。

周恩来不认识安东尼奥尼，也不知道他来华拍摄的情况。他要工作人员查一查。但在场的记录人员对周恩来的吩咐并没有记录下来。然而，杨振宁的话还是传到了相关机构。当年12月11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有人就电影《中国》给江青和姚文元写信，姚文元立即批示：“转中组部业务组调查后写一报告。”17日，此人又写信说：“意所谓《中国》长片，是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立场观点上，极恶毒地诬蔑我国的反动影片，整个影片通篇把我国描写成贫穷、落后、愚昧、灰暗的样子，完全歪曲了我们伟大中国的形象，令人非常气愤。此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放映后，对我国影响极坏。为此，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给周总理来信，反映此片很坏。”姚文元再批示：“建议文化组调看影片，并会同中组部彻查此事，共同提出处理意见。”江青批示：“应严肃认真对待，并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12月30日晚，在北京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调看了《中国》。1974年1月9日晚上，江青在国务院文化组的会议上说：“你们给意大利人搞的那个坏片子，我看了很生气，奇怪的是那样的坏人，是我们自己人请来的。”1月16日，江青再让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看《中国》。并点到驻意大利使馆，说：“这个大使要撤！”

周恩来感到被动，调来了广播局关于《中国》的拍摄档案，发现自己与杨振宁谈话要求查查的指示没有被记录。于是叫秘书摘抄了他与杨振宁谈话的有关部分，并在前面写道：“我因不识此人，不知此事，故告当时参加谈话者查查，记录非熟手，未记入。供中组部查核此事时参考。”

由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挂帅的联合调查组，于1974年1月30日向中央提交报告，将此事说成外交工作的右倾投降主义。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沈平被召回国，进了学习班。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新闻司司长彭华也被批判，做检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此后，批判文章连篇累牍，持续了一年多。直到江青倒台两年多以后，197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才转发了外交部的报告《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给这场风波划上了休止符。

最近，我重新观看了这部纪录片，感觉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百姓的衣、食、住、行、文体生活和精神面貌。比起中国自己拍摄的新闻简报，保存了更多的历史信息。虽然导演是在颇受约束的条件下拍摄的，但叙述心态相对平和。他们不肯按照中方的基调刻意美化，但也没有刻意丑化。有一些温和的议论和批评，只是出于价值观的差异，而非出于恶意。但当时中国处在唯我独尊的心态中，只希望听到来自外界的赞美，于是，并不反华的安东尼奥尼，被打成了“反华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