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通过经济学的方式来分析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十多年前我开始在经济类报纸上写专栏，被批评得非常多。因为跟主流的看法不一样，因为我用的是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事与愿违的学科。我们通常的观点是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见到坏事，就是坏人做的，我们将坏人找出来、这个世界就会变好。而经济学不是研究这个，刚好相反，是好心人为什么会做坏事，自私自利的人为什么做的事会变成好事，一些好的规定、用心良苦的规定或者政策，为什么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最简单的例子，当一个人怀着“搜寻最便宜的苹果”的目的走进市场的时候，因为市场增加了一个需求者，苹果的价格上升。这就是事与愿违。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一刀切地进军各个领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货币、理财、会计等，还要研究非货币的因素。我们说成本，大家今天来这里听这个讲座的成本是放弃了最大的效用，未必是货币。你们可以选择睡懒觉、或者是跟家人郊游的愉快。当经济学研究战乱时古董为什么会流到外面，为什么人会变得浮躁和无奈，所有这些可不是货币因素。经济学也研究风俗、法律等。为什么男女要结婚，女的为什么要进男家，为什么要有礼金。北大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以法律为研究对象，不同部门的各项分立的法律，人们看不到共同的地方，法律经济学用一致的眼光分析它们的共同点，把它们串起来。还有政治规律，换而言之经济学也研究政治的行为、民主的行为、投票的行为。问一个问题，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都要做无数的决策，到底这个衣服是要做成蓝色或者是绿色的，到底我们的医疗是不是要免费、教育是不是要免费、到底向谁免费。所有这些公共决策的特点，第一是有约束条件，东西不够，这个布做了蓝色就不能再做绿色的，所以逼着一定要在有限资源下做一个决策。什么时候为什么用市场来决定，什么时候通过政治和政府来决定？市场的方式是称钞票，谁出的钱多就按照谁的意思做。但有时称选票、称读者来信，谁的声音大听谁的，这是政治的方式、非市场的方式。所有的决策也不外乎是这两种，一个是市场决定，一个是按照意见来决定。这个意见是怎么表达、怎么汇集的，在美国可能是选票、在印度是选票，在中国则是通过民意，通过人大代表或者是媒体等。不管怎样，这两类决策机制有什么不同？经济学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
贫富分化的经济学分析
我们先来看看贫富分化问题。有很多学者，甚至包括不少经济学者，他们认为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他们衡量贫富分化的一个办法就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说最多的财富由社会里百分之几的人占有，通过这个比例数字，基尼系数越大证明财富分配的悬殊程度越严重。通常有一种说法，是说基尼系数到了哪一个临界点，社会就会发生什么不安，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水平，就要进行财富的再分配，来降低贫富悬殊的程度。我对这一整套的说法有很多的意见。
首先是基尼系数本身的问题，它本身衡量什么、计算的方式是什么，它是用刹那间的收入来计算的，而不是用终生的收入，它是说此时此刻我的收入跟诸位的收入的比较。假设这里是北大课堂，台下坐的没有一个人超过18岁，我站在这个课堂、在这个社会里基尼系数是怎样的，贫富悬殊是怎样的，当然是非常严重的。我上一堂课上千块钱，在座每一个同学不仅没有收入，而且还是负的，都是父母给的。这样计算下来，这一刹那、这一秒、这一时间片断，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财富悬殊是非常严重的，但是这样的衡量是不准确的。它取决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课堂里的人口结构和各个人的收入模式。什么是收入模式？我经常跟北大的同学说，在座每一位同学都是百万富翁，而且已经是百万富翁，为什么？我经常说北大校园里走的每一个都是百万富翁，你可以折现一下，终生收入是多少，毕业之后的收入是多少。
有人说过一句话，美国只有两种人，富人和穷人。这种说法是非常不正确的，因为很多穷人他们也是年轻人，他们将来会变富的，会比站在台上的老师富裕得多，那是终生收入的概念。看看今天中国的富人，随便用什么角度来衡量，20年前是什么样的人，是穷人。再看当年的穷人，美国最早期福布斯首富排行，名字是好多“福特”、好多“洛克菲勒”，因为是一个家族里好几个。但现在他们还在榜上吗？不在。看贫富悬殊的重要问题，不是从时间片断的刹那来看，而应该是终生看。就像体重一样，体重悬殊程度如果从终生来看其实是很低的，即使是胖子和瘦子，如果是一刹那，可能是非常大的。
再看收入模式，有些人很早就有收入了，有些人的收入模式是高峰马上下来到零，这种人是什么人？体育明星、歌星，他们是要吃青春饭的，所以他们的竞争非常激烈。然后还有性别，男性和女性的差距也很大，一个最红的男明星，比如说电影明星，和最红的电影女明星，市价差多少，谁高谁低？男明星要比女明星差不多高一倍，这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男明星耐用。就像是石头房子比砖房持久，老男人耐用，但女人贬值就快。有些人的收入一生是平的，初中毕业之后就做了出租车司机，就开始赚钱了，这个时候收入要比很多还在读博士的人高多了，一开始在高位，但是一直都是这个位置，不会涨。读医学、读博士，40岁才开始出来工作，你前面都是负债，但此后他的收入是递增的。有一些行业是很平均的，比如说会计，每一个会计基本上工资水平都是相当平均的，因为技能是标准化的。有一些技能是赢者通吃的，乔布斯一个人赢出来，比尔•盖茨一个人赢出来，所有人都败了。肖邦钢琴比赛第一名和第二名有什么区别，我们可能听不出来，差别是非常小的，但是一旦决出胜负，第一名出了唱片，挣大钱，谁还会记得第二名是谁呢？这是竞争模式。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计量度和计量方式。基尼系数是以钱算的，大饥荒时饿死人，饿死了算负数还是零，负多少？没得算。有一个有趣的研究，整个世界在非常好景的时候，比如说1929年大萧条之前，还有就是近十年，非常好景的时候，基尼系数全球是非常高的，因为一些人的财富集聚了很多，是可衡量的，差距是大了，但是所有人收入都上去了。你再看二战时期，基尼系数很低，为什么？因为可衡量的财富总量很少，差距很小。人民公社期间也是这样，我家比你家富裕很多，差别在什么地方呢？我家有一个手电筒，手电筒当时属于电器，你家没有，我家多两块番薯，而你家没有。基尼系数差别很小，但是实际的结果是饿死人。生与死的差别。
现在这种推导说基尼系数很大，贫富悬殊很严重，要进行财富再分配。而我的观点是基于基尼系数的衡量很有问题，贫富分化可能很大，但是我们要区分的关键是最后一点，“不平”还是“不公”。要反对的是哪一个。苹果手机在北京推出那天，大家排队将玻璃门都挤破了，苹果公司扫地的人，我相信都比外面排队的人有钱。为什么大家还争着给他钱，这不是进一步恶化不平吗？但人们不在乎这个不平，因为他觉得“公”，苹果公司做的产品好，人们愿意加剧这个不平，这是公而“不平”。有很多“不平”是因为“不公”造成的，我们的行政垄断，我们的贪污腐化，我们的官员问题，还有各种制度的问题。这些不公摆在那里，这些“不公”会产生“不平”，但是“不平”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所以我的看法很简单，你首先要区分到底是“不平”还是“不公”，要反“不平”还是反“不公”，如果反“不平”的话就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如果你要反“不公”的话，就不需要看基尼系数，不需要绕这个弯子，你就直截了当地去反对这些“不公”好了。当然，胆量问题、代价问题是有的。我们也可以不断呼吁，政府放开更多的管制，让市场来说话，不要国进民退等。
用经济学视角分析民粹
下面谈一下民粹主义。英国哲学家边沁的一句话，社会要追求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最大幸福。大家都喜欢这句话，流传很广。但这是一句废话，空洞无物。
什么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假设社会上有3个人，收入分别是2、3、4，如果发生变化，成为1、2、8，有一个人的收入极大化，但是多数人的幸福都减少，这时虽然社会的总收益增大，但大家说不算。如果从2、3、4变成3、4、1，有一个人极大受损，从4变成了1，这是不是整个社会多数人的幸福？斗地主、土改，把公司国有化，最后一个资本家都没有了，这是中国的经历。虽然这样大部分人都好了一点点，但这显然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如果从2、3、4变成4、6、0，这是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呢？也不是。如果从2、3、4变成4、6、8，大家说是不是呢？大家说是，但是我说还不是，因为贫富差距变大了，以前差距是1，而这时差距是2，有人抱怨贫富差距拉大了，大家也不幸福。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这背后是一个数学的原理，也就是说当你说最大化时，永远只能保持其它所有的要素指标不变，最大化一个指标，那才叫最大化。不可能同时最大化两个指标。永远记住这个基本的逻辑。
所谓民意、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什么？哪怕是再简单的东西，只要大家一起选、一起投票，有些人喜欢这样，有些人喜欢那样，就永远投不出结果，永远投不出所谓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是阿罗的“难能定律”，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展开，这是一个拿诺贝尔奖的基本定律。最终推出什么结果呢？取决于召集人、会议议程，为什么召集人、会议议程那么重要，他怎么问就会得出什么样的答案，这是公共选择定律的基本含义。
我们都很关心民意，觉得什么事情都通过民主的过程来决定，就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事实上你看一看，我们身边绝大多数好的产品，可不是通过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的。这些多是独裁，是一个人决定的。苹果公司所有人都反对，乔布斯就要做成这个样子，他是偏执狂，他说键盘做出来漂亮到让用户有冲动去舔一下。汽车怎么设计，不是大多数人决定的，脑科手术怎么做也不是大多数人决定的。大多数人决定的事情也不等于就是有效的。
当然中国有一个民主化进程，路要走很长。我们看很成熟的民主国家，美国、英国，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长期以来，他们不断地推出对经济有害的政策，关税、最低工资、物价管制，层出不穷。为什么民主进程不能制止这些错误的经济政策出台呢？这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假设，是认为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的时候是对的，总能纠错，总能回归到正确的道路上。
问题就出在这个假定上，不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都对。这是因为在市场中人们的行为和政治中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买一个东西，做一个行为决定，带来的收益有两个部分，一个是“面子”，感觉好，第二是“实用”。
在称读者来信的场合，在称选票的场合，人们主张的东西多是感觉好的。穷人该不该得到免费教育，就是应该。你说这句话时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公共知识分子也这么说，很多人鼓掌。抵制日货的游行中，大家都在喊抵制日货，但是拍摄的人都用什么相机？他们扔掉了吗？在网上发帖的人用什么电脑？行动和言论之所以出现差距，在于他们若付之于行动，就得自己承担后果；若只是口头空喊，那就要多爽喊多爽，基本上无需承担后果。
什么是“民粹”？就是任何事情由大多数人决定。市场可不是这样，是少数人决定生产，再看消费者愿意不愿意买单，用钞票买单每一个人都是有代价的，扔相机、砸相机是自己真正要承受的，钱用在这里就不能用在那里了。而政治市场、言论市场，因为成本接近于零，所以大家追求的是“面子”和“感觉”。也就是说，在市场上大家讲究“实用”，而在政治上大家讲究“面子”，这是市场和政治的差别。
经济学家需要考虑成本
社会上很多所谓民意的呼声，是不考虑成本的。而经济学家是要考虑成本，是要考虑看不见的效果。而这个时候，民主的呼声，民意的呼声很高，不可阻挡怎么办？宪政。
“宪政”是限制什么东西可以拿去民意投票，什么东西不可以拿去民意投票的原则。我娶老婆，娶谁是不能拿来讨论的，这就是“宪政”。大家觉得这很简单，理所当然啊。那我再问，我家里请一个保姆要不要大家决定，大家又理所当然地摇头不要。错了。即使在美国，家里请一个保姆，是要全国人民决定的，为什么？因为美国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最后规定了劳动要有资格。所以进入美国有各种各样的签证，有学生签证，这是不能工作的，非法移民不能工作，所有这些都是有规定的。在美国你愿意出卖劳动力，有人愿意请你做保姆，穷学生愿意帮别人做一点事情，或者留学生的家属愿意给别人做一点事情，但这是违法的。“请保姆”和“娶老婆”本来是一回事，但是投票出来的结果，就是法律侵犯个人工作谋生的权利，就是侵犯个人与他人缔结自愿合约的权利。贸易堡垒目的是保护本国一个落后生产者的利益，这些不合理的政策，在民主体制下最后还是出台了，而且不断出台。即使美国这样的国家，由于宪法还有漏洞，也没有完全堵住。
我们要引进民主，听民主的声音，但我希望在民主建立之前先要建立的是“宪政”，我们要区分什么可以通过投票决定、什么不可以按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很多人以为英国和美国先有“民主”后有“自由”，但是实际上英国在投票权扩展到大多数的男性之前，就先有了几百年“自由”的历史。美国可不是200年，而是有400多年的历史。美国有漫长的殖民地历史。美国有今天，不是“因为”有民主，而是“尽管”有民主。他们早就有了私产保护、有限政府、言论自由和独立司法。有了这些之后，“民主”才会受到控制。这是我要讲的“宪政”概念。（薛兆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来源: 南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