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2日，北大国发院MBA讲坛第59讲暨北大国发院MBA项目宣讲会举行。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兼职教授、国发院原法律经济学教授、北大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原联席主任薛兆丰的演讲整理。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交流，谈谈“我所喜爱的经济学”。首先，我想对这个题目作个说明。
我1998年开始给报刊写经济专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文章中都刻意回避用“我”字。因为我对经济学的态度是：我是一个学习者、运用者和分享者，如果足够幸运，还有可能成为一名贡献者。在经济学面前，“我”没有位置，也不需要有位置。我写的文章介绍的是经济学思维方式，不是说“我觉得怎样”，也不是“你觉得怎样”，而是“经济规律觉得怎样”。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历的日渐丰富，我逐渐认知到一个事实：经济学可以有很多种。你讲的是经济学，他讲的也是经济学，相互之间时有差异，但都叫经济学。也就是说，思想的市场很大，即便同一个学科，每个人仍然可以有自己的方法论、理念和目标客户。因此，今天我来分享，特意在题目里加上“我所喜爱的”这几个字，意思是这仅仅代表我个人，不作为经济学的标准答案。
不论过去不用“我”，还是现在强调“我”，都是出于对经济学这门学问的虔诚、喜爱和敬畏。
定了这个分享的题目之后，我开始回顾和总结自己是如何在经济学的“超市”里“采购”的。我发现自己是无意识的、自发的、朴素的“采购”在先，有意识的总结在后。也就是说，我所喜爱的经济学的以下几个特点，是在长时间里逐渐形成的。
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胜过以“黑板问题”为导向
我喜爱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不喜欢以“黑板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
1. 北大和得到App讲课的启示
我2010年从美国回到国发院教书，第一门课是“法律经济学”，后来增加了“经济学原理”课。从一开始，我就保持一个习惯，每周邀请班里8位同学茶歇聊天，加上我和助教，刚好10个人。人不能多，才能保证每位同学都能充分交流。时间大概两个小时，聊什么都行。聊完以后，我就知道同学们是怎么想的，遇到了哪些用经济学的视角可以分析甚至解决的问题，然后我就把这些问题补充到课堂里去。
到2016年，罗振宇老师邀请我到“得到App”上开设语音课程，每天给用户讲10分钟经济学。每天10分钟就是每天3000多字的输出，当时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且我普通话不标准，说话也不流利。我们虽然是朋友，他还在帮我卖书，但我不想浪费他的时间，甚至拒绝见面。后来终于见了，我就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不是你要的人”。他回答说：“我请同事到北大课堂里旁听过你的课，觉得你可以试试，如果不符合我们的标准，那当然也不会让你上线。”
后来这门课终于在2017年上线。我是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对着麦克风一句一句地讲课。用户听到的每一讲的10分钟的内容，都是我大概1个小时“挤牙膏”一样挤出来的。剪辑师对录音进行鬼斧神工般的剪辑加工，再由产品经理优化，听上去就如行云流水一般。
这门语音课的用户来自不同行业。徐小平老师、马东老师、俞敏洪老师、大董师傅、王小川先生等等都在听。而根据这门语音课推出的教材《薛兆丰经济学讲义》——最近刚刚推出了修订版——的早期购买者中，还包括了一位地址是“某省某县某公路某修车铺的对面”的读者。
这些让我倍受鼓舞。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社会不同行业的人都来收听这门课，甚至喜欢这门课呢？我想就在于它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而不是以黑板为导向的。
你要把锤子卖出去，你得先把钉子拿出来，告诉顾客：看这钉子，这是你生活中必然碰到的钉子，是你工作中必然碰到的钉子；你再看我的锤子，这把锤子能敲这个钉子，那把锤子能砸那个钉子……这几把锤子，你都用得上。
绝大多数学习经济学的人将来不会继续攻读经济学硕士，极少有人再读经济学博士，而更少的人将来在大学讲授经济学。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应该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们，经济学可以用来分析生活的、商业的、社会的和工作中的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说，得先展示“钉子”，得以“钉子”为导向。
然而，经济学的教科书和教学法基本都是以“锤子”为导向的，很多教科书都是“锤子大全”，如数家珍地展示每个“锤子”的历史、争议、精巧之处、体系如何。这些知识，其实是立志将来也入行做“锤子”的人才会真正感兴趣，或真正用得上的。
我在攻读学位时，也学过不少“锤子大全”，也多少膜拜过一些制作“锤子”的精巧之处，比如需求曲线分为马歇尔需求曲线（Marshallian demand curve）、卡多尔-希克斯需求曲线（Kaldor-Hicks demand curve），还有斯拉斯基（Slutsky demand curve）需求曲线等。但这些概念上的精细区分，并不会导致它们对哪些具体问题的分析的差异。所以我后来就越来越关注那些与真实生活问题有关的经济学知识了。
2. 科斯的忠告
2010年夏天，我从美国回中国的前几天，当时正值百岁高龄的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1910-2013）邀请了几十位中国的经济学家到芝加哥大学开会。芝加哥大学的法学院院长用轮椅推着他进来，他准备了一张写在黄色稿纸上的发言。
他说：“今天这个会议非常重要，不是因为我的发言，而是因为你们的发言。原因在于，第一，中国的人口多，你们能撬动的影响力就大；第二，中国的经济学还没成型，没有完全走上西方经济学的道路，所以还有希望。”
在科斯的另外一次讲话中，当法律经济学的前辈 Richard Epstein 问他对当今年轻经济学人有什么建议时，他说：“我希望经济学家们的学习始于真实世界的问题，而不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沉醉其中的想象世界。（I would hope that the economists start off by studying real world problems, rather than the imaginary worlds the most economists seem to be delighted with.）”
3. 不带问题不学习
反过来，从学习者的角度看，也是要从问题入手，学习效率才容易提高，而且这样的学习才有意义。
在美国读书时，每门课老师都会指定海量的阅读文献，按照我以前的学习方法，先把文献读懂、读通、读熟，再去做题，那是肯定不行的。正确的办法，是先看问题，先看过往历次考试的老试题，带着这些问题去读书，这些书在你面前就一下子变得有意义了，可读性也大大提高了。
我的老师David Levy说，他们当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考博士资格考试时，也是这样的方法，老师也不在意让你们知道题库。为什么？因为那些问题老师也没有标准答案。但老师会从你的回答中掂量你的深度，从中选择心仪的学生。
现实生活中，有哪些人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呢？哪些“钉子”呢？比如：
1. 经济学如何帮助人们做选择？成本的定义是什么？
2. 如何帮助别人选择和确定专业？
3. 社会是基于哪些重要因素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
4. 人的工资是谁确定的？你怎么看待企业内部收入的差异？这些差异究竟是谁制定的？受到歧视怎么办？
5. 在企业里或在商业谈判中，怎么才能获得更大的议价权？
6. 你为什么要到企业里工作？打工好还是创业好？
7. 你怎么识别靠谱的人？你有什么办法让你的合作伙伴变得更靠谱？
8. 你怎么看待失业？
9. 你怎么看待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
10. 上司的意见和公司的理念相违背的时候，究竟是上司的意见重要，还是公司的理念重要？
这些都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都是开放的问题，但也都是经济学能够提供独特且犀利的视角的问题。我的经济学课就是和同学们从经济学的视角讨论这些问题。
以解释为导向，多过以改造为导向
我所喜爱的经济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它是以解释现象为己任、心存敬畏的经济学，而不是以描绘蓝图、改造世界为己任的。或者说，它是以解释“实然”为己任，而非以渲染“应然”为己任。
1. 实然vs.应然
实然，就是这个世界的现象，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这个世界运行的具体规律。研究“实然”，解释“实然”，是所有科学所应该具有的特征，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物理学家不会说重力加速度太大了不好，容易让人摔倒跌伤，生物学家不会说这细菌不好，容易让人生病，好的经济学家也不会简单地说钻石太贵了不好。相反，他们会研究重力加速度的规律，会研究在什么条件下会有失重现象，在什么情况下钻石价格会降低等等。
应然，是说这个世界应该变成什么样子，这个世界哪一点好，哪一点不好，不好的点应该消失。这是另外一些学问研究的问题。比如一些哲学主张人不应该异化，应该重建自我，应该有升华。什么是异化？什么是升华？这得看他们的定义，看他们各自营造的语义的世界。
但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是以可观察的行为作为依据的。
2. 微观动机vs.宏观现象
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说我这个人没有理想，没有热血，没有憧憬。我有的，但不会强调它，因为谁都有。正是因为谁都有，而且谁的都不完全一样，所以它才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因为世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多中心的，是博弈的，因为任何宏观现象都是无数微观的个人动机复合而成的。
教授走进会场，准备给大家讲课，却可能发现听众都坐在后面，前排空着。前排空着就是一个宏观现象，并不是哪个具体听众所能主导。他们都不想让前排空着难看，只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并不过分的个人的小要求，甚至是潜意识里的小偏好，那就是自己不想坐第一排，仅此而已。但如果每个人都怀有这样的偏好或称之为微观动机，就会出现会场前排空荡荡的宏观现象。
这就是我现在理解的世界，世界是多中心、多方博弈的。每个人都有一点点的私利和偏好，遇到问题，都有对策和一定的掌控能力，合起来就会产生宏观现象。要改变某个宏观现象，凭着学者口头上、笔头上的功夫是很难实现。
3. 解释世界 vs. 改造世界
前些年，北京堵车严重，我在专栏文章里建议过，实施拥堵费的办法能缓解甚至解决问题。这并非我的发明，一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A. C. Pigou就讨论过，99 年前Frank Knight 在 “社会成本的诠释中的若干谬误”（‘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QJE, 1924）这篇文章里就明确建议过。为此事，我还跟国发院胡大源教授的团队一起做过实地调研。调研下来才明白，拥堵费涉及的因素太多。这件事情也让我对改造世界变得更谦恭，改造世界绝不是经济学的逻辑通顺就可以大刀阔斧推进的，别太书生意气。
解释现象之所以比改造世界更重要，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在不了解事物内在规律时，你直觉的、朴素的愿望可能与规律相左，结果很可能事与愿违。我们可能不喜欢某个结果，但我们不知道导致这个结果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也就找不到有效的措施。
比如，在商业领域，我们经常看到商人会划分销售区域，跨区销售的商品，就被称为“水货”。“水货”不是假货，是真货，它只是跨区销售而已。海关打击“水货”，理由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它逃避了关税；但厂商自己也打击水货，这就难以理解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经销商互相竞争，打破区域间隔，货品便宜了，销量增加了，这对厂商和消费者不是双赢吗？美国最高法院就曾经判决这种分区销售限制是违反竞争法的。
经济学家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才开始明白厂商为什么要进行分区销售，表面上这是阻碍竞争和维护垄断的行为，实际上能有效地促进竞争。这背后就是真实的经济学分析，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使然。科斯曾经揶揄说，经济学家一遇到自己看不懂的商业行为，就往反垄断上去靠。这是很好的提醒。
我今后会在课程里给大家讲到很多看似大逆不道的反自由竞争行为，比如垄断、并购、最低零售价限制、分区销售、倾销、捆绑销售、歧视定价等等。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都有其合理之处，在以后的课程中会详细讲。
我还喜欢举另外一个例子。北京和上海两点之间什么路线最短？当然是直线最短。但北京到上海的高铁为什么不是直线？因为那样修的铁路不是最便宜的，至少是很贵的。为什么？因为目前这条奇怪的、弯弯曲曲的路线才是最佳的，它是无数人的利益、历史的沉淀、未来的考量综合起来确定的。
多年以前，我可能就是一张口就要把铁路修成直线的经济学学生，现在慢慢或许有了进步。
一般经济学理论，胜过特殊经济学理论
我喜爱适用范围特别大的“一般经济学理论”，不喜欢适用范围特别小的“特殊经济学理论”。
我指的就是阿卡姆剃刀法则（Law of Occam's Razor）或者叫简约法则（Law of Parsimony）。一个理论越简单，生效所需要满足的条件越少，它的解释范围就越大，解释力就越强，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就会被揭示得越透彻。
我为什么对法律经济学感兴趣呢？原因也在于此。我喜欢跟生活问题相关的经济学，喜欢对同一个现象给出不同视角的解释，法律经济学恰好满足了这两点要求。
法律经济学，不是经济法，也不是法学加经济学，而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法律现象的跨学科。它的起源是美国的判例法。每个判例都是真实生活中的问题，哪怕是几百年前的法律，判词里也把事实陈述得一清二楚，原告和被告以及他们的律师努力确保了这一点，比如“在一个八月的晚上的八点，天还没有完全黑，只要骑马的速度不至于太快，人们还是看得清路上的障碍的……”
在法律经济学还没有出现以前，法律是分不同部类，像孤岛一样各自存在的——财产权法、滋扰法、侵权法、合同法、婚姻法、刑法，各不相干。但法律经济学出现后，经济学家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把这些不同法律的内在关系都揭示了出来。
我在国发院讲授法律经济学课程时，曾经有一位经济学专业的助教。我第一堂课下课后，他就跟我说，经济学只能研究经济问题和商业问题，不能研究法律、政治和社会生活等问题。我回答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学的经济学就太不值了，它的应用范围就太窄了。
以简单的边际收益递减原理为例，它指出了人们在有限的资源下，在不同用途之间取得收益最大化的步骤。这原理没指定资源的种类，也没指定收益的形式，也就意味着它没有被指定只能用于某些问题的分析，其应用范围可以极大。这个边际效用递减为什么不能用于学习时间的分配？显然可以；用于警力的分配呢？显然也可以；用于药物研发资源的分配呢？显然也是可以的。
我喜欢把手上的理论数量减到最小，同时把它们适用的案例数量增到最大，这样学习和运用经济学会更加引人入胜，让人豁然开朗。
当然，我也知道不少学者喜欢另一个方向，他们手上的理论数量很多，术语很多，而每个理论都很特殊，能够适用的案例有限。如果范围再大一点，时间跨度再大一点，可能就不适用。这是两种不同的喜好，正如我在开篇所讲，我不说谁的更好，只是个人偏好不同。
要运用阿卡姆剃刀原则，要用简单的原理把复杂多变的事情解释清楚，前提是必须先把原理学清楚，把如何应用原理搞清楚。马东老师曾经说过：“想明白才能说明白，说不明白就是没想明白。好好说话，从思考开始。”这是很好的忠告，适用于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领域。
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如果你遇到一个人，总是说不清楚他要什么，你得小心点；有人跟你解释他的一门新生意，如果你总是听不懂，这门生意太复杂，你也要小心点。这好像有点超出经济学的范围，但经济学和其他学问以及其他生活经验都有相通之处。
大致的对vs.精确的错
我喜欢“大致上对”的经济学，不喜欢“很精确但错”的经济学。
前面说过，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所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经济体，是个多中心、多利益、多对策、多措施的混合体。哪怕是最准确的预测，它本身也很可能被提前知晓，预期被消化，从而使预测结果扭曲。这可能是经济学中的“测不准原理”。这时候，“大致的对”就比“精确的错”更可取。我们宁愿要方向性的正确，哪怕正确率不那么精准，也不要那些貌似很科学和精准，但方向上错的预测。
我喜欢拿萨缪尔森本人犯过的一个错误作为例子。萨缪尔森是数理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他正式把数学模型引入经济学分析，使经济学变得更科学、更结构化、更优雅。萨缪尔森还是世界上销量最高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从1948年开始出版，行销至今。我自己最早读的经济学教科书就是商务印书馆翻译的萨缪尔森所写的《经济学》，当时分上、中、下三册。
在萨缪尔森早期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各个版本里面，总有一个章节讨论混合经济的好坏。他运用他的数学模型和当时可得的统计数据做出了一个预测：苏联的经济很快就会追上美国。但是1989年苏联经济崩溃，真相大白——苏联的经济根本不能跟美国的经济相提并论。萨缪尔森从此就去掉了书中的这一章。
当然，萨缪尔森本人从没去过苏联，对苏联的真实情况并不那么了解。萨缪尔森犯下这个错误之后，经济学研究者就要思考一个问题：虽然有些数学模型看上去很完美，但真要拿出去用是很危险的。黑板上越优美，越精细，现实中可能就错得越离谱。
相比之下，当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强烈地认为，计划经济的可持续性有问题。他们虽然没有精准预测出计划经济能维持多久，什么时候出问题，但他们的预测是基于人性的特点的，方向是对的，哪怕只是大致的对。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英国女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给一幢大楼剪彩，问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在危机发生之前预测到它？一群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联合研究后给女王提交的郑重答案是：经济学家集体丧失了想象力，以致忽视了系统性的风险，而为数学而数学的做法，更放大了他们的缺失（“...a failure of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of many bright people...to understand the risks to the system as a whole...This defect is enhanced by the pursuit of mathematical technique for its own sake...”）。请注意，缺的是想象力，而不是数学模型。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了我所喜爱的经济学。而我喜爱什么样的经济学，基本也就决定了你们将来在我的课堂上会学到什么样的经济学。所以今天的分享既是给你们介绍我自己对经济学的学习心得，也是我未来给你们上课的开场白。当然，即使你没有来国发院学习，或者没有选修我的课，我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用。
薛兆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法律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原联席主任。曾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博士后研究员，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长期关注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兴趣包括价格理论、法律经济学、竞争政策和电子商务治理。在得到APP开设《薛兆丰的经济学课》，其著作包括《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经济学通识》和《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