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一期财新《新世纪》周刊披露，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13人在秭归县巡视20余天，留下了一张高达80.19万元的账单。该账单包括接待费、礼品、外出考察费、购置设备和其他费用等五大项目。其中烟酒两项耗费14万余元，旅游费12万余元，并为相关领导购置设备近11万元……
看到这一个个令人心惊的数字，很容易想起那句民谣“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作为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秭归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才3497元。而这群“钦差大臣”在屈原故里东游西转、指指点点，20天便吃了200多名秭归农民辛辛苦苦一年的口粮。据说，在“钦差大臣”到来之前，秭归已预拨款20万元用于“迎接”。这意味着80多万的公帑消费，给秭归县带来了60多万的财政缺口。这是怎一个“剃”字了得！
“巡视组”是个啥玩意儿？官方资料里说，这是党内为落实上下级监督，而实行的一种内部自我监督模式。通俗些说，“巡视组”有点类似于“钦差大臣”。省巡视组常设机构一般设在省纪委。这意味着，巡视组不仅权力比较集中，而且又超脱于地方利害关系之外，因而具有办事公正的客观条件，这对地方权力显然是有压力的。
历史地来看，“钦差大臣”巡视制度，多少还是有些成功案例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效果更多地依赖于“钦差大臣”的廉洁自律和督查决心。比如，明代海瑞为钦差时，“所至如烈日秋霜，搏击豪强则权势敛迹，禁绝侵渔则民困立苏。”而清代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赴虎门禁烟更为我们所熟知。至于目前这种巡视制度，譬如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等案件，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巡视组发现线索，进而被查处的。
然而，靠“钦差大臣”的道德自律，来履行监督职能的公正性并不具有普遍性。从古至今，我们所看到的是，更多“钦差大臣”前腐后继，成为国家和黎民的蠹虫。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钦差大臣”不被监督，而拥有很多特权，那么他们的贪欲就极容易膨胀，以致滥用权力，随权所欲，为所欲为。这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巡视组的存在，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官场腐败现象。这次秭归“巡视”事件，正是此中的一个绝好注脚。
当“谁来‘巡视’巡视组”成为一个不可解的问题，哪怕是在巡视过程中，采用隐蔽性手段，比如，下访时不提前打招呼，搞突然袭击，进行独立调查，所谓“微服私访”，也难以确保发现真问题。原因很简单，在强大的官场潜规则下，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的官员终究只是稀缺品种，更多的官员必然面临着被“同化”，接受这套“官场哲学”，因而你很难保证在巡视前不走漏风声。由是，巡视组的突击，也就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消解。何况，这种不受监督的巡视，本身就有着诸多的权力寻租空间。
显然，巡视制度的症结一目了然，即，这只是一种纵向的内部监督，而没有横向的外部制衡。后者正是抑制一切腐败的“匕首”和“短枪”，因而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和冲击力。而前者只能依赖于更高层级的权力并确保这种权力廉洁公正。长期如此下去，权力也就一级比一级更为膨胀，这显然无助于破解腐败困局，对于权力本身来说，也没有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