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个中央部门晒“三公”账单的交卷时间已过去近两个月，目前仍有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和侨办3个部门尚未公布。对此，外交部表示，今年不会公开三公经费，至于今后是否公开，目前尚未确定；而国务院港澳办和侨办均称，两个部门不应在98家名单之列，不需要报全国人大审议。对于不公开的原因，三个部门均称是涉及国家机密。

如果说，公众此前尚能看到几个大而无当的数据；而今，三公经费被扣上“国家机密”的大帽子，则一丑遮百丑，公众连观看数据（尽管是注了水）都成了一种奢想。若有不识趣的刨根问底者，你还得被官方认定为刺探国家机密的“间谍”。公权部门的倨傲、强硬嘴脸，在这里一览无余。

对于这个结果，我并不觉得有些许意外。其实，即便这三个部门公布了，也不过是个“分类总账”，至于花得是否合理，则只有公布者自知。乃至，在公开标准和具体细节阙如的背景下，已公开的95个部门的相关数据，又有多少可信度？这是值得怀疑的。

退一步说，即便数据是真实的，相关部门也有着极大的解释空间，比如以所谓的“工作性质”和“国家机密”来搪塞公众。前者已为水利部所实践——7月，针对公众质疑的占“三公”总数超过八成的公务用车费和较去年增加100多万元的出国（境）费预算，水利部就振振有词地称是“工作性质”所致。

显然，无论是“工作性质”还是“国家机密”，都不过是公权部门私利的遮羞布。换言之，所谓的“国家机密”，实质是一种“特权私密”，这是借国家之名行掩耳之实。三公经费公开之所以成为老大难问题，其原因无非就是其中暗藏着深不可测的猫腻。但如果照这三个部门的逻辑，很多部门都可以不晒账单了，因为没有哪个政府机构不担负着国家安全的重任。

国家机密关涉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但其与三公经费之间并不存在关联性。作为一种常识，三公经费取之于纳税人，属于公共财产，它的使用涉及公众的切身利益，显然不是政府的内部事务，因而必须要对纳税人负责，必须公开接受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事实上，我国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和政策规定三公经费是不能公开的“机密”。相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第四款明确将“政府预算、决算报告”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点内容，而三公经费恰恰是财政预算的内容之一。

再者，“三公”公开所体现出来的财政透明理念，且不说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种普遍共识，就算是在家天下制度尚未打破的晚清，随着西方预算制度的传入，满清王朝也接受了财政透明的新思维，并付诸实践。以此观之三部门的作派，不必说有违时代潮流，乃至连封建王朝都不如，如此倒退，令国人情何以堪！

需要追问的是，“国家机密”泛滥的根源何在？直接原因在于，一方面，相关法规过于粗糙、笼统，比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很多该不该公开的事项上非常模糊，而《保密法》第八条第七款所谓的“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则赋予了公权部门灵活操作的空间。另一方面，《保密法》对定密权的界定太过分散，比如该法第十一条就规定“各级国家机关、单位”可以“按照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确定密级”，这意味着镇一级机关都有定密权，而遑论外交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律效力。

不可否认，上述因素为公权部门拥有定密的自由裁量权扫清了路障，但说到底，“国家机密”泛滥的背后实质是权力的泛滥。权力一旦不受制约，法律必然成为权力随意拿捏的橡皮图章，而拥有无边界的解释权。即便是不相干的事物，经权力之手，也可发生关系。这也正是“国家机密”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所在。因而，民意若想穿透“国家机密”这堵厚厚的墙，让“三公”在阳光下裸奔，除了修补相关法规的漏洞、制定明确的细节和公开的标准，更为关键的是须有制度托底，让公众在权力的监督上拥有更多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