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2400万的前济南市委书记王敏被官方树为“两面人”典型，引发人们对贪官“两面人生”的热议。

“两面人”现象自古有之，且代不乏人。如，唐代李林甫口蜜腹剑，妒贤嫉能;明代严嵩结党营私，窃权罔利;清代和珅溜须拍马，贪得无厌。这些史书上留名的“两面人”，虽官居高位、权倾一时，然而巧言令色、道貌岸然之下，干的却是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勾当。

两面型官员，往往有着慷慨激昂的反腐言论。而这，已然成了时下舆论场的一种常态现象：几乎每一次高级别的贪官落马，除去职位高、涉案金额巨大成为谈资外，这些贪官落马前被媒体热捧的“反腐语录”，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一些“明星官员”、“争议官员”的落马，舆论就像打了鸡血似的兴奋，种种官员反腐言论的“盘点”应声而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反映了媒体的“扒粪精神”。

比如被坊间戏称为“六百帝”的前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一落马，北京一家颇有影响力的都市报，就将万的反腐言论作为“新闻亮点”，放到了标题上：“万庆良被查前1天仍正常工作，多次发表反腐言论”。不少媒体和网友随后跟进，有关万庆良的“反腐语录”一时满天飞。

当然，在一些媒体看来，贪官反腐言论，不仅仅是“新闻亮点”，还是“独家新闻”。比如有“能吏”之称的仇和落马，某门户网站就即时整出了一条“独家新闻”：“云南落马副书记仇和语录”，除了在标题前特别注明“独家”字样外，还被放置首页重要位置，颇能吸引眼球。

如果说，万庆良、仇和之流，算得上“明星官员”，或许还有点眼球效应，那么一些逊色很多的高级别贪官，其反腐言论同样受到媒体关注。比如刚刚落马的广东省纪委副书记钟世坚，一些媒体照例翻出了他的豪言壮语，“我们纪检监察干部在监督别人的同时，必须把自己摆在受监督的位置上”。

一定程度上，舆论盘点贪官反腐言论，算是民意的一种另类表达，具有揶揄、戏谑以及祛魅的功能。比如“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廉洁”(徐才厚)、“绝不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亲友、为他人牟取私利，绝不追求特权、追求享受”(万庆良)等等，现在看起来，都让人觉得荒诞无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笑话。

每一个贪官，特别是“老虎”级别的贪官落马，人们更多关注的，显然是贪官落马的原因及其对当地官场和社会的影响，而不在于那些慷慨激昂却轻飘飘的反腐语录。中国早有“听其言，观其行”的古训，官员台上那些廉政“鬼话”“画皮”，自然忽悠不了老百姓。如今媒体热衷盘点贪官反腐语录，除了浪费版面，读者也就只有“呵呵”了。

媒体热捧贪官反腐言论，或许受官方信息阙如所限，故而不得不扒故纸堆、炒剩饭。但这种庸俗取巧、蜻蜓点水式的“盘点”一旦泛滥，成为媒体反腐报道的程序化动作，则不仅会影响媒体公信力，还会消解反腐的严肃性，遮蔽腐败真问题，影响公众的价值判断，无助于社会理性的建构。比如民众会觉得，贪官都是不可救药的人格分裂者和精神病患者，这就有可能为一些所谓“抑郁症自杀”型官员起到张目的作用。

其实，官员的反腐言论，大多由他人炮制而成，比如秘书或其他部门如政研室等等。因此，与其说官员“说”“发表”反腐言论，不如说是“念稿”——在这里，官员所扮演的不过是一个复读机的角色。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媒体的报道中，似乎被有意无意忽略掉了。

何况，舆论在对待贪官反腐言论上，本就存在一个认知(或宣传)盲点。比如不少人将官员发表反腐言论与廉洁反腐混为一谈。其实，这两者并无必然关系。官员的反腐言论，表现更多的是一种职务行为。这就意味着，反腐言论一般不代表官员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职务意见”。显然，这些反腐言论由谁来说都一样，都显得十分地“政治正确”，与官员是清官还是贪官没有必然联系。

对于那些将权钱色当做人生信仰的官员来说，台上信誓旦旦反腐败，台下肆无忌惮搞腐败，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这种“两面人生”，或许会身心俱累，但一般还不至于人格分裂、精神失常。事实上，连动物都有两面性，比如狡兔三窟、豺狐之心，何况乎人。而在远为复杂的政治生态中，产生政治两面人，也就更不必奇怪。

就贪官自身而言，成为“两面人”也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台上高调反腐，意在站队，划清界限，撇清干系。比如仇和，在2015年云南两会期间，就不无炫耀地告诉在座的代表，他曾拒绝由白培恩介绍过来、欲在昆明搞地产开发的刘汉，称一切还是要按程序办，他无能为力，帮不上忙，“反腐好，只要按程序办，就不会出事，像我，就好好的。”

看起来，仇和是在“按章办事”，如今看来这其实是一个“烟幕弹”，为的是向社会透露出他的“公正无私”和“安全落地”——通俗些说是给自己“贴金”。而实际上，他早已和浙江商人勾肩搭背、如胶似漆了，这说明他有自己的利益圈，拒绝刘汉，不过是不想“搭线”而已。再如落马的广东省纪委副书记钟世坚，曾在广东两会大批万庆良，称发现塌方式腐败。这种表态，则已然是一种事后站队了。

由此看来，无比正确的反腐言论也好，多面人生也罢，实质都是一种官场生存策略，或者说是一种竞争手段，一种所谓的“权谋之术”。贪官们当然懂得，要想安全“潜伏”，降低被查处的风险，甚至得到提拔，攫取更多、更大的利益，除了加强贪腐行为的隐蔽性外，还要善于包装自己，推销自己。而当权力过度集中、潜规则盛行、监管缺位，而社会监督乏力之时，就为“廉政画皮”提供了绝佳的舞台，“变脸”术就各显神通了。

显然，有效的制度才是最好的“照妖镜”。虽然媒体并不承载着直接反腐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反腐报道可以低俗化。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不去监督在位的官员，或深挖落马官员的腐败问题，而是热衷于一些毫无意义的“语录”和“花边”，实在是本末倒置。而事实上，即便从传播效果的角度看，贪官反腐语录也已经让观众产生审丑疲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