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几位部队政工干部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连夜乘专车从天津奔赴北京军区大院，第二天又马不停蹄赶到北京展览馆“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以下简称“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处报到。
“林办”指示
据筹备组领导传达：林彪听到关于“红卫兵”抄家“辉煌战果”的汇报，感到非常满意，办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是按“林办”指示，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直接指导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指示，展览会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包括各中学)、北京军区、公安部共同牵头，组织各院校红卫兵、解放军、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200余名骨干参加筹备工作。
举办这个展览会，就是要借展示所谓“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特别是抄家的“辉煌战果”，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深入。
在文革初始阶段，由首都红卫兵掀起的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立即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所谓“破四旧”这个词语，最早出现于1966年7月4日清华附中《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中。大字报把“四旧”视为修正主义的东西。首都各大中院校“红卫兵”闻风而动，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和大字报，支持和拥护“破四旧”运动。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卫兵”大破“四旧”的消息后，全国各大报纸均以“新华社22日讯”的形式在头版刊登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文章。《人民日报》还在第一版发表《好得很》、《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两篇社论，对红卫兵极为荒唐的行动给予高度评价。由此，“破四旧”运动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及全国城乡。
破除“四旧”首先是从道路、街道、店铺、城市设施易名开始的，继改名之后，这种“破四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习惯也横加指责，对所谓不合“无产阶级口味”的发式、服饰、装饰等发起攻击。“破四旧”发展到极致是“抄家”狂风的刮起和肆虐。
据统计，仅1966年8月18日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从8月23日至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到9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抄家1.2万户。
所谓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无比“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00多万人。
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还私自批斗、抓人。一些红卫兵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
头顶“内战”压力猜政治“谜语”
举办如此大型政治性展览，是一项政策性极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政治任务，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筹备工作。但是，按照“林办”指示和一些虽然担任展览会领导要职、却从未接触过展览业务的年轻人的想象，这个展览会似乎只要集中精力突击，拼上两三个月，凑齐材料，码放好展品，便可望在1967年元旦前后对外展出。但事实上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条件下，要想筹办这样大型的、“高精尖”的展览会，其困难程度和潜在的政治风险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顶住愈来愈疯狂的“内战”压力，走出猜“政治谜语”的怪圈，随时掌握瞬息万变的斗争“风向”，吃透和准确把握当时一天三变的所谓“中央精神”，使展览会不会偏离“大方向”，不致犯“政治路线错误”。但既然“一天三变”，又有谁能“吃透和准确把握”？
鉴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各派政治力量斗争有如暴风骤雨，空前激烈。参与展览会筹备工作的北京军区和公安部门的领导，本来就心惊胆战，人人自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除手持毛主席语录，随时准备高呼“高举”，“三忠于、四无限”和“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的口号之外，谁也不敢轻易公开表态。“上边”更是三缄其口，虽然作出一定要办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原则指示，在经费物资极端紧缺的情况下破例“保证供给”外，对筹办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要求往往顾左右而言他。实在躲不开的“请示”，便泛泛传达一些“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支持红卫兵、“要相信红卫兵”会“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带框框”、要“放手让红卫兵小将们自己大胆去干”、“不要担心出问题，天塌不下来”、“要让红卫兵抄家展览会震动全世界”等官话、空话、套话，根本拿不出具体意见。
听到这些空洞无物、“指南针朝上”的豪言壮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参展红卫兵小将们竟然盲目乐观，忘乎所以，无不欢呼雀跃，感激涕零，盛赞“党中央、中央文革、林办”对红卫兵“无限关怀”、“高度支持和信任”，感到似乎转瞬之间便可办出个“震动全世界的抄家展览”，就如同“打砸抢”一样，只要一窝蜂地上，弹指一挥间便可大功告成。令世界各国目瞪口呆。但实际担任展览会具体筹备任务的北京军区、公安部以及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多数人有一定的政治斗争经验和较为丰富的阅历，对此心知肚明。“上面”调子唱得越高，大家心里越扑通，眼前一片迷茫，政治压力也愈来愈大，大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感。
不少参展工作人员甚至私底下叹息：这哪里是办展览、干革命工作。分明掉进“迷宫”，在使劲猜“政治谜语”。此外，大家更为担心的是参加筹备工作的红卫兵小将大多是“尖子”人物，在“大风大浪”中都是冲锋陷阵的“头头”，不但个个“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比一个“政治敏感”强，还都是属炮仗的，点火就着，搞不好哪天就会“窝里反”。不用问，只要一打起“内战”，其矛头首先对准我们，非把我们整个死去活来不可。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一方面，多数参展红卫兵无不以“造反”大出风头为乐事，只要看到什么不顺眼的事，动辄“揪出”、“打倒”、坐“喷气式”、“批倒批臭”，决不赊账；连当时参展的、看似“金刚不坏之身”的“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解放军也未能幸免其难。以致连当时一位平时少言寡语不苟言笑的部队年长政工干部。也硬被没头没脑地扣上“严重脱离群众”和“藐视造反派”的帽子，在小范围内挨了批斗。就连我这个平时被红卫兵称道“群众观念好”的“展览通”，也因“莫须有”的吃饭中的民族习惯问题，突然遭到红卫兵围攻。虽然由于我平时群众关系好，围攻只是一场似是而非的闹剧，但几个红卫兵有的突然翻脸，有的嘻嘻哈哈，其又揪又拽的阵势着实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果然不出所料，由于“高层”政治斗争波谲云诡，变幻莫测，政治风向说变就变，派性作怪，社会动乱此起彼伏，“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工作内部人员常常争论不休，很多意见根本对立。分歧愈来愈大，迟迟没有进展，半年多仍弄不出个眉目来，无法向“上级”“交账”。一些红卫兵急躁情绪点火就着，便想撒撒气，毫不客气地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北京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公安部一位局长，立即组织群众批斗大会，坐起“喷气式”，对他们横加指责，吼声震天动地。幸亏这些领导早就做好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意外。好在批斗会虽无限上纲，大吼大叫，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这里面也有他们自己的责任。而且谈不上什么原则路线问题，而下一步具体领导工作还得依靠这些领导。也就走走过场，草草收兵了。但参展红卫兵内部的你争我斗、大大小小、鸡争鸭吵的辩论会、批判会几乎一个接一个，一天也没消停过。
我们就是这样头顶内战压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像猜测谜语一样投入展览筹备工作，每天战战惊惊，时刻绷紧政治神经，上班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尽快收集和交换全国最新政治路线斗争动向和小道消息，抓紧浏览刚刚收集到一尺多厚的大、小字报，各种红卫兵小报，悄悄用电话打探“动态”，在小范围内分析(多数情况下是揣测)政治风向。如中央领导成员中究竟哪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哪个刚刚“靠边站”了，哪个又“悬大乎”了，等等。生怕由于耳目闭塞展出了不该展出的内容，会吃不了兜着走。
一次。一位神情严肃的观众指着展板上集体照片中一个白发苍苍的人像怒气冲天地指责我们：“你们好大胆子，胆敢把刘少奇的照片展出！”幸亏我们事先“过完粗罗过细罗”，对包含上百人甚至几百人的集体照片都逐个反复审核，心平气和地告诉他，那张照片中的白发长者是刘宁一同志而不是刘少奇，才避免了一场重大“政治事件”。
此外，我们还要竭力防止在北京展览馆出现的武斗和各种不测事件。如由战友文工团等单位“造反派”参加的、轰动一时的“北展剧场武斗”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展览会展出期间。
大饱“眼福”
为加深对“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理解，特别是抄家的实际情况，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由于头戴“林办”“光环”，身穿解放军军装，有红卫兵保驾，又配有部队汽车，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四处活动，出入各抄家仓库，如入无人之境。随意观看抄家实物，毫无顾忌地了解抄家情况，收集一切可供展出的资料和展品。那个时期，我们在数以百计的大专院校和基层单位看到了不少堆集如山的抄家“战果”。如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看到被查抄的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的书籍(其中大量是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带有所谓“封资修”性质的私人用品；著名历史学家尚钺收藏和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义“罪证”。在文联看到从著名作家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以及从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家中抄出的字画和艺术品等等。
当时，一些重大抄家事件大都能反映到展览会中来了。在接下去的调查中，我们逐渐发现，许多所谓“抄家”大案要案，要么是夸张事实，要么就是捕风捉影。一次，听到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群众揭发并抄了家，我便立即找到居委会“造反派”深入了解情况，结果发现这些群情激昂的“造反派”只是听说院内一户主人解放前曾在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现正被群众揪斗。就穿凿附会、添枝加叶地认为他曾参与杀害了李大钊。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造反派”连他当狱警的具体时间职务都没有搞清楚，所谓参加杀害李大钊的罪行，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还有个“造反派”揭发的绰号“小台湾”的“反革命”大院，据说里面还曾有国民党“党支部”和特务活动。结果一了解，“造反派”只听说这院一户人家有本解放前的旧画册，其中有光复台湾的画页而已。像这种捕风捉影、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屡有发生。
在筹备工作中的一大收获是观看了大量“红卫兵”抄家、批斗的原始记录片。记得前后大约连续看了一个星期，每天上下午都连续观看好几个小时，由于画面内容千篇一律，到后来也见怪不怪了，一天下来，看得人头昏脑涨的。
记录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红卫兵查抄位于东城区的原“圣玛丽娅•方济格修女院”的全过程。这座修道院是当时外国人在华仅存的一座基督教修道院，实际上是供驻华大使馆子女上学的一座教会学校。因为在抄家中查抄出所使用的外语课文中有有损我国国家政治声誉的文字，并查出“间谍”证据，这家修道院的多位外国修女被勒令站在院子里接受批斗。
后经有关部门确认，以“间谍”罪行驱逐出境。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在审查这一展览内容时，明确地告知我们：对像这种涉及“间谍”行为的人，在掌握了真凭实据之后驱逐出境。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脚的。有关国家及其驻华使馆也未提出任何抗议。只是请求我们以人道主义精神，对这些人予以适当照顾。当时的外国报纸也公开承认，“红卫兵对她们没有过激行为”。
“耀眼”的历史缩影
“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成了这一时期最为耀眼的历史缩影。
这个几乎占据了北京展览馆全部展厅的大型展览会共分为4个展馆：第一馆，“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兴起”；第二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其中，第一馆和第二馆分别展出了红卫兵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所谓“破四旧”运动的“辉煌成绩”。在展厅的显著位置展出了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和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以及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端罢官》等材料，并展出了清华附中等大中院校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对红卫兵“破四旧”的行为极力美化。但这些司空见惯的泛泛宣传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也引不起观众多大兴趣。
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那里展出了大量珍贵的抄家物品，如珠宝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样的钻石、宝石饰品以及其他奇珍异宝。我父亲在解放前曾从事过珠宝古董业，他3次来“红卫兵抄家战果馆”参观，曾不无感慨地说：可不得了！都是些货真价实的一流珠宝啊。有好多宝贝只听说过，没见到过实物，这回可算大开眼界了。其实，当时在这个馆里，可以说一般金银珠宝已经不足为奇了，不少展品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有的金银珠宝背后则隐藏着十分惊人的内幕和故事。
如该馆展出了1958年成立的北京原“私立志仁博物馆”的照片和部分文物，这家博物馆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是藏品水平相当高的一家私人博物馆。据该馆主人称，其馆内曾收藏各类古陶瓷文物300余件，其中相当于国宝级的一级文物30余件，二级文物50余件，其他文物也均有较高收藏价值，可以说是文革抄家物品中古董文物的“超级大户”。
抄家展品中，有4件一套宋代钧窑“洗子”。每只直径30公分左右，由外贸部派专人每天专车送展，当晚撤回。我假装外行说这几只破“碗”连吃饭都不方便，干嘛看得这么紧。负责看护寸步不离的一位长者惊得目瞪口呆，反问我，你猜猜这4件“钧窑”能值多少钱。我说撑死了也就两三千块吧。他把嘴一撇，指着洗子底部尚未完全消除的“东”字一角，神秘地说：我告诉你吧，这原本是清宫东宫的珍藏，是国家一级国宝，现在到香港市场至少能卖人民币100万！能买88辆“解放牌”大卡车(多年后在香港拍出4000万港元的一串翡翠项链，在当时出口售价仅40万元)。
宣武区“丞相胡同”原来住有6家“丞相”级的人物，他们在抄家中无一幸免。
其中仅在抄出物品最多的一家“丞相府”中，“红卫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就装满17辆解放牌卡车，仅古籍就足足装满3卡车。据说，这家人是历史罕见的京城显族，其祖上仅在明、清两代就均有人做过兵部尚书，还有人当过驻俄罗斯大使等高官。远的不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其家门口因悬挂德国国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占北平，因驻华司令官久闻其名，千方百计进行拉拢，而未受骚扰。解放后，其家庭要员又是彭真市长的座上客，曾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节(这也成了彭真文革中一大罪状)。在其家中曾抄出三眼顶戴花翎和本应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边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图(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根本没有英国殖民者强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副本。据说当年中央档案馆只有记录，但未找到原件。周总理1958年号召民主人士捐献文物古董以支持国家博物馆事业，还特别提到有关中印边界地图等资料。事后多年，当我和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提及此事时，他十分惋惜地说：这家人我知道，在京城。像这样一个能一直延续600年而未遭破坏的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迹，它的每件历史遗物都有十分可贵的历史价值，可惜这个系统的家族史料遗存在文革中被破坏了，实在太可惜了，否则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重要历史资料和有价值的文物。
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意外会面
经过半年多艰苦奋战，到1967年春末夏初，筹备工作总算有了点模样。但展览中有些重大问题却久久争执不下，仍然难以定论。况且。这个触动文革政治神经的大型展览，毕竟触及到国内外特别是兄弟党之间方方面面的尖端问题，其中有些问题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要想公开展出，非要请“最高权威”过目并拍板定案不可。在红卫兵小将和其他领导同志一再请求下，突然传来一个惊天动地的特大“喜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将要集体接见“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帮助解答有关问题。
那天下午，我们按要求提前吃过晚饭就在展览大厅整齐列队集合，耐心等待。晚上7点多钟，终于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等来了，只见陈伯达带队。江青、张春桥、康生、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齐走进会客大厅。与此同时。闻名全国的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一批首都红卫兵领军人物也一齐到达，等待接见。
但当时领导宣布：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只能在此逗留一个小时，并宣布规定：首长只在会客厅内直接接见展览会主要领导成员(各馆只能有两名“馆长”参加)和上述几个红卫兵“头头”，其他人员一律在大厅原地“迎候首长检阅”。在我认为无权进入主会客厅的时候，馆领导突然叫到我的名字，让我做好直接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见面的准备。这使我颇感意外，我连忙挤到前列，进入了警卫森严的会客大厅。
原来，我所在的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馆，在布展中是遇到“尖端”问题最多的一个馆，而且许多问题都涉及到我党与兄弟党之间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这在当时许多重要领导都“靠边站”、很难找到主要领导敢于正面解答且保密性极强的情况下。是极难得的一次“请示”机会。恰巧那天晚上，我们第四馆主管业务的红卫兵小将因从未接触过如此重大场面，高度紧张，转瞬之间竟把该问的问题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急得直跺脚，还掉下了眼泪，这才给我创造了一个难得的见面“机会”。
进入会客大厅，只见一片灯火辉煌，在新闻电影制片人员耀眼的强光灯照耀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们个个脸上泛着罕见的红光，一副春风得意的神态，颐指气使，与到场红卫兵小将和其他馆领导侃侃而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首长们”保健极为出色，个个容光焕发，面色红润，神采奕奕，除康生之外，几乎每位“首长”脸上连一条皱纹都见不到。即使是康生也是一副“童颜鹤发”的神态。特别是最后进来的江青，时年已近60岁，但红光满面，脸上找不到一条皱纹。为验证我的视力，我当时特地把到场的、血气方刚的、经常游泳的红卫兵小将与“首长”面色作了近距离对比，可以说没有一个红卫兵的脸色能与“首长们”相比的。
我赶紧主动向江青提出有关展览中十分敏感的涉外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兄弟党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问题。据有关方面提供的“内部消息”，当时在报纸宣传与我党关系亲密无间如越南等“同志加兄弟”国家的共产党，就对文革始终不公开表态。如果展览一点不反映。与报纸宣传反差太大，担心观众会引起疑问；其次是当时《参考消息》上刊登过一些照片，反映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荷兰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少数“红卫兵”，他们也手拿“小红书”，戴着与我们相同的红色臂章，有的还声称要“造反”。对这方面问题不知如何处理。
江青虽然身居高位，但显然也不敢对此随意表态，只哼哼哈哈地吹了几句牛，说：“是啊，我们的红卫兵运动是了不起啊，各国反动派都害怕呀……”并说了些文不对题的原则话，最后见实在推脱不了，只好推说：“你们去找康生同志吧，康老是这方面的专家。”康生也没有当场回答我的具体问题，只原则地说：“你们可以找中联部的同志嘛，请他们帮助解答。他们有责任解答这方面的问题。”尽管有关随行人员一再催促，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接见用了将近两个小时，大大超出了原来的安排。
深夜，当我们将上述情况和康生的“指示”电话通知中联部有关同志后，他们立即回电话，让我们立即再次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指示逐字逐句转达给他们，并立即召开了部长联席会议。一再嘱咐我们，第二天一早一定带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接见时的所作指示的原始记录文字材料去中联部，共同研究如何落实首长指示。我只好又熬了好几个小时，整理记录文字。
“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展出了将近两年，于1969年初宣告结束，我是从始至终的参加者之一。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参加的一次极为特殊的展览会。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极为罕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