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以光绪皇帝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为标志，戊戌变法拉开了帷幕。到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第三次训政，戊戌变法仅仅存活了103天，所以，戊戌变法也被人们称做“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终结后，梁启超在日本驻华使馆的庇护下，搭乘日本军舰“大岛”号，于1898年10月18日逃到日本东京。不久，康有为也在英国驻华使馆的庇护下，经香港赶到日本。劫后余生，师徒们异国重逢，禁不住悲从心来，抱头痛哭。梁启超为何不能像谭嗣同那样慷慨赴死、以血醒民呢？他在长诗《去国行》中做了一番自我辩解：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寇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声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同年12月10日，日本的《东亚时报》开始刊登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有关章节。《东亚时报》虽是日文半月刊，但所连载的四期《戊戌政变记》却是中文。13天后，在横滨，梁启超在旅日华商冯镜如等人的资助下，正式创办《清议报》。该报是旬刊，每期40页，梁启超为主笔。在发刊词中，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指出：《清议报》的性质是“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在“支那近事”专栏中，梁启超又以任公为笔名，开始连载《戊戌政变记》中的有关章节。他还特意申明：“政变记凡八篇，卷帙太繁，今先将第四篇登载于报中。”1899年5月，《新民丛报》社发行的单行本《戊戌政变记》（九卷本）长达11万字，属于纪事本末体史书，分为5篇。第一篇《改革实情》，记叙了康有为在变法时期的新政上谕，集中说明了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兴起的直接关系；第二篇《废立始末记》，记录了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帝的台前幕后事；第三篇《政变前纪》，分析了政变发生的原因；第四篇《政变正纪》，记载了慈禧太后推翻新政、株连维新人士的情状；第五篇《殉难六烈士传》，为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分别作传，使其留名青史。附录有三：《改革起原记》《湖南广东情形》和《光绪圣德记》。
《戊戌政变记》是第一部系统记述、研究戊戌变法的著作。“梁启超将变法的过程描述为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将清政府陆续推行的新政缩减至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将康有为思想诠释为戊戌年新政运动的唯一指导思想，将政变的原因约化为主维新的光绪和主守旧的慈禧之间的帝后党争。这些观点在现行的叙述中演变为：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构成的维新派是当时唯一的进步力量，康有为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他多年奔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并最终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于1898年推行了短暂的新政。但是由于光绪皇帝没有实权，又与慈禧太后长期失和，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相差悬殊，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汉顽固派所扼杀。”
由于梁启超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戊戌政变记》又是戊戌变法研究的开山之作，所以，《戊戌政变记》一直被众多戊戌变法研究家奉为经典、深信不疑，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不断“层累地”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以康党为主角的戊戌变法话语叙述体系。
“戊戌政变”一词也因此深入人心，成为戊戌变法研究的常识性概念。
事实果真如此吗？
政变，有特定、明确的定义。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解释，所谓政变，通常指统治集团少数人通过密谋，用政治手段或暴力手段等非正常途径实现国家权力转移的行为。政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自下而上，篡夺国家最高领导权。如果说“戊戌政变”的确发生过，那么，是因为慈禧太后等少数顽固派用“政治手段或暴力手段”，从光绪皇帝手里突然夺回了国家最高领导权。可是，在戊戌变法时段乃至整个光绪年间，光绪皇帝何时执掌过国家最高权力？
亲政之前，光绪皇帝毫无实权，这是毋庸置疑的。光绪不但在政事上无权可言，而且，连打理自己私生活的权利都被残忍地剥夺了。
应该说，刚入宫的那段岁月，慈禧太后还是很疼爱自己的亲侄子光绪（也是亲外甥）的。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瞿鸿禨（1850—1918，湖南长沙人）在《圣德记略》中披露，有一次，慈禧太后在谈及光绪时，颇为动情地说：
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从娘家算，又是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之理！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涂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看着天气寒暖，亲自为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醇王府时即胆怯，怕听到大声特别是雷声，每有打雷下雨，我都把他搂在怀里，寸步不离。皇帝三五岁后，我每日亲书方纸，教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
慈禧还反复挑选，最终确定书法、学问、人品都闻名遐迩的翁同龢、孙家鼐等鸿儒为光绪师傅。翁同龢为光绪授课时，慈禧多次亲临上书房，提出要求。每天放学后，光绪也像普通百姓家的孩子一样，回宫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慈禧，向她背诵当日功课。光绪十一年，当慈禧发现小光绪的作文颇有进步时，就降下懿旨，要求翁同龢从此之后，把“（皇帝）每日所作诗、论及对子，均缮写清本，随功簿一并呈览”。光绪十三岁时，她又让光绪实习政务。在垂帘听政的时候，大臣们递上奏折，慈禧总是让光绪先看一遍。她提出处理意见后，再给小皇帝解释这样决策的道理，传授治国理政的经验。同时她还让翁同龢、孙家鼐等给光绪增加了讲解奏折的内容。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慈禧与光绪感情融洽的黄金时期。慈禧对光绪的表现也很满意，表扬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慈禧不慈，晚年犹嬉。她不仅攻于心计、权欲无极，而且翻手覆云、冷酷无情。为了稳坐“女皇”宝座，她在物质上、精神上对光绪进行控制，恩威并施，不择手段。特别是发现光绪不太听话之后，更是脸色陡变，采用种种手段，对光绪加以虐待，使其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整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就像忍辱负重的汉献帝似的，过着非人生活。苏勋丞在《我所见到的慈禧和光绪》中回忆道：
光绪……那时约30多岁，中等身材，瘦长脸，面色苍白，体质羸弱。我们从未见他笑过。说实在的，他过的是囚犯生活，怎么能乐起来呀！慈禧每日三宴，每宴108样菜，光绪却没有这个排场。慈禧每餐拣自己不喜欢吃的三四样菜命人给光绪送去，以示慈爱。有时，三四样菜要分三四次“赏”，每送一次，光绪都得起立叩头谢恩，连一顿安生饭也吃不成。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她可以就着慈禧的桌子吃。我们那时都私下猜疑，光绪瘦弱，多半是差了点饭食。
慈禧怕光绪再反对她，监视光绪很紧，每次去万寿山，都带光绪同行，说是疼光绪，形影不离，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押在马后的犯人罢了……
苏勋丞是河南永城人。1901年，他经老乡介绍，到袁世凯所建的武卫前军当兵，被编入武卫前军右翼第一营。武卫右军的统领是后来有“辫帅”之称的张勋（1854—1923，江西奉新人）。1902年1月，《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从西安经洛阳、开封等地，回到北京。为了自身安全，慈禧命令张勋所带的武卫前军右翼第一营担负警卫任务。每天晚上5点至次日早上7点在皇宫站岗。慈禧和光绪外出时，也跟随保驾，一直到1905年才撤出去。苏勋丞在值勤时，多次见到慈禧和光绪，并近距离地观察了宫廷内的生活情形。他在这里所回忆的是戊戌变法后光绪的悲惨遭遇。实际上，在戊戌变法之前，光绪皇帝的身边也是眼线密布，活动受限，内心十分不爽。一年冬天，翁同龢看见光绪皇帝穿的裘皮大衣外面，又加穿了两件马褂，就好奇地询问缘由，光绪皇帝说：“天气太冷了。”“皇上为什么不穿厚一些的狐狸裘皮大衣？”光绪皇帝喃喃自语：“朕只有一件，前一段日子衣袖开缝了，拿出去缝补，还没补好。”翁同龢建议道：“宫内库房里存料很多，皇上应该让成衣房再做一件。”光绪皇帝颇为难堪地说：“朕已经跟亲爸爸说过好几回了，可是太后一直没答应。”翁同龢听后，鼻子发酸，再无言语。
慈禧太后，二十多岁就成为寡妇。那正是她如狼似虎的时节，手握重权的她，岂能耐得住紫禁城里的寂寞？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于是，慈禧绯闻便越过高墙徐徐传到宫外，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悄悄交流的“精彩段子”，如慈禧喝药堕胎、慈禧同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床第情缘、慈禧与荣禄以及李莲英不清不白的关系等。但陈灨一（1882—1953，江西新城人，曾在民国初年担任袁世凯幕僚）在笔记《睇向斋秘录》中指出：世上流传的慈禧太后淫乱段子，不下数十件，大都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之谈。以我所听到的，某部侍郎连夜逃跑一事，真实可信，此事足见慈禧之荒淫无度。政界大老大多都知道这个故事。某部侍郎，安徽人，风华正茂，皮肤白皙，一表人才。一天，慈禧在听取他的工作汇报时，两眼直钩钩地盯着他，一见钟情，禁不住欲火中烧。按照清朝规矩，官员晋见太后时，只能猫腰俯首蹶腚地跪在地上，如果违反，那是大不敬、杀无赦。所以，该侍郎并不知道慈禧的心意。汇报完毕，侍郎退下去休息，慈禧就密遣心腹李莲英过去打探他的意见，说太后准备将其留在宫中，办理“机要”。该侍郎一听就明白了，他佯装着答应，到了夜里，却乘机逃了出来，从此变名易姓，终身不仕。
年老体衰之后，慈禧在情欲方面似乎有所收敛，却久病成医，深谙“用情感软刀子杀人”的精髓。这也成了她企图降服光绪的一把暗器。
光绪有一位皇后、两个妃子，皇后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隆裕，无论相貌、才学、性情，光绪都不中意，但是由于是慈禧太后敲定的，光绪皇帝只能“照单收下”。两个妃子瑾妃、珍妃姊妹二人，也是慈禧太后帮助挑选的。隆裕比光绪大三岁，生在宫外，见多识广。据说，由于初夜不谐，两个人的感情产生了裂痕。后来，光绪“移情别恋”，对皇后采取冷淡态度，却与年少活泼的珍妃打得火热，引得隆裕醋性大发，频频向姑妈告状……夫妻关系的恶化，影响到了慈禧与光绪的母子关系，也为光绪皇帝悲惨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
清史专家谢俊美教授指出：“西太后为什么让隆裕去做皇后？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光绪皇帝，实际上西太后为了自己掌权，各方面都设计好，最后把光绪变成一个傀儡。”长期的精神虐待和思想压抑，使光绪皇帝的健康大受影响，“光绪幼年即身体虚弱，大婚之前稍感风寒，必头疼体瘦，年仅十五六岁已弱不禁风，二十七八岁患耳鸣脑响，渐次加重，又长期遗精。”这样的生活真是太残酷、太可怕了。
光绪皇帝生于1871年8月14日，按照祖制规定，1887年2月7日（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朝廷为虚岁16岁的光绪举行了亲政典礼，慈禧太后被迫开始“训政”，实际上还是她当权；1889年3月4日（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朝廷再次为光绪皇帝举行亲政大典，慈禧太后不得不正式宣布“归政”，驻跸颐和园。但是，皇上亲政后，修复了颐和园，专门用来颐养母后慈禧；每隔一天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每日各地上报的奏折，皇上阅读后，都要密封好，派人送到颐和园，请慈禧审阅、指示。“太后此时，表面上虽不与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光绪也非常“懂事”，“处理哪一件事情，都刻意求工地模仿着太后的旧规，这不用说自然是很使太后高兴的了。可惜太后的雄心太大，光绪纵然如此谨慎小心，她也不能完全满意。后来，她又知照光绪遇事必须先禀告她，然后再决定办法。于是，光绪的亲政便成了一句面子上的空话，全部的政权依然牢牢地握在太后自己的手掌里，等于她不曾退休一样。”
恽毓鼎(1862—1917)，字薇孙，河北大兴人。光绪十五年考中进士，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他长期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起居注官，其工作职责就是记录光绪每天的起居言行，对光绪的习性和事迹非常熟悉。光绪皇帝驾崩后，葬在河北易县的崇陵。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在清朝灭亡前夕，恽毓鼎写成了光绪皇帝传《崇陵传信录》，其中，主要记载了清末朝廷倾轧内幕，对于慈禧太后专权，荣禄策划另立大阿哥谋废光绪帝，以及义和团运动等记录得尤为详细，是研究晚清统治集团宫廷政治活动的重要史料。在《前言》中，恽毓鼎写下了一段声情并茂、可感可触的文字：
缅维先帝御宇，不为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紧制，终於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毓鼎侍左右，近且久。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
戊戌变法是经过慈禧同意之后才开始的。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外患内扰相通而至”的危险形势，促使许多“国人之迷梦亦渐醒”？“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1898年春夏之交，全国维新热情日趋高涨，光绪忍无可忍，毅然向太后“摊牌”。他对主持朝廷日常事务的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听到奕劻的报告，慈禧勃然大怒：“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但鉴于废立阴谋还没有酝酿成熟，所以，她又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随后，奕劻转告光绪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争取到了事权以后，光绪皇帝又去颐和园当面请示维新事宜，获得太后批准后，光绪才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
对此，梁启超做了明确记述：“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相继上书，请定国是。上既决心，乃白西后，召军机全堂下此诏书，宣示天下……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仍无实权。6月15日，也就是戊戌变法进入到第5天，慈禧迫使光绪连下三道“上谕”：第一道，下令免去有维新思想的帝师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驱逐回原籍；第二道，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实质上是向朝野宣布，大权仍在太后手中；第三道，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实授该职兼北洋大臣，加授文渊阁大学士衔，统领北洋三军）。从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迫令光绪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将军事大权牢牢地握在手心。由此可知，慈禧“下放”给光绪的事权是十分有限的，国家最高权力中的核心权力兵权、人事权和理政决策权，仍被慈禧掌控。茅海建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中提供的一组数据表明，从戊戌年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天内，光绪皇帝与太后同住69天，请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侍看戏15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12次前往颐和园“请安”，在交通不畅、轿扛船载的晚清时代，相距15公里的路程，去一趟就得三四个小时，这对身体虚弱、日理万机的光绪皇帝，不光是变相体罚，简直就是一种“刑罚”。可以说，在戊戌变法时段，光绪至少有一多半时间是在太后的身边看其脸色行使事权的。而且，朝廷文件明确写着“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说明慈禧与光绪在行政上是上下级关系。“从四月二十三至八月初五日（6月11日至9月20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片、呈、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百日维新进入其高潮期七月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上送慈禧太后的奏折原件。……光绪帝确实将此一时期的重要奏折，包括军机处都无法看到的‘留中’的折件，基本上都送到慈禧太后手中。”“不管什么时候慈禧太后来到北京，他总是严格遵守礼仪，在宫门外跪着迎接她。当去颐和园拜访她的时候，不许皇帝宣布驾临，皇帝被迫跪在内宫等候大太监允许他晋见。太监李莲英非常憎恨皇帝，让皇帝等待使他内心感到非常高兴，有时通报老佛爷说皇帝驾临甚至要拖半个小时。每当这些时候，他总是感到非常受压迫，皇帝也像宫中的官员一样，必须买通太后身旁的太监开道。事实上，这些忠实的追随者就像对待那些满族贵族一样，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光绪有了眼泪只能肚里咽，难怪他常以处境凄惨、生不如死的“汉献帝”自比啊。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在《回顾戊戌重温历史——在戊戌变法110周年之际》座谈时指出：“在100多天的变法中，光绪皇帝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一次颐和园，去一次要住两三天。每日的奏折，光绪皇帝处理之后，都要封好，派人送给慈禧。慈禧如果认为皇帝处理不当，就会令皇帝改正。我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有一道废漕运的上谕，头一天发出，第二天又有旨改正。”在这一时段，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关系，打个未必恰当的例子，慈禧太后就像是清政府的“董事长”，而光绪皇帝最多不过是个“总经理”。一切重大决策，还得“董事长”拍板，连“总经理”的去留，也是“董事长”说了算。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也记述了光绪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一事的决策过程。康有为写道：光绪于五月“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清廷戊戌朝变记》《四朝佚闻》分别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清廷戊戌朝变记》认为，自四月二十三日宣布变法以来，皇上所采取的新政举措，没有一项不是先赴颐和园向太后报告的，太后同意后才对外宣示。虽然他表面上拥有事权，并不敢独断专行。《四朝佚闻》指出：光绪皇帝摄于太后的积威，见到太后就浑身筛糠，胆战心惊，虽然已经亲政，却不敢擅自做主。戊戌变法时期，也是事事都要向太后请懿旨。这些证人证言，无可辩驳地证实，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并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换句话说，政变的前提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
(甄嫣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