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拉登只是一个人，一个恐怖分子，但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却丝毫不亚于一个国家。他不但策划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美国本土的袭击，还深刻地改变了自那以后的大国政治版图。但十年过去了，拉登已经被美军海豹突击队所打死，反恐因素在大国关系的影响也大大下降了，传统的权力与安全竞争似乎再次成为了大国政治变奏曲中的主音符。

一.9·11事件如何触动大国格局？

十年之前的9·11事件之所以能够触动大国格局，是因为它击中了世界政治的核心——美国。作为一个在一战、二战中本土都没有遭受过打击的国家，自己最重要的经济象征(纽约的世贸中心)和军事象征(五角大楼)同时受到恐怖袭击并导致严重伤亡，这种对美国的打击既是实体上，更是心理和精神层面的。从物质层面的损失来看，其实9·11事件的影响并不见得有多严重，但它打碎了美国安全的神话，打碎了冷战结束后美国人高昂的自信心。所以，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上下高度一致，把反恐当作第一要务，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也空前一致地批准发动阿富汗战争，美国的外交格局陡然改变。

作为世界政治的轴心，美国外交的改变自然要投射到大国格局之中。这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第一，它影响了对谁是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或敌人的判断。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经过最初的胜利喜悦之后，又马上陷于入谁是自己敌人的困惑之中。美国曾提防俄罗斯，通过北约东扩挤压其战略空间。但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一直处于国内的政治经济混乱之中，虽然自普京出任总统之后有所恢复，但显然短时期内不具备再次挑战美国的潜力。对一心想搞独立防务的老盟友欧洲，美国也不放心。北约就是一个既压制俄罗斯，又控制并防范欧洲的利器。美国似乎在摸索之后一度将矛头对准了中国，小布什上台后即提出“协防台湾”，然后又发生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两国关系一下子剑拔弩张。但就此这时，9·11事件发生了，恐怖主义迅速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传统的大国博弈退居其次，中美关系迎来一段相对平稳和友好的时期。

第二，以反恐为第一要务下的美国外交风格，成为影响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急匆匆投入到反恐战争的小布什政府，采取了人们普遍称之为单边主义的外交风格，其典型特征是遇事不像以前那样和盟友商量，而是自己单独做主。在行事原则方面，更多地考虑本国而不是盟友的利益。在对外手段上，美国也越来越迷信于武力，希望通过杀死恐怖分子的方式来“实现正义”。在反恐名义下，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借着推翻塔利班政权的余威，小布什甚至甩开联合国顾，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这种只顾美国利益且行事莽撞的做法受到欧洲盟国的强烈反对，法国、德国还有俄罗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形成三国反战同盟，公开与美国唱对台戏，美欧之间的裂痕陡然加大了。美国单边主义在9·11事件后的横空出世，既有小布什个人风格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必然性。这种客观情况就是，美国在突遭恐怖主义重创之后，为了宣泄国内高涨的愤怒情绪，小布什政府事实上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事事与盟友磋商，也没有太多的耐性去通过外交手段抓住并惩处恐怖分子。单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时美国外交形势的必然，但其后果却是不得不伤害到它与传统盟友之间的外交关系。

二.拉登之死与美国战略东移

随着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长期化，美国反恐战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一是对武力反恐的过度倚重无助于根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美国虽然保证了其本土的安全，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恐怖主义袭击却有增无减。二是如前所述的单边主义做法伤害了传统的欧美关系，从而对美国的国际战略形成了掣肘。在最初时反恐的愤怒与激情过去之后，美国应该对这种外交风格进行调整。但是，伊拉克战争使得小布什政府在单边主义道路上渐行渐远，无法回头，这种政策调整一直等到奥巴马上台才得以进行。与其前任相比，奥巴马在外交上显示了更多的多边主义立场，强调发展与伊斯兰世界的友好关系，重视与欧洲的传统伙伴关系。西方内部的裂痕开始得到弥补，其最近最突出的标志就是美欧间在利比亚战争上的紧密合作，最终推动了卡扎菲政权的垮台。

与小布什政府时期相比，反恐在奥巴马外交与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了。尽管奥巴马在反恐的名义下结束了伊拉克战争、加强了阿富汗战争，但这不过是其战略东移的阶段性之举。在2009年宣布的阿巴新战略中，奥巴马一方面宣布增兵阿富汗，另一方面又表示要在2011年7月开始撤军。对奥巴马来说，其战略东移的真正目的在亚太、在中国。奥巴马意识到，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最大威胁不是恐怖主义，也不是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些国家，而是实力迅速崛起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一改首访欧洲的习惯，把目标定在东亚，而奥巴马则成为第一个与东盟国家首脑举行峰会的美国总统。正是在美国“重返亚洲”的姿态之下，南海形势变得空前的复杂和敏感，美日同盟也在朝着强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变得更加微妙，甚至不乏紧张。

正在这个时候，被长期追捕的本·拉登终于被美国海豹突击队所打死。有人分析，拉登之死将促进美国的战略东移。但笔者以为，拉登之死实际上是美国决定战略东移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引起战略东移的原因。奥巴马为了实现战略调整，就必须在反恐方面交上说得过去的成绩单，以从反恐战争中顺利“结业”。但在阿富汗战场形势短时期内很难有根本改观、恐怖袭击更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抓住或杀死拉登就成了奥巴马相对容易到手的“毕业证”。相对而言，对一心关注伊拉克战争的小布什来说，对杀死拉登可能就没有这么迫切，甚至拉登的继续存在还有利于为其继续战争提供合法性。所以，拉登之死并非偶然，而实是美国战略调整的必然结果。即使拉登不死，奥巴马也仍然会进行战略东移的部署，只是没有那么顺利和理直气壮而已。

概而言之，奥巴马时期的大国外交已与小布什时期截然反转。9·11事件后的小布什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而在对欧关系上粗手粗脚，甚至有意打压以法国为代表的所谓“老欧洲”。而奥巴马重视修复与欧洲的关系，对中国虽仍然笑脸相迎，但实际上有了更多的战略警惕与防范。在这种对比的背后，则是反恐因素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下降。经过了十年的反恐战争，美国不可避免地患上了“反恐疲劳症”。加上本土再没有遭到恐怖袭击，对恐怖主义的担忧大大减轻了。虽然恐怖主义的土壤还在，但只要美国不再面临重大的恐怖袭击，它很难再把反恐当作头号战略目标。美国仍然会坚持反恐的口号，但不太可能再让这一因素干扰的大国政治。

三.后拉登时代的大国变局

在反恐因素影响大大下降的后拉登时代，大国政治竞争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传统的权力与安全竞争局面。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我们可能很少会看到拉登及其追随者的身影，真正能够影响大国政治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美国自身经济形势的好坏。美国目前仍然深陷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萧条之中，如果这一内政得不到改观，将从根本上影响美国外交的布局。在国防预算受到控制甚至压缩的情况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美国将不得不采取战略收缩政策，对于战略东移的部署，也可能会有所调整和滞后。同时，由于奥巴马寄希望于中国的庞大市场来实现自己的“出口倍增计划”，也不会采取直接、公开与中国对抗的政策，中美关系仍然有可能在短期内保持比较和缓的局面。同时，糟糕的经济形势也会迫使美国更多地倚重自己的盟友来发挥国际作用，西方内部关系可能会在此背景下有进一步的增进与改善。

第二，中俄两国的内外变化。中俄两国一直被西方视为最为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两个国家或处于恢复或处于迅速发展之中，其内政外交都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到西方对这两个国家的战略判断。换言之，谁发展得最快，势头最为咄咄逼人，谁就最有可能被西方当成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目前，这一角色似乎落在了中国身上，但两国发展的不确定性仍会相应导致这一角色的不确定性。在接下来的一两年时间里，中俄两国都会迎来领导人的更新换代，其内外政策或都将面临调整。特别是对俄罗斯而言，到底是由自由主义色彩相对浓厚一点的梅德韦杰夫续任总统，还是由以强硬示人的普京“回炉”重任总统，可能会对西方如何判断与定位与俄罗斯的关系起到关键性的影响，从而影响整个大国格局的变动。

第三，大国竞争舞台的消长。在全球政治经济各种舞台上，大国之间既开展合作，也在相互竞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体系中，西方由于普遍陷入经济危机，为了寻求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合作，不得不给与它们在这些组织中以更多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但在政治竞争舞台上，由于中东民主浪潮的出现，以民主、人权、自由代言人自居的西方则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利比亚，由于西方支持的反对派掌握了政权，未来的利比亚至少会在战略与政治上向西方靠拢，从而影响到大国政治的微妙平衡。这种西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分别有进有退的局面，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还会保持。

展望未来的大国博弈，中国无疑承担着很大的战略压力，但也仍然存在战略作为的空间。美国仍然深陷经济危机，加上其战略东移的步骤主要是着眼长远，目前对中国不会有明显的对抗性动作。中国应该利用这一战略间隙巩固与周边的关系，在国内事务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解决好台独、疆独和藏独问题，尽最大可能地减少美国今后进行战略干涉的国内和周边“漏洞”，也就能在未来的战略竞争中占得先机。最后，虽然反恐在美国外交与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下降了，但恐怖主义确实仍然是中美之间的共同敌人。具有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分子不但试图为拉登复仇，最近在中国新疆也制造了一系列的恐怖事件。两国如果能把这一共同利益转化为观念共识，最终转化外交政策中的共同行动，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中美间的战略互信与合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