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正在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国际传播工作的主要着力方向。从所谓“中国病毒”到“新疆棉花”，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近年来操纵国际舆论、利用各种议题肆意抹黑中国，很多国人对此都感到愤怒，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更强的话语权意识，期待能够更及时也更有力地发出中国声音、呈现客观事实。

但我们着力提升的话语权，跟西方理解和行使的话语权有着极大区别。西方是从绝对的权力意义上使用话语权，而权力是西方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中的一个根本概念，它反映的是国家间的上下位关系，是一种单向度的影响与被影响、控制与被控制。当前，西方一些国家政府和媒体对中国的抹黑就是其掌握并运用西式话语权力的表现，即从西方价值观出发，无视中国在相关议题上的主张甚至客观事实，试图通过“强迫外交”“违反人权”等话语标签，将中国定格成国际秩序的所谓“修正主义大国”。

正是由于西式话语权的这种蛮横性质，西方国家政府与媒体在行使它们的话语权时，都在有意无意地遮掩，很多时候只做不说。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它们通过对国际舆论的控制而实际掌握着这种权力，不必再去强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们所行使的话语权在政治上有着内在的非“政治正确”，因为它不强调平等也不重视对话，而是试图以自己的声音压倒甚至消灭另一种声音。

西方的“只做不说”反映了其虚伪一面，但也提醒我们，要注意“话语权”这一概念背后存在的某种实践陷阱。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权力意义上使用“话语权”概念，尽管初衷是为发出自己被压制的声音，但却可能被别人歪曲为要像西方那样建立对其他国家的“话语统治”。因此我们应该特别对外强调，中国是在权利而非权力意义上使用话语权这一概念。把它译成英文时，也应使用Discourse Right或Right to Speak，而非Discourse Power。对中国来说，追求话语权本质上是追求“话语权利”而非“话语权力”，即在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中，任何国家都应享受传递有关自身事实、表达自己立场的权利，而不是被西方强势舆论肆意掩盖、压制。

进一步看，我们在追求权利意义上的话语权时，还有必要去推动共建某种破除二元对立关系的话语圈（Discursive Community）。与权力意义上的话语权相比，这种话语圈将具备如下特征：

其一，它强调不同话语之间的平等、共存。西式话语权强调单向的主体间关系，表现为优势话语对弱势话语的权力，背后更深层次的是自认为占优势的价值观与被认定为劣势的价值观之间的对立。这与我们历来强调的国家之间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而在话语圈中，就不存在有上下位关系的国家、话语或价值观。对中国来说，我们的目标绝非像西方国家那样压制别国的话语。对那些处于国际社会边缘的国家，我们也一直主张要关注其声音。因此，一种没有排外性的话语圈最符合中国的价值与外交导向。

其二，它倡导不同话语间的对话、交流，追求最终的话语共存。西方基于权力的话语权强调不同话语之间的压制与被压制、甚至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它与中国倡导的文明间交流对话、包容互鉴的立场是难以共容的。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时代，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中自然也应包括最终的话语相通，及其背后的理念、价值观等通过交流实现共同提升的目标。它或许还远非国际社会的现实，但却代表人类社会未来的方向。

相对于权力意义上的话语权来说，基于权利的话语权乃至共建话语圈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追求，但它无疑有利于我们向世界展示自身开放、包容的形象。当下，面对西方的话语霸权，中国必须追求和增强自己发声的权利和能力，但我们也绝不会掉入西式话语权力的那些陷阱。

李开盛，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