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不是学者凭空杜撰的概念，的确有的国家在经过一个较快经济成长期、进入中等发达阶段以后，由于体制难以支撑更高水平的发展而陷入经济的长期萧条，甚至陷入动乱的泥淖。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绕不开“中等收入陷阱”。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就可以实现持续增长。就中国而言，我以为，即使在现有基本宪法秩序之下，改革仍有空间，生产力释放仍有空间，“中等收入陷阱”有可能避开。这个判断来自成都改革的范本意义。

中国改革30年有余，尚不敢说改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描绘了中国改革发展的远景，即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按这个要求，可以说我们仅仅走完了不到一半的改革路程，又或者说，以往改革开放只是一个开局。然而，就这么一个行动，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将改革深入下去，中国再快速增长30年不是难事；如果中国政治家能就更重要的改革战略和策略达成共识，并付诸行动，中国就能建成繁荣稳定的民主法制社会。

成都以农村产权明晰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发育基层社会民主政治这三大改革举措，给有待深化的中国下一步改革提供了范本。今后中国改革还要迈出两大步，一是克服城乡二元结构，完全确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大幅提高民生质量，为全面改革创造更坚实的基础；二是推进中国建成民主法治社会的步伐。成都改革基本上走完了前一步，并开始探索后一步。

产权改革将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得以基本保持的关键条件。中国农村承包制改革只是“半截子”产权改革。因改革不到位，不仅妨碍农业土地利用效益的继续提高，影响社会安定，还使中国土地市场的严重扭曲问题愈益严重。从中国现实出发，做虚所有权、做实承包权，将土地承包权永久化，是实现农村土地产权明晰化的基本路径。有人以为这个改革很难，但成都的改革者们做到了。如果全国做完这件事，将可大幅度提高中国农用地的使用效益，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未来中国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基础越来越靠不住，但提高农业竞争力、降低中国人的吃饭成本，会有助于延缓中国人名义工资上升速度，总体上保持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蕴含着巨大市场。这个过程不是简单地造就几十万个“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是让大中城市得到更健康的发展，同时在现有农村地区让一批规模不等的新兴城市崛起，并让专业农户变为“城外市民”。未来中国的农村人口会在20%以下，农业人口会在10%以下，这意味着未来中国还要创造出超过过去30年里所形成的城市规模，由此产生的市场需求，还会让我们怀疑中国要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么？成都的改革证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农民权益水平，更孕育巨大商机和发展拉力，其重大意义无法估量。

发育基层社会的民主政治，是成都改革的又一杰作。大的谋划当然需要中央政府去做“顶层设计”，并要树立风险意识，把握好改革的节奏。但这决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就可以无所作为。不必怀疑地方改革者可以开辟一定的改革空间。在西欧历史上曾有过“国王治下的城邦民主”，由此揭示的逻辑，我们当然不可直接用来做一个类比，但其中的意义必定对我们有所启发。成都市所推动的基层民主改革注重细节，不事张扬，把民众权利保障用规章制度确定下来，走上了一条务实的渐进民主改革之路。这方面的改革极大改善了成都市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到成都投资。有实践经验研究表明，企业投资取向的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流向的决定因素是城市的人文环境。大型跨国企业并没有因为成都工资水平提高而不选择成都。有这个逻辑存在，我们便可以相信，只要有民主政治的渐进发展，即使工资水平提高，中国经济也未必会产生因投资增长减缓而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

产权改革、城乡一体化和基层民主政治三足鼎立，形成成都改革的基本架构。成都的下一步改革能否揭开序幕，将取决于他们的改革经验能否在全国成功推广。如果推广成功，全国将形成更加宽松的改革环境，作为改革先行者的成都才可能迈开新的改革步伐。这个时机到来之前，我们只需要做成都改革者的学生，而不必要求他们承担新的责任，更不可驱使他们做激进改革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