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的某一天傍晚，我见到了韬韬。韬韬是我从2008年开始辅导的一个学生，那时他读高一，我辅导他的语文。两年前，他去加拿大读高中，一年后读大学预科，上学期开始进入本科学习阶段。

我特意想和他交流对中加两国教育的感受。他很明确地说，他感觉，中国人想把学生教成全才，但加拿大人只关注学生的兴趣、特长、思想。从他所举的例子来看，他所谓的思想，就是个人对某一事物和知识的创见，无所谓对与错。

他说，加拿大的小学基本就是玩过来的，初中开始有考试，不过考试占总成绩的比例并不高，可能在45%左右，高中与此类似。考试只考课堂上讲的，没讲的不考，这与中国很不一样。在中国，考试的重点在那些很刁钻的课外题、超纲题，正式教材上的内容连基础题都算不上。中学学的内容比中国少很多。但本科的课程内容就很多了。这些情况，中国人现在也基本都了解了。

本科阶段的课程，他只上过两门，不过也通过各种渠道有所了解。在大学一二两年，大致有三类课。其一是lecture，就是老师在上面讲，一般在阶梯教室上，听课的学生很多。中国目前的课基本全属于这种类型。但课程的作业一般只要求600字，附图附注释。我以为这种做法比中国老师动辄要求五六千字要好。较少的字数要求可以让学生轻松地把自己的心得写出来。如果字数太多，这个压力会很大，反而会逼迫学生去抄袭。其二是tutor，事先有一本练习册，上课的时候老师教你这个题目应该怎么做，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向老师请教。这种课不算分数，上不上完全靠自己，没人管。其三是参与课，一般参加的学生在十几个左右。这种课的分数比例很高，所以很重要。上课主要是学生讲自己的想法，讲得越多分数越高，不讲就拿不到分了。老师看重的是思想，不分对错。

为什么中国人追求全才？我猛然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自宋明理学被官方强制推行后，社会的价值观开始趋同，对不同价值观的宽容也越来越少。这意味着，所有人都追求同一个人格标准。这种习惯坚持了至少五百年，直到清末开始有人提出追求个性。但是，共产革命是在统一意志的基础上获得成功的。革命之后，对统一意志的追求再次强化了人格标准的同一。

追求同一种人格标准，肯定会影响到对知识的追求上。比如，所谓的孩子的起跑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都想做一样的人，都想以一个标准来教育孩子，才会有这种想法。对兴趣、特长的重视只能建立在追求个性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而我们追求的是共性。因此，音乐、书法本来是被作为特长的内容，事实上却变成你有我也想有的东西。这种习惯会很自然地形成希望把人培养成全才的想法。

当然，国家以全才的标准来培养人才，还有制度上的原因。大学录取是以考试为唯一根据的。而考试无法推及于个性与特长的领域。虽然少数才艺可能通过考试来评定优劣，但大多数能力却无法由此来评定。考试作为唯一重要依据的录取制度是全才教育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中学各门考试中最为强调的那些复杂幽微的推理能力，是否是人的思考能力。我们中国人似乎都认可所谓的智力题、难题是对智力的考察。在文科课程中，这种智力表现为对于文法、文章的细致入微的辨析；在理科课程中，则表现为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中找到一条通往结论的线索。这些能力实际上是一种对既有材料的整理能力、在其中寻找各因素之间关系的能力和品味其中的弦外之音的能力。这三种能力均不能包含对新知识的创造，而只能对既有知识进行整理。对这三种能力的过度训练，事实上已经禁锢了人的头脑与创造力。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教育的目的到底是向学生灌输知识，还是培养学生的学习、研究能力？我们的教育家总是以为，研究问题必须先学到知识，必须在既有知识基础上才能培养研究能力。问题是，现代科学和学术知识太庞大了，灌输十二年也不过只学到一点点皮毛，而十二年的灌输，却足以使学生失去研究能力。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教育实践也证明，研究能力只能在兴趣的引导和研究的实践中学习。在成人看来，中小学生的研究实践太过幼稚；但正是这种幼稚的研究实践能培养出研究的能力。在具备了一定的研究能力之后，再强化对学科知识的学习，不仅能快速地理解这些知识，还能从中发现问题，寻找问题，形成研究兴趣。

无论是以培养科学家、有动手和思考能力的人才，还是以培养思想家为目的，追求全才、灌输知识、智力题等都是与这个目的南辕北辙的做法。研究能力、思想能力与个性、创造性、研究实践、思想的活跃是结在一根藤上的瓜。中国的教育过于强调同一、共性、知识基础和做题的难度，离我们向往的教育目的不是在走近，而是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