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因为有了所谓的“北欧模式”，就一定要造出个中国模式来增强中国人的自信；或为了论证中国三十余年来的发展道路的无比优越性，抑或为了论证某个特权阶层所获特权的合理性，而造出这个概念；甚或为了平息一小撮、极少数别有用心或不明真相的人的不满，而造出这个概念；──基于这些理由的“中国模式”不需要学术讨论，也不容许真正的学术讨论。但是，总结一下三十余年来的发展经验，从这些经验的角度来审视一下所谓的“中国模式”，则是有必要的。

从这个角度来讨论“中国模式”，就得面对三十余年所发生的一大堆事实，这一大堆事实与优越性等另一大堆伟大的词汇无关。这一大堆事实虽然十分庞杂，但要使“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成立，则至少需保证两点：第一，三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某方面的成功；第二，取得成功的人为原因具有独特性。

GDP后面成功因素与失败因素的纠结

外国人看中国，最惹眼的是GDP的位次。中国的统治阶层和智囊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事实上也发展出了一套唯GDP主义的工作思路。张五常所说的“县际竞争”，事实上就是GDP的竞争。斯大林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竞赛”被毛泽东时代的政府运用得很普遍，在邓小平和后邓时代，这种竞赛变成了在自上而下的定指标压担子工作模式推动下的GDP竞赛。

经济是很复杂的事，但人类的天性就是想尽力对一个复杂的事情作一个简洁明了的评价，GDP这个宏观经济学概念便迎合了这种需要。GDP好，表示经济好；GDP坏，表示经济坏──这种简单化思路并非中国特色，而是西方一百多年前的发明。但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世界，经济危机、工人运动和世界战争此起彼伏，以至于一战后许多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感到悲观。如果那种状况延续下来，GDP肯定不再可能作为评价经济优劣的标准了。西方的贡献在于，通过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改革，使GDP这个概念重新焕发了生机。

GDP是对国民收入的一种统计数据，实际上想反映一国的总收入，包括政府、企业、个人等主体所获得的收入。二战以后，工资（个人收入）占GDP的比重逐渐受到重视。现在欧美各发达国家的这个比重均超过50%，这意味着GDP数据能较好地反映国民所拥有的财富。我国近几年才开始重视这个数字。不同的学者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发布的数字，得出2007年工资占GDP比重均为11%左右。最近一两年有人认为这个数字太低，影响了中国的形象，遂把它提高到26%，但没能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统计部门的专家们以前不理解这个数据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发布的数字没有兼顾到这个数据，导致中国的工资占GDP比重严重偏低，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失误。但就算是26%，依然说明GDP与中国国民的实际收入不是一回事，两者相关度并不是很高。

中国的GDP增长，实际上是政府收入的增长。除了直接经营一部分高利润产业和收税收费之外，政府还通过房地产、股市、以各种名义取消或查处民营企业、通货膨胀、煽动老百姓捐款等方式将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掏走。政府有钱的最大好处是终于可以摆脱百余年来的积弱不振，可以重振军备，复兴康雍乾时代的威武气势。但这同时也会使排外主义和黩武主义复兴，这两个坏东西在中国历史上的教训不胜枚举。

政府拥有这么多钱，要不腐败那才是不正常的呢。由于钱太多，一般的腐败已经消耗不了这么多钱了，于是各级官吏便竞相养小老婆或情妇。这种风气在一夫多妻合法的时代，并不足以摧毁那个时代的道德观念。但在一夫一妻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伦理并被法律所规定的今天，大规模的养妾则使伦理道德观念、法律条文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由性而衍生出的伦理观念是人的整个伦理道德的基础或核心，这种观念被虚置，也意味着当今这个时代正在走向彻底的虚无主义。

有人认为，政府有钱就可以建立一系列的福利制度，使“发展的成果让人民共享”。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每每涉及到福利问题，政府的领导人就叫没钱，就说中国还是一个穷国；但搞起工程和“盛会”，则总是“举全国之力”，要借此显示“大国崛起”。西方的福利制度是在民主化过程中因应社会主义运动而逐渐形成的，中国依然处于威权政治体制之下，更没有社会主义运动。而且西方的福利制度已经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也不值得效仿。说到底，人必须依靠工资和劳动报酬而活，才能活得有尊严。西方的成功之处在于工资和劳动报酬的不断提高，在于每个人获得了平等的创业机会，以及社会各阶层对国家财政的各种责任机制。

政府手里的钱用来搞工程，使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这一点看得见摸得着，让全世界艳羡。基础设施有一种壮观的美感，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被这种壮观所折服。这种折服使人们对它的实用价值不自觉地予以夸大。如果说基础设施好就意味着生活过得好，那么中国人的生活该是世界最好的。短短的几年间，中国的高速铁路通车里程就跃居世界第一，这意味着出行的方便。可是频繁的仅仅为了回家的长途跋涉不正好反映了中国人生活的不幸福吗？为什么要这样不停地为回家而长途跋涉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无法在所工作的地方安家。

综上所述，三十余年来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唯GDP主义式的发展，而中国体制下的GDP要被设定为成功的唯一标准，显然缺乏坚实的理由。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不容否认，但要把这些成就说成是成功，就等于把失败的地方给否认了。况且成功中也内在地蕴含着失败的因素。比如其中最成功的地方恐怕是政府的力量（power）有了巨大的增长，但这种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衰亡的先兆。

尽管成功因素与失败因素纠结在一起、不可分离，但是成功因素仍然引起了更多的注意。人们正是在对成功因素的偏执性注意中感觉到“中国模式”的魅力。

独特性：拿钓钩的手

无论如何，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大堆成功因素与失败因素不相上下、并且纠结在一起的结果。把这个结果仅仅归结为成功或失败，都是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取得这个结果的原因必定是多样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为原因，“中国模式”这个词在乎的是人为原因。“中国模式”意味着这里的人为原因具有独特性。

三十余年发展的人为原因的独特性在哪里呢？其实张五常所说的县际竞争说到了点子上，仅管在中国的公务员和新闻工作者们眼里这不算什么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被描述为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事实上“市场经济”这个词掩盖了中国发展的另一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什么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依然这么强呢？有些学者，如吴敬琏等人，认为这是因为政府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力度不够。他们认为十五大已经确立了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政府退出市场领域的政策。可是，事实上政府在想退出时确实退出了，但想进入时进入也不费吹灰之力。有什么力量能阻止它不再进入？没有，反而是诱惑它进入的因素与日俱增。政府的官员并非真地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而是和我们一样的常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他们也无法抗拒金钱的勾引。市场中凡是能产生巨额利润的地方，都是政府想进入的地方。没有一个东西阻止政府的欲望，想要让它不进入是不可能的。

所谓的市场经济，如果是政府想进入就进入、想控制就控制的东西，那不过是统治者恩赐的市场经济，是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而设计出来的市场经济。当市场有利于他们时，就鼓励市场；当市场不利于他们时，就控制市场。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其独特性，其独特性就在于在市场之上有一只手，市场仅仅是这只手中的钓钩。拿钓钩的那个人说，我要为天下人钓鱼，实际上鱼还没钓上来，口水已经直下三千尺了。这种欲望刺激了它利用市场谋利的创造力。

为了让财政的钱多起来，统治者不得不利用市场这只钓钩。利用的方法其实还是老方法：层层定任务，定计划，压担子，奖优罚劣。在计划体制下，整个国家就像是一个大公司，一切听命于最高的指挥者。在现在的恩赐市场体制下，这个格局并没有改变。这一套计划经济的老办法被用于发展GDP之后，地方政府被迫想方设法招商引资，于是五通一平、两减三免、征地拆迁、环境污染、修路架桥、特事特办等措施接踵而至。这些措施虽然使当地百姓遭受许多损失甚至灾难，但对于吸引投资效果明显。

独特的层层负责的责任制办法恰恰说明中国GDP增长的人为原因并非仅仅是造出了一套市场制度，更重要的是超越于市场之上的那只拿钓钩的手。这确是中国的独特之处。不过这一独特之处不仅造出了GDP的高速增长，也造出了特权势力的形成与广泛的权力滥用。仅征地拆迁就造成了大量政府对老百姓的施暴事件，百姓的反抗运动也是此起彼伏。现在甚至出现了特权势力占田占地、操纵地产和金融市场的现象。令规模庞大的城市白领阶层最不满的高房价问题，其症结即在于政府和特权势力造就的土地价格。但是统治者不敢面对这个问题，千方百计把问题归结为卖房和买房者的投机。八年来，政府年年打击卖房买房投机行为，结果是房价的涨幅一年比一年高。这表明统治阶层至今没有对这些现象有任何深刻的自我反思，他们还沉浸在GDP大跃进的美梦中。

“中国模式”心态及其危险性

有人说，他提出“中国模式”并非要否定中国存在的问题，甚至当他说中国模式时，也不忘了列举几点问题。那么“中国模式”是否是一个包含了这些问题的词汇呢？当人们运用这个词的时候，他心中想着的断不是问题，而是忽略了问题的成绩。

运用这个词的人主要有四种。一种是得利者，也就是那些特权势力。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当然是成功的。在他们的内心，有一种成功的感觉，有一种维护现有发展模式的自觉。这正是他们推广“中国模式”概念的动机。这个概念可以把他们内心的成功感予以张扬和渲泻，因而对于他们来说充满了美感。另一方面，一些在知识分子和民间普遍流行的主张，如创业机会的平等化、政治上的民主化、消除特权和垄断，都有可能使保证了他们成功的制度被改变。他们对这种改变的恐惧也被融进了对“中国模式”的赞扬中。

第二种人是那些把国家荣誉感看得高于生活幸福感的人。这类人会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中获得心灵的慰藉，于是，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模式”扮演了他们心灵的守护神。谁要是对这个词稍有不敬，他们便会向你开炮。中国人中的大多数习惯于在人间寻找人生的意义，不相信彼岸世界。也许这大多数中的大多数觉得人生意义就在于日子过得红火，有钱有权，子女多而且争气，被人看重。这是一种中庸的生活态度，从不刻意追求那种需要冒风险的精神生活。但也会有一部分人觉得仅仅这样还不够，还得有点更为“高尚”的追求。把国家的荣誉作为一种追求，从中寻找人生的意义，是这类“高尚行为”中的一种。

另外还有两种人也在用这个词。一种是投机分子，他们用这个词来拍权贵的马屁，借以捞取好处。另一种是国外的一些人，他们的国家被过分的大众民主弄得停步不前，企业的效率大大下降，他们为此而忧虑；或者是一些在中国捞足了好处的企业家及其代言人，他们希望保持现有的制度不变，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很容易被他们收买，雇员也没有能力和他们讨价还价。

无论是四种人中的哪一种，当他们用“中国模式”这个词来说事的时候，一定不会真正把中国存在的问题当回事。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模式”是光鲜夺目的花朵，那些存在的问题不过是一小片花瓣上的一点瑕疵。有人还不假掩饰地表露出雄心壮志，要把这朵花推广到全世界。

因此，“中国模式”概念标志了一种心态：极力赞扬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把现存的制度予以美化；极力掩盖、弱化中国存在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以漫不经心对待之。这意味着解决存在的问题并不重要，保持现有的成就以及取得这些成就的制度才是最重要的。

成就与问题是纠结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保持成就也就不得不把问题留下来。同时，取得这些发展结果的人为原因也是祸福相连，因而保持成就也不得不让这些制度保持下去。从好的方面说，这种保持会使中国的“奇迹”继续保持下去；从坏的方面说，那些与“奇迹”的作用不相上下的失败要素、灾祸要素也将继续发扬光大。

上述四种人看到了光明的一面，从而不自觉地把这一面当作本质；但感受到巨大的生活压力的城市中下层平民看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面。那些高楼大厦、盛大集会在权贵们看来是成就，在白领阶层们看来未必不是腐败。他们会很自然地把这种腐败与自己的困顿联系起来，作一个因果分析。他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收入之所以总是不够用，是因为有少数人拿得太多，而且拿得不正当。他们由此产生对权贵们的恨。

去年上海搞了一个活动，政府组织一些权贵人物去街上找普通老百姓拥抱，试图以此来化解这种恨。这个荒唐的活动反映了我们的统治者、权贵们是多么地不了解城市中下层人群。他们的恨并非来自于和权贵们缺乏交流，他们的恨来自于生活的困顿和权贵们的大手笔。

但是，人总还是更多地被某种希望支撑着，尽管希望的可靠性很少被认真地推敲。无论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多么壮观，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忍辱负重总是主流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生活的希望不至于破灭。而现在，“中国模式”实际上在故意挑战人们的希望。当那些城市平民听到有人赞美“中国模式”时，他们仿佛感觉到阴暗的现实将没有尽头。这也许仅仅是一种感觉，但是它意味着两个阶层之间的裂痕在加深。

这种裂痕至今只是在“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层面上受到重视。而“维护稳定”不过是“压制反抗”的一个代名词。因此，问题事实上并没有受到重视。反抗是不可能被压制住的，最多只能延后；而延后会不会是一种累积呢？有人以为，延后会赢得解决问题的时间，这样的结论至今仍缺乏证据。因此，维护稳定本身接近于伪问题，或者说游离于真问题之外；用一个伪问题来看中国的社会裂痕，竟然是学术界的主流作法。

两个阶层的裂痕的最大危险在于，它会引导出两套完全不同的政治目标。权贵们想维持现存的“中国模式”，城市中下层平民可能会发展出以推翻这种政治模式为目标的政治意识形态。一个国家要有凝聚力，前提是必须有一套高度认同的政治观念。美国和西欧诸国通过长期的自由政治讨论，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共识。他们的凝聚力由此而来。台湾前几年的两党恶斗，则是源于两大群体的政治观念相去太远。现在的泰国内斗则来源于权贵阶层和平民百姓之间的互不相让。中国没有欧美那样的自由讨论机制，只可能自上而下地灌输“中国模式”等观念。灌输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是有效的，那主要依靠激发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意识形态来维持。在权贵阶层形成并且在人的意识中被确定为城市中下层平民的对立面之后，自上而下地灌输“中国模式”只会强化对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