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晚上回到宿舍，打开电视，正放八三版《射雕英雄传》。故事是杨康得知国恨家仇后，依然要做完颜康而不是杨康的一节。

杨康舍弃国恨家仇，甘愿做汉奸，本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人极为痛恨的事。但金庸有意把杨康塑造成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人。杨康的这个形象不大能被中国人接受，穆念慈则是广受同情的。在一个爱国主义者看来，穆念慈对杨康的爱情简直是不讲原则，而事实上少有人批评这一点。郭靖后来也面临一个选择：加入全真教做一个抗金志士，或跟着黄蓉这个小妖精混，他的师父们和丘处机规定他只能选择一个。其结果是黄蓉把全真教臭骂一顿，郭靖则跟着这个公然藐视民族大义的小妖精私奔。这些情节不仅属于编故事的金庸，也早已进入了我们的心灵。当爱情和爱国主义原则完全对立时，选择爱情的人依然能赢得如许同情的眼泪，这在中国难能可贵。

仅有这样两对汉族情圣，金庸还嫌不够。他还要塑造一个至情至性的完颜洪烈。为了赢得包惜弱的感情，他愿意死在她的刀下。在母子二人先后离开他以后，他觉得生活完全失去了意义。把这个“金狗”写得如此有情有义，不仅没有触怒中国的老百姓，而且不时地让人生出怜悯之心。

当一个正在欺压你的民族站在你的面前，你真地有勇气承认这些欺压者们也有坚贞纯洁的感情吗？我相信大多数人会坚定地回答说：不会！看来，看电视剧的感觉真地和现实中的感觉不同。看电视剧的时候，人处在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中，没有来自异族的威胁感，爱情可以成为打动人的力量。但是，当人在现实中真地感受到来自异族的威胁时，他便习惯于接受一套反异族的政治观念。

只要有威胁感，便能接受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威胁感是可以制造出来的。因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便可以成为一种政治运作的工具。

我们习惯于批评某些人没有危机意识，所谓的“危机意识”就是一种威胁感。事实上危机意识太强也未必是好事，危机意识弱一点也未必是坏事。在文人们看来，“西湖歌舞几时休”的南宋君臣们是太没有危机意识了。但仔细想想，如果南宋与金年年在江淮之间拼消耗战，等蒙古大军一到，会是什么结果。事实上，如果南宋的危机意识更弱一些，不去搞什么海上之盟，让金朝多抵抗蒙古一阵子，成吉思汗的子孙恐怕要望江兴叹了。

抗战前的激进民族主义，正是在那种超强的危机意识、威胁感之下激发出来的。制造这种威胁感的当然有各种反国民党的政治势力。他们企图以此来反抗国民党。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来自传统的文化习惯帮了大忙，那就是正邪两分、从道德出发并且排斥理性的泛道德主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远在上海的文人们却感觉到国家已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时刻。如此紧张的威胁感足以使人失去理智。自那一年开始，“不抗战则亡”成了主流舆论。尽管国民政府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抗战准备，激进分子们依然认为他们“不抗战”。在他们看来，对于日本的态度只有两种：抗战与不抗战，前者是正义的，后者是邪恶的，妥协退让等同于不抗战，因而也是邪恶。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起了一群乌合之众，一时成了救国的明星，而埋头于军事建设和政治统一的蒋介石反成了众矢之的。蒋在一九三六年一月接见学生代表时说了许多语重心长的话，他说：“我决不怕战争，不过我要作有准备有计划的战争。我们和日本不战则已，战则必胜。”事实上，一九三六年不因蒋的这番话而理解他，救国会正好在这一年兴起。在中国，正邪比理智更重要。

泛道德主义有一种放大效应，这种效应十分有利于民族主义的政治运作。日本的步步紧逼诚然关系国家的存亡，但也并不是马上就要亡国。泛道德主义却能把一个一个的事件全说成是马上就要亡国。然后提出这样的推论：既然马上就要亡国，我们就得马上起来抵抗。如此一来，以妥协退让来求得喘息之机的策略便遭掣肘。遥想三国时期，失荆州，死关羽，多大的耻辱，诸葛亮却能忍下这口气，承认吴国对荆州的主权，并且还要与吴王签订盟约。之所以如此，也是为了求得喘息之机，积蓄力量，待时而动。诸葛亮那时没有碰到泛道德主义，荆州的耻辱因而也没能上升为生死存亡论。

莫泊桑的小说《羊脂球》反映了另一种境遇。普法战争时期，十个法国人获得一张出境许可，准备从德占区逃往法占区。其中羊脂球是一个妓女，另有两个修女，一个民主派演说家，一对贵族夫妇，两对资本家夫妇。羊脂球算是个爱国主义者，誓不与德国人睡觉。在一个小镇，她拒绝了德国指挥官的要求后，十个人全被扣留在客栈里。其他的人开始都认可并赞扬这种爱国主义行为，但时间一天天过去，心理很快发生了变化。八个人合起伙来劝说羊脂球答应德国人，认为这种牺牲在更重要的目标面前是值得的，这种牺牲是高尚的。那个民主派演说家对此束手无策、无话可说。羊脂球没办法，只得和德国人睡了。没想到当他们终于登车启程离开小镇时，人们非但不认为她做了高尚的事，反而把她唾弃了。

爱国主义在莫泊桑的故事中显得很平常，没有获得崇高的道德位置。人们以世俗的理由来随意抛弃爱国主义，无论是贵族、资本家还是修女。民主派的政治家对此竟然失去了话语权。在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困境。爱不爱国是正邪之分，而正邪是不两立的。孟子说：“义我所欲也，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利而取义者也。”在大义面前，是不允许有利益的权衡的。令莫泊桑感到困惑的事，在中国很好解决，因为有泛道德主义这个放大装置。只要把“睡觉”这个事放大为正邪问题，放大为决定生死存亡的“大义”，一切争论迎刃而解。

经过泛道德主义的放大，人们便感觉到一种更为严重的威胁感：邪恶正在威胁着我们，正在吞噬正义事业。为了护佑正义事业，必须向邪恶开战。把这样的思路应用到国家事务上，爱国主义者们便真的相信自己是在同“邪恶”斗争。即便是国外某个无关紧要的人物说一句批评中国的话，他也有一种邪恶势力正在向自己进攻的感觉。更离谱的是，三年前日本发现从中国进口的饺子含有毒物质，这样一则消息竟也激化了中国爱国主义者们的帝国主义威胁论。从2007年开始，这样的事件一件接着一件，最终在2008年形成了高潮。

威胁感是一种真实的感觉，但并非都是对事实的正常反映，经过制造的威胁感更是远远偏离正常状态。事实证明，毒饺子、毒牙膏事件都并非是帝国主义在向我们进攻，外国人提提意见也并非是要消灭、丑化我们。我们的威胁感早已脱离了正常的轨道，它使我们的爱国者们的神经高度敏感，人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作出理性的判断。

有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早已洞悉了威胁感在中国的作用。他们造出了美国包围中国的理论。有关军事部署的知识在我们国家一直被封禁、保密，现在有几个人、几家报纸天天在那儿讲外国的军事部署，把它全解释成针对中国。在长期封禁后，这样的信息自然很有吸引力。面对这些信息，老百姓也完全没有能力去判断它的真伪，只能凭感觉来作出判断。血气正盛的学生们于是就不免受到影响，感到中国真地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

制造威胁感的人不仅仅满足于这种感觉的形成，他们要借此来灌输“主动出击”的观念。他们知道，随着威胁感的增强，人会逐渐远离理性，形成对外界的过敏性神经反应。在这种变态心理支配下，人们就会接受“决战八千里之外”的神奇军事理论。

在危机之下，人的自由要服从于最紧急的需要，这是人类的常识。于是，爱国主义者们创造的威胁感便有助于自由的压制者。2008年发生了汶川地震，一些对救灾工作不满意的人去都江堰检察院上访，被抓了起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激努了那些爱国主义者。他们说，这种报道会给帝国主义攻击中国以口实，会破坏全国人民美好的“感动”情绪。一起小小的事件就让这些人如此神经过敏！他们的过敏使报道事件的新闻媒体要承受多大的压力！那一年的西藏3•14事件和西方对中国镇压事件的反感更引起了爱国主义者们的义愤。于是，一切对西藏稍有理解的话都不能说了。

对自由的压制于是可以大行其道。其结果是使全国老百姓处于全封闭状态，对事件本身只能有片面的了解。对于边疆少数民族，我们只知道自己对他们的恩惠，却不知道他们的真实生活感受，不知道他们的想法。真实的东西往往被列为“过滤”的对象。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我们竟然从网上看不到所谓的“敏感内容”。这样的做法更加有利于威胁感的传播和强化。

人为制造的危胁感会使我们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隔膜越来越大。我们时刻提防着他们，把他们的任何反抗行动都视为“分裂祖国”。我们还由此增强了对他们的反感，把他们视为愚昧、迷信的人群。他们反过来觉得我们是堕落者，是欺压他们的人。在这个时代，延续了几千年的“起义”已经不可能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就没有有效的反抗方式。所谓的“恐怖主义”可以算是当今弱势群体反抗的主要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取代“起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