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读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一书时产生了一个疑问：宋代作为一个商业发达、政府对商业持开明态度的朝代，为什么又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这个问题在我心中藏了几年，直到听萧老师讲中国历史上的清议、读钱穆《国史大纲》时，才似有所悟。钱穆说：“宋儒的自觉运动，自始即带有一种近於宗教性的严肃的道德观念，因此每以学术思想态度上的不同，而排斥异己者为奸邪。这又足以助成他们党争意见之激昂。”这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北宋时期始终不能就改革政策达成一致、新党与旧党反复争斗，直到金人兵临城下，城里的朝廷还在就主战主和争论不休、各个派别水火不容。新旧各党如能就具体的问题务实地展开讨论，这样的党争应当是好事。但是，党争中的一方往往有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以道德君子自居，并以抽象的道德理由将另一方全盘否定。实际的现实问题就这样淹没在充满正义激情的道德话语中。这种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主义”。
在中国式的党争、清议和群众运动中，我们直接接触到的是势不可挡的道德话语，但是这一话语的心理来源并不一致。对于少数知识分子，运用这些话语可能是为了达到排除异己、掌握权势的目的。而对于另一些知识分子和群众运动的参与者，则是一种道德义愤感。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动机，这一套话语都具有势不可挡的舆论力量。因为，道德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无以复加的重要性，个人的道德直接决定着国家政治的兴衰。
当然中国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也并不是所有卷入党争中的人都持道德主义态度。比如，北宋时洛党中的程颐就反对旧党将所有新党全盘视为奸佞之徒。但是从总体上看，道德主义思维和话语始终占有主流地位，尤其在危急时期更是具有超强的权威。
在中国的当代社会，道德主义思维模式已经在多个方面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一、对民族主义的影响
美国CNN主持人卡弗蒂说了两句话：“中国产品是垃圾”，“在过去50年里中国人基本上一直是一帮暴民和匪徒”。这两句话激起了中国舆论的强烈反抗，官方媒体给他戴上了“纳粹”、“种族主义”、“语言暴力”、“信息恐怖主义”等帽子。这让我想起了二十世纪初的一件事。1920年，辜鸿铭写了一篇长文《没有文化的美国人》，把狂傲的美国人骂得一钱不值，被美国《纽约时报》登在封面上，整整一大版。他正是以这篇文章赢得了美国人的尊敬。20世纪初的西方流传着这样一条谚语：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以不看辜鸿铭。
两句话与一篇文章，都是带有亵渎性质的言论，且孰轻孰重一眼即可看分明。可是中美两国人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反映出两国人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在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民族和国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超越性存在。而在美国人看来，国家并没有那么神圣，批评者反而是受尊重的。
民族主义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因此所有的国家都认同民族主义思想。但是，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以民族大义来压制不同意见和理性讨论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表现在官方意识形态上，也体现在自发性的群众运动之中。在民族主义者心目中，民族大义是正义的化身，只要以这个名义，就可以把一切不同意见斥为奸邪。而这个民族大义，显然已不再只是一种普通的民族感情，而是由国家崇拜派生出来的、具有超越性的可以作出道德判断的价值理念。
香港的民主党领袖李柱铭因为去美国谈香港的人权问题，就被视为“汉奸”。奥运会也被作为中国利益的化身而具有绝对的神圣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个超越性的存在体高悬于人的信仰之中：国家。
如果说西藏独立是不可商量的话，那么西藏的宗教自治、政治自由总是可以商量的吧？人权问题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批评呢？奥运会为什么不允许别人反对呢？但是这些话题亵渎了国家这个“神”，侵犯了人们心中的禁地。具有道德主义传统的中国人，不自觉地拿出了清流党的话语，把渎神者斥为“反华分子”“民族败类”，把他们说成是“无耻之徒”、“人类公敌”。
由此我想到了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认为民族精神是宇宙理性的表现，它执行着宇宙理性在某个历史阶段的使命。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宇宙理性是超越于现实世界的精神存在。我们比较一下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黑格尔的民族精神，是不是很相似呢？
可是中国的普通大众不曾接受过黑格尔哲学，即便知识分子，也主要是从马克思那里接受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知识的。黑格尔的著作在中国并不普及。而马克思哲学已经把宇宙理性转换成了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从而也突破了民族主义，走向了阶级精神和国际主义。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从中国文化本身进行观察。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可以发现中国人的国家崇拜同样也与程朱理学的天理学说具有思想结构上的同构性。天理是一个终极性超越性的精神实在，是个人的精神道德修养的终极目的。在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思想结构中，国家或民族概念与天理的地位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国家民族概念不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而纯是一种本体实在而已。从他们表达出来的道德主义语言和不着边际的政治帽子--这种表达如此的迅速、一致和自然，说明它确实出于一种集体无意识--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思想更多地与程朱理学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
但是即便有这样的在思想结构上的同构性和语言上的传承性，也不能说国家民族崇拜就是由理学激发而起的。在这种国家崇拜中，同时也充斥着现代民族主义的话语和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只有文化上的天下观念。天理本身是道德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而国家民族显然是物质性的。因此，在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中的价值本体发生了某种转换或扩张。这种转换或扩张既是历史的结果，也是西方民族主义被作为意识形态教化的结果。实际上，老百姓所接触到的历史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而也可以把它说成只是意识形态中的民族主义教化的结果。
从黑格尔主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民族主义发展为民族沙文主义的思想根源。也许从民族主义到民族沙文主义，只有一步之遥而已。中国在历史上虽然有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情结，但并没有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明朝政府甚至视在南洋拓殖的中国人为不臣。但是，道德主义的强势话语和从西方传来的现代民族主义相结合，再加上极权主义的国家体制，不能不令人担忧。有哪一个激进民族主义者真正关心西藏呢？他们只关心心中的国家神而已。这难道不是一个信号吗？
二、对自由观念的影响
“巴黎怎么野蛮了？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的政府，是没有权力限制国民的言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那不是在中国，看谁不顺眼，就宣布为非法。中国人真是当奴才太久了，面对自由不知如何是好，浑身的不自在。”
这是龙爪树、rtbsw1等网友在回帖中写的几句话。我们看看几条对这个回帖的回复：
“连问题本质都看不清的人，别人说你是瓜娃子你还不晓得为啥子。”（保加利亚玫瑰）
“你真是个农民，是非不分！他们不是普通的示威，不是普通的抗议，他们是侮辱中国，侮辱中国人，倡导分裂西藏！！！什么叫浑身不自在？？！！！是个中国人就应该为这种超越一般示威的反中国行为感到不自在！！！你说这话，根本就不懂问题在哪里。愚昧”（josephzx）
“你个变态的自由。每个人都希望自由，但自由决不能成为做坏理的理由，那些自由地侮辱中国的法国人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谁是最可爱的人？我觉得我们的圣火护卫队就很可爱，足以感动中国。”（bobo1220）
这三个回帖反映了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可是，如何能判定你所认识到的本质是正确的本质呢？亚里士多德在提出本质概念之后，就一直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以为，认识本质可以通过理智直观的方法。那也就是说，本质既不是经验事实也不是理性推论的结果。中国的本质主义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和亚里士多德毫无二致。但是，他们对他们认为的本质深信不疑。如果不预设信仰前提，那么人们通过理智直观而得到的结果肯定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在此问题上却能造就如此大规模的意见一致，其原因是什么？显然有个确定的前提在发生作用。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国家民族崇拜当然是一个确定的公理性前提。但是，不仅如此，这种崇拜一旦派生出了本质主义，就能将民族主义感情扩大到非民族主义的领域，因为一切事物都可以本质作为立场。而这样的本质，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就是一个道德立场。
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八十年代的学生民主运动中，罢课者会采取行动不让别人上课。那个时代的人对自由虽有一种浪漫的执着追求，但也出于要表达自己不满的动机。而今，这种要求表达的动机依然存在，但是对于别人的表达自由是否能尊重呢？似乎很多人只在乎要表达正义的呼声，而像张茵、张惠妹、F4之类的人说几句不动听的话，就主动要求封杀、批判。这样做的理由无非是认为他们的话语是不正义的。这依然是道德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
即便在对自由的浪漫追求中，人们也不自觉地仅把自由作为一项正义的制度来看待。其实这种理解是片面的。比如，言论出版自由在英国的弥尔顿和美国的汉弥尔顿的著作中，主要是作为一种最能适合于发现真理、了解真相的制度而提出的。他们认为，只有在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才能发现真理；只有在各种不同的报道中，才能使我们认识事实的真相。作为一个有着九年记者生涯的我对此有切身的体会。事实上，任何一个记者对事实的记录和了解都是片面的。要一个人绝对真实地报道新闻，永远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是上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报道都是不可信的；按照中国的“本质真实”新闻观，也可以说所有的新闻都是假新闻。西方的知识分子正是从弥尔顿的理论和新闻实践中，总结出了“意见的自由市场”理论，这个理论才是言论出版自由的合法性基础。可是，这种早期的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似并不受知识分子青睐，而把自由道德化神圣化的自然法理论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道德主义的文化心态使然。
把自由道德化，一切违反自由原则的过渡政治形态都变成了非正义的了。这样也就无法理解稳定的政治秩序的正义性。
三、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从中国媒体几个月来的议题（或议程）设置和新闻导向来看，激起中国人的道德义愤感是他们的主要目标。议题设置理论自八十年代即被中国新闻理论所接收，在中国新闻界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实际应用。西方的议题设置是在一个新闻报道多元化的环境下采用的，它往往为竞争对手的相反报道所抵消。即便如此，议题设置仍然被广泛采用，并发挥出较好的传播效果。在中国一元化的新闻体制下，这种新闻操作一旦被成熟运用，其威力几乎是不可抵挡的。
这种一边倒的形势显然是反自由主义的，但是曾经一度以激烈言辞追求言论自由的网民们对此浑然不觉。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道德立场有着更高的认同。也许正是洞悉了这一点，新闻部门继续追击，全盘否定西方媒体和新闻观，并且这种否定被网民们广泛接受。
中国的意识形态在八十年代以来明显地在民族主义中寻求资源。但是，实际上无论是炸馆事件还是此次的奥运、西藏事件，意识形态的操作均超越了民族主义，进而把矛头直接指向西方文化的核心理念，以此宣扬中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这种操作是借由民族主义发起的道德立场而实现的。正因为道德立场有着比民族主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它才能实现从民族主义到全能主义意识形态的转换。
这种转换之所以如此顺利、自然，也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即有着道德上的目的性追求。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以建构理性主义的方法为人所注目，但其出发点是解放被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吸引人，也就在于两者的结合。正是出于这样的道德目的和道德立场，列宁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和后来的不断革命论才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有着广泛的市场。在中国的文化心态作用下，无产阶级的道德立场与道德目的也很自然地被夸大为意识形态的根本，从而一切文化研究与建设，都必须以立场为第一位。
因此，在中国普通民众意识中的意识形态，主要基于一种道德感情。在他们看来，共产党之所以好，之所以要听党的话，是因为党站在穷人立场上办事。皇帝、袁世凯、蒋介石之所以坏，是因为他们腐败、卑鄙、卖国。正因为这种道德感情，人们就形成了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正邪势不两立的观念。阶级斗争纯粹是道德义愤的发泄，至于生产关系是否阻碍了生产关系的发展这一本应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是否要改变阶级关系的原理则根本提都不提。意识形态中的道德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心态下被运用得十分成熟且成功，这要归功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主义因素。
在建构理性主义受到波普的严厉批判，并且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生存理由更加偏向于其道德诉求。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内在逻辑看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钥匙。强化意识形态忠诚不得不主要借助于人们的道德感情，而这条道路并不宽广：为穷人办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到制约；只有民族主义来得容易一些，但民族主义过于强烈又影响政治和经济的稳定。
中国至今还没有产生像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那样强烈深刻的人道主义反思，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主义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过于关注正义与邪恶的区分，对人道主义感情发掘得不够。在意识形态快速去魅的今天，道德主义却被政治势力反复刺激，并且不被人所注意。在这种状态下，人道主义思想是难以崛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