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一五”末期中国经济处于战略转折点上
（一）处于30年发展巨变点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历过三次巨变，每次时间都在30年左右，即30年必大变，如1919至1949年的30年，中国人经过革命，建立新国家；1949至1978年，近30年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体制和战略问题，最终导致了1978年改革开放的巨变；此后的30年中国经济步入稳定的加速发展期，中国经济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现在又到了新的发展路口，国际金融大危机的影响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严重问题，要求再有一次巨变，也就是现代化的最后一步（冲刺阶段）。新30年在战略任务上将明显与过去的30年不同，但都要求体制创新和战略的大调整。过去30年我们的发展任务是：搞活、转型和加快增长，未来30年仅靠这些是不够的，仅仅有快速发展不够，必然要加上在重要的产业上建立国际竞争力，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上要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优势不足以使我们跨过中等国家水平。
（二）可能面临中等国家陷阱
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使我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2008年我国人均GDP为3267.1美元（现价），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06年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为3051美元，即我国在2009年或2010年将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大转折的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成功，但我们不能以为未来会自动成功，现在离最终成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特别是可能遭遇中等国家陷阱。
现代化道路并不容易，上百年来，许多国家都试图采取各种方式，努力实现现代化目标，但结果是仅极个别的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就大国而言，百年仅有2个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即日本和韩国。绝对多数国家要么仍在进行艰苦的初期探索，而一些相对幸运的国家，通过几十年的努力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转变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成功者很少，许多国家步入中等国家的发展陷阱，即经济发展面临长期停滞，甚至陷入政治上的长期危机之中。早的如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晚近的如亚洲金融危机受重创的泰国、马来西亚，从区域上讲集中在拉美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所谓中等国家陷阱就是很多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徘徊，长达10年甚至20年以上。有专家概括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化以大规模的贫民窟为代价、金融体系脆弱（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极易遭遇金融危机冲击）、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服务滞后。我国的高增长也伴随着这些问题的发生，而且经过最近一轮的经济高增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如果不及时扭转这些陷阱因素的约束，“十二五”之后我国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二、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
2008年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年份。一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成功划了一个完美的分号，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信心；二是中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基本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表明我国的综合国力及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高增长形成很强的外部压力。中国经济在国内三种周期因素（30年的长周期、10年的中周期和3～5年的短周期）的叠加作用下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正在步入中期性的调整阶段。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两三年内将会有所放慢，但难以改变中长期快速增长的态势，就目前我国经济所处的阶段而言，经济调整是重大挑战，将考验我们对全球金融风险的化解能力及对新的国际经济形势的适应能力，更是重大的战略机遇。
（一）就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来看，中国存在弯道超越的机遇
最近管理学上有一种新理论，叫弯道赶超理论，如在体育场上的弯道处所有竞技者都有相同的调整机会，一些暂时领先者有可能因为习惯了直道跑而不习惯弯道跑，或者说弯道跑技术不过关，就有被人超越的可能。如有的运动员突然改变战术，从外道加速，最后实现了赶超的目标。此次全球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即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正进入发展的弯道，一些国家在穿越弯道后将明显落后，而另一些国家继续保持原来的位次，但可能有少数国家利用发展的弯道所创造的超越机会，采取一些新战略或战术，在走过弯道后经济实力大幅提升，达到世界领先或位次明显提前。美国正是利用了一战时期和二战时期的大弯道，而实现了超越的成功，并维持了世界霸主地位至今；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时日本也实现了弯道超越的成功。美国弯道超越的要诀是建立军事技术的领先优势及耐用消费品生产的国际竞争力，而日本的弯道超越技术表现在工业品生产的工艺流程的精细化管理及形成的节能型的工业生产体系，其汽车、电子产品等工业品的精细化及节能优势使其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异常强大。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世界经济发展体系特别是金融体系存在的严重缺陷，需要对其做战略性调整，哪个国家在弯道上调整得及时、有效、更具战略眼光，那么，它就可能实现弯曲超越，可以说这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次十分难得的机遇。而有人指出，就国内经济发展而言，也处于重要的弯道之上，即未来几年我国经济正处在调结构的弯道上，正处于从传统发展向科学发展转轨的弯道之上；并建议，国内资金应从房地产这种与竞争力提高关系不大的行业撤出一部分，转向一些战略性重化工业和高科技产业，便能大大加快我国工业现代化的脚步（因为重工业水平不仅是一个国家是否工业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日益飞速发展的高科技所依赖的重要支柱），另外，趁着世界经济萧条西方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我们引资时应重点引进重工项目。或者讲，我国正处于双重弯道上，国内的弯道超越更加重要，超越了国内的弯道，便能超越全球金融危机的弯道。
（二）就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来看，中国经济存在新的历史大突破的机遇
发达的水平是由中等发达水平升级转换而来，经过30年的快速增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换。尽管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换仍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性和艰难，但其成功的可能性也在明显增大。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实现了这一大转变，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完成了这一大转变，现在这样的机遇已经轮到了中国。就中国而言，这种大转变或大突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市场竞争结构及宏观体制趋于完善，资源的宏观和微观配置效率均明显提高；（2）产业明显升级，在重要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重化工业、部分高技术产业、金融、商贸服务业等）上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3）规模经济优势充分显现，即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以高档耐用品消费的大众化为主要推动力）、产业增长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基于规模化的产业专业化水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及聚合经济效应）；（4）实现三个层面的市场一体化，即国际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和国内一体化，就中国来讲，由于国土和人口规模巨大，国内市场一体化将会十分的不易。这些体制和结构上的突破将推动中国经济由中等收入水平向发达水平转换，对我国来讲，这既是一种长期梦想，也是一个可能转变为现实的历史机遇。
（三）就国内发展环境来看，中国的加快转型和发展面临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释放的机遇
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中国的最大优势在于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13亿国民的潜在需求是我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其能不能及时有效地释放是避免中国落入_中等国家陷阱的关键。这是小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所不具备的条件，就小国而言，它必须借助不太稳定的国际市场来实现这一转换。所以，我们说，未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突破是市场规模的突破，即国内消费需求能够实现持续的高增长和结构升级，它与产业升级的结合，将使中国经济显现无与伦比的规模经济效益，更关键的是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张及升级将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使技术进步的应用广泛而深入，因此，这实际上也会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四）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平衡器有利于中国更充分更有效利用全球资源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政府确立的全球和平发展战略及当今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平衡器的作用，将使中国未来在国际化发展中获得极广阔的生存空间，从而充分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
三、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外部经济金融环境转变的挑战
“十一五”末及“十二五”期间，我国面临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将明显趋紧，由此对近几年过度依赖于出口增长的模式形成巨大的挑战。一是全球化进程趋于放慢，我国分享的全球化好处将减少。此次严重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影响的深入将使世界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活力减弱，处理危机及危机过后美国政府及其他发达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可能趋于强化，这会对金融创新和产业创新形成一定的抑制作用，由此导致全球化进程的放慢。二是美国居民基于资本膨胀而不是基于收入增长的消费模式（表现为过度消费）在经济大危机冲击后将会向理性回归，因此，未来美国居民的消费将呈中长期的放慢趋势，这将使全球经济增长及贸易增长放慢，从而减弱对我国的贸易需求。三是经济、贸易增长呈中期性放慢，这会导致国际竞争加剧、许多国家社会经济矛盾显性化，最后会使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这对我国的引进外资、扩大出口及“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都是严峻的考验。
（二）发展模式的挑战
在最近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被许多人认为成功经验的中国模式不仅与已经获得成功的东亚模式存在较大差异，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不可持续性，难以保证中国经济实现由中等收入水平向发达水平的转换。因此，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是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即现有的发展模式所存在的重大缺陷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实现关键一跳。换句话说，如果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发展模式不做重大的调整，中国经济发展很可能落入中等国家陷阱。
比较东亚的不同模式：在泛东亚地区，从高增长的结果及一些原因（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政府在推进经济增长上发挥着很强的作用）看，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但我们如果关注相伴的一些重要结果，那么就能发现这其中的差异是巨大的，因此，它们不能归结为一种模式。日韩发展模式，其高增长过程伴随着或直接带来了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性，体现了增长的分享性较强，主要体现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一致性，也体现为高增长与高就业的结合，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高增长与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高度一致。而东南亚模式，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一直偏大，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也未见任何收敛的迹象，同时，它们的城市化在一些国家存在严重滞后的问题，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存在城市化过度的问题，在产业竞争力上东南亚国家表现得更弱。中国改革开放形成了较强的劳动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在一些科技领域和重化工业领域也有许多亮点，但东南亚地区在经济和产业发展上更加依赖于外资。中国的发展模式既不同于日韩发展模式，也与东南亚模式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的高增长所带来的中期结果（未实现现代化前都是中期结果）与日韩发展模式完全不同，倒是与东南亚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不过还是与东南亚模式存在不小的差异：一是中国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这可能与中国人口、地域规模太大，地区间存在很大的自然差异有关；二是中国在中低端制造业上竞争力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东南亚地区这方面优势不显著；三是在经济增长原因上（体制和政策上）存在的差异更大。区分这三种模式特别是将东亚其他发展中地区的高增长与已经成功的日韩发展模式相区别，可以帮助我国在未来的发展中避免落入中等国家陷阱。
这里的政策含义是：目韩发展模式是目前唯一成功地完成现代化的模式，值得我们学习，更重要的是，日韩发展模式它是过程与结果的高度统一，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不用调整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可继续保障经济进一步的跃升（尽管在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化中也存在政策的明显调整），在这一点上，与东南亚国家及我国明显不同。现有的中国模式和东南亚模式是中间模式，持续的高增长在许多方面并未达到预期的结果，与高增长伴随的一些深层矛盾（多数是结构性的）在积累，可能成为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换的巨大内在障碍。
四、现有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
（一）现有发展模式产生过度的不均衡问题将会极大地约束需求增长，最终限制经济总量继续快速扩张
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最近几年正在发生突变，已经明显偏离了原有收入差距较大的范围，向拉美化或东南亚化的方向发展。收入分配形势的长期恶化是许多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后落入发展陷阱的主要方面之一。从GDP收入法的构成中我们看到了这一深刻变化，2003年（也是本轮高增长周期的上升初期）以后，我国收入结构出现了惊人的突变，即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重由过去25年长期保持在52％左右猛然下降，经过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到2007年下降到40％。发达国家之所以居民收入差距较小，主要是因为劳动者报酬所占的份额均在55％以上，经营盈余所占比重较为适宜，在20％左右，固定资本折旧占13％左右，间接税减补贴占比为10％左右。而那些长期落入中等国家陷阱的国家却是另一番局面，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重不到40％，有的长期仅占20～30％，相反企业的盈利所占的比重奇高，均占50％左右，资本所得占比严重偏高，这正是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就东亚国家来讲，泰国、菲律宾具有典型的拉美化特征，日本与欧美发达国家相似，韩国介于中间，不过，韩国收入法构成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可以说这是它能避免中等国家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
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其长期得不到改善，将会在造成社会不稳定和抑制消费《扩大内需》两方面对经济的高增长形成巨大的影响，即一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的增长将面临消费不足的巨大障碍。城市化长期滞后、地区差距过大等都会产生需求的陷阱。在这一阶段，缩小增长差距（包括三方面差距）的政策不仅会得到更多的民众支持，而且会产生较大的新发展效应，因为它们将带动需求（主要是消费需求）的扩张，从而纠正投资与消费的严重不平衡问题。
（二）现有发展模式的继续推进将会严重阻碍产业升级和产业竞争力提高
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容易陷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被主导成熟产业、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中间，这实际说的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性，持续的高增长如果不能带来产业竞争力（主要是制造业的竞争力），那么发展陷阱必然会发生。我们现有的发展模式如果继续推进下去而不做一个大的战略转变，就会因对创新的激励不足而陷入两难境地，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会因国内要素成本的上升及国外竞争者的压力而挣扎；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外资压力和有效的激励机制难以建立起来的情况下难以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情况可能没有落入中等国家陷阱的那些国家那么糟糕，但资本密集型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无疑是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质量的关键因素。其中最需要改变的是：让与国家竞争力提高关系很小却消耗很多的社会资源的房地产业暴利机制不复存在，使其他产业特别是一些战略性的重化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经营者不再受外部短期暴利机会的影响而安于创新，同时增加对自主创新的政策激励。
（三）现有发展模式不改变将会使资源瓶颈约束难以克服，且环境的代价太大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高耗能行业，因为房地产下游全是高耗能行业，房地产行业由于其技术进步有限，对下游产业升级的要求不强。因此，房地产长期过度发展将会产生两方面不利影响，一方面使高耗能、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现象难以抑制，另一方面，将阻碍产业的技术升级。
（四）现有发展模式严重扭曲了资金、资源的宏观配置，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或经济危机
现有发展模式在资源、资金及人才都倾向于房地产业，这不仅影响经济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这即房地产过度泡沫化的风险。不论是从较早时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南美国家的经验看，还是从晚些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些东南亚的经历看，房地产泡沫均难以避免，这无疑是它们先后陷入金融或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抵挡房地产的诱惑是避免出现金融或经济危机的关键。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避免了，所以它们成功了，韩国做得最好，1975年韩国便开始实施重工业战略，这时房地产投机活动开始兴起，韩国政府以建立重化工业竞争力大局为重，采取抑制性的政策，避免了房地产的泡沫。现在泰国之所以陷入发展陷阱，与其上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严重房地产泡沫有直接关联。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不是房地产泡沫在任何时期都会产生致命性的影响，答案是否定的。主要看房地产泡沫发生的时期，即发生在经济增长的哪个阶段，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发生在工业化及现代化完成之后，韩国基本避免了房地产过度泡沫问题，东南亚国家房地产泡沫则发生在刚刚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我们认为，房地产泡沫发生得越早，危害越大，越迟，危害越小。明白这一点对克服中等国家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我们的基本结论是：现有发展模式在新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难以继续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增长对内依赖于房地产，对外依赖于出口，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正面临巨大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转变发展模式，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十二五”中国发展模式调整的基本思路及建议
转变发展模式的基本思路是：由两个过度依赖转变为两个依靠，即增长动力转变，所谓两个依靠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内需，内需的扩大和升级主要依赖于扩大消费需求，同时主要依赖自主创新能力而不是资源、资本的过度投入。这一增长动力转变要对原来的分配格局、激励机制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新的分配格局和新的激励机制时对制约产业升级、内需扩大的重要体制需要加快改革。
（一）缩小三大增长差距，释放生产力
差距不是生产力，但缩小差距就是释放生产力。如何缩小差距呢？主要是根据公平原则缩小三大差距，建立经济增长的分享机制，政府的发展目标由单一的追求GDP的高增长转为共享型的稳定增长。（1）要消除机会的严重不公平问题，主要是加快实现基本教育、医疗服务等的均等化，同时增加政府对国民的在岗和离岗培训投入。（2）扩大就业是缩小收入差距、建立分享型增长机制的最有效途径，要加大对企业扩大就业的刺激，同时要建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金融服务机构和非政府的社会中介服务组织。（3）促进劳动力市场充分发育，严格执行新劳动法，提高职工工资。（4）提高垄断行业和一些非创新型暴利行业的税收，加大收入的再分配调节。（5）降低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扩大征税面（减弱逃税的动机），最终起到扩大税源的目的。在现有征税能力弱及存在制度弊端的情况下，对富人的高税率起不到多增税的目的，反而助长了逃税。
（二）促进消费模式转变，挖掘内需增长潜力
中国居民的消费不足除了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体制不健全等约束外，还受到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方式（或模式）落后及各种政策性限制的重大影响，在我们看来，后者更为本质。我们建议在以下方面促进消费增长：一是改变传统的消费模式，挖掘巨大的消费潜力。即改变以吃住为中心的封闭型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玩为中心的开放型消费模式。二是尽快取消在汽车消费使用上的限制政策，扩大汽车消费。建议取消经济型轿车的消费类税收，大幅度降低过路费和过桥费。三是大幅度降低门票价格，打破与旅游景点相关的服务业的垄断，提高旅游休闲的服务质量，促进旅游休闲业发展。
（三）加快农民转化市民的进程，提高城市化率
我国有1.6亿至2亿的半城市化居民（农民工），就消费来讲，这是一笔潜力极大的资源，加快农民工向完全市民的转化，将会大大地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一是促进城市房价的合理化，高房价下无城市化，中国目前的房价水平与收入水平相比，严重偏高，降低价格将会释放出巨大的购房需求，也会相应地加快城市化进程。二是实施大规模的农民工安居工程。主要是利用政府的力量，建最低标准的农民工住房，如建20平方米以下的小套房，甚至建过去学校、工厂那样的筒子楼作为过渡。三是鼓励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四）鼓励自主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
鼓励自主创新，主要是减少对非自主创新方面或领域的过强激励，因为只要存在比对自主创新更多的激励存在（如对外资的过度激励，如对房地产的过度激励），那么，自主创新投入就不可能增加，相反是减少。所以，我们的建议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改善总激励环境或方向，二是具体的自主创新刺激政策。具体包括：要改变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作用的政策导向，减少对房地产的过多激励，消除房市暴利，阻止社会资金过度流入房市。其次，降低战略竞争力行业的国有资本比重，鼓励民营资本对产业升级的战略作用。三是利用资本市场推进自主创新。可将大量过剩的社会资金导入股市与产业升级结合，促进重化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四是确定激励自主创新的正确导向。主要是要鼓励企业围绕节能节资搞自主创新，产品的自主创新要坚持“紧凑化”的取向，产业政策重点是鼓励紧凑型的产品创新，如鼓励经济型汽车的消费和生产，鼓励紧凑型的住房（90平米以下）消费和生产，鼓励建设紧凑型的城市等。
（五）大力增加非基础设施类的公共支出，改善民生
大幅度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政策性住房及就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投入，可以减轻居民在这些领域的支出负担，置换出新的购买力，同时，能显著地改善居民的支出预期且增加对政府的信心，因此，会对扩大消费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六）大力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促进服务业的繁荣
重点是加快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明显放松对文化娱乐服务、社会中介服务（非组织的公共组织）的准入限制，促进相关服务业的大发展。
（七）把促进中部崛起作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增长点
扩大内需、缩小区域差距要培育新的区域增长点，在新阶段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应将中部崛起战略上升为新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中部地区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产业基础较好、市场潜力巨大，已经具有了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中国要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竞争力，唯一的出路就是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特别是向临近的中部地区转移，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让其重复沿海上世纪80～90年代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促进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再过20多年中国便能实现全面振兴。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崛起，不仅能显著地扩大内需，而且也是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地区差异的最有效途径。为此，要尽快制定支持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一是制定大力促进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地区（包括部分重点西部地区）转移的优惠政策；二是加快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其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推进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服务业发展，增加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