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网络问政”在2011年“两会”期间的优异表现，以微薄为工具的“网络问政”已经成为一种官方与非官方的新型沟通形式，特别是基于及时性与碎片性的“网络机制”能最简单的形式在二者之间交流和传播。也就是说，“官方微博”亦为此搭建了一个很好的交流机制与平台。本文就是试图探讨官方微博对于构建“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及有效性影响度。

关键词： 政府微博 公共领域 话语权 有效性

一、微博的概念解释与其发展特点

微博这个概念译自英文单词micro—blogging，最早是由美国人埃文·威廉姆斯（Even Williams）提出，其意思就是微型博客，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传统博客的变体。用户可以通过手机、IM（比如：MSN,QQ,Gtalk等）、Email、Web等方式向个人的博客发布短消息。通常字符长度限制在140字以内（即70个汉字）。2009年8月，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门户网站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测试版），微博也因此正式进入中国网民的视野。而在此之前，还有类如饭否，叽歪等门户网站开展过类似的业务，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二、微博的发展形势及其特点

2007年3月，一个名为Twitter的网站在埃文的策划下正式上线，到2010年1月，全球注册微博用户已经达到7500万。而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得出，微博是被如此的青睐。如果再深层次的推究下去，这究竟是怎样的原因？顾名思义，可以想象到的是这与微博的自身使用起来的简便性和及时性有着不无的关系，而更加值得推敲的不仅是微博本身能让人及时的发布消息，寻在在社会中的存在感；也不仅是微博能作为一种快捷性的沟通工具。笔者认为，其主要还是在于它自身的特性，特别是在传播学意义上的一种自赋的特点。

2.1微博在传播学意义中的特点：

a，碎片化的文本，可辐射更多的微博使用者；b，简短写作，快捷发布，实时交互传播；c，微博社会化，个性化，自媒体的特性更加突出。

故此，微博无论在现实意义上还是在空间意义上都要更胜一筹，特别是符合于整个社会传播和表达的需求。在强调多元化与个性化的社会内涵中，微博更加令人惊讶的是其传播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这一点，对于微博在传播学的意义中会发展的更快与更加人性化。

三、政府微博对公共话语的构建

正如上文中所说的，无论是基于何种形式，在政治社会中如果想更好的解决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形式，那么一个在社会学意义中的“安全阀门机制”就必须存在。而这样一个机制，利用“官方微博”就能够充分的实现，这种实现的本质意义就是搭建一个可以沟通和“泄愤”的渠道，使得现实意义上的这一空间转移到虚拟意义上来，并且更为有效的利用官方与微博二者的特性结合，即“权威”与“传播”的有效互动（改变以往官方沟通形式，即：从上到下）。而笔者认为，其更多的还是一种突破，而不是改进，因为在原先就已经存在这样的“公共话语环境”，比方说：政府网站的“留言板”；“论坛组”；“网络行政社区”等。所以，官方微博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某种实质性的改变，而是一种继续性的创造和利用现代先进的传播工具进行某种政治行为的操作，这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并能有效的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3.1“公共话语”的定义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最后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Strukturwandel der Oeffentlichkeit） 对传媒学术界与传播学有着深厚的影响，而“公共话语”（public sphere）是继美国实证主义（positivism）哲学家杜威，英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等学者研究后的一种“共识性的主张”，也就是说在哈氏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研究了，只不过哈氏的“公共话语”是立足在资产阶级的公共领（“bourgeois public sphere”）。 而这种领域的产生是源于早期宫廷、贵族之中的一种有别于私人领域且只限于与公共权力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有关事务。现在的“公共话语”更多的并不仅仅是对国家与社会，靠媒介等传播工具，进而是某种掉接，甚至是创造出了一种“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 ）以此来达到缓冲与发泄的一个渠道和方式。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如哈氏所认为的那样：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消除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这种形式无外于是一种在哈氏理解之下的“再封建化”[1]。

如此，在这样一种公私有别的，"“第三空间”之下的这样一个“中间地带”所制造出的话语形式，抑或说是话语系统就是“公共话语”。而在如今看来，公共话语的主导权已经不仅再是传媒业或者是政治权力，它象征着政治意义上的“权力下移”，也就是参与者更多的出现在了中产阶级或者下层阶级。他们平分秋色，最终所得到的就是“互通机制”的一种无限性与及时性的表达。诚然，这种话语权就实至名归的到了非权力组织（Non-power organization ）的“个人”之上。

3.2政府微博的存在与表现

3.2.1两会期间的政府微博

2011年“两会”期间，微博正是成为汇集民意，民智的新平台和新工具。各大微博网站中，代表，委员们用微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网民通过微博热诚的参与到两会的提案之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属人民网的“微言大事，博论两会”和新华网的“新华视点两会微博”，他们继去年广被关注的“E两会”成为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媒体采纳民意的新平台。比方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将“微博问政”推向了高潮。作为目前通过微博与网友互动的行政级别最高的官员，他在深夜与微博网友展开点对点交流，有问有答，你来我往，令无数网友颇感惊喜。截至3月23日，其粉丝已突破32万。”（据人民网“舆情频道”）

而正是看到微博对于“大众议政”（Public meetings and political ）有着明显的有利趋势。例如在2011年的上半年，江西交警，平安北京等也相继开通了自己的微博，以便把最新的信息与政府公关集于一体，并借助于微博“评论”与“转发”的强大功能对政府形象与政府工作进行有效的维护和开展。

3.2.2政府微博参与公共领域的现状

在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 ）意义上来说，政府的行为就是如何实践出在哲学意义上的某种“应该是什么”的道理。由此推理下去，在“微博控”满天飞的网络时代，政府的参与就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而“应该是什么”从今天的社会问题来看，政府微博起码需要做到以下五点：第一，各级政府倾听民意，鼓励上网，减少上访；第二，制度化办理网民留言成为“时尚”；第三，运用新兴网络互动载体，提高互动速度；第四，争取政府的话语权，鼓励体制内“意见领袖”；第五，重视本地网络社区（BBS）与“在地政治”。这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问政”的表现形式。

而根据《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在2010年2月，广东开设我国首批公安微博群，3个月内广东公安微博共发布信息近万条，粉丝总数逾10万人，评论总数超过3万条。此后，河北公安微博群、济南公安微博群等相继浮出水面。8月1日，北京公安正式开通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后，20天内访问量突破210万人次，“粉丝”近5万人。目前，新浪微博中带有“公安”标签的已达244家。再如：公安部已经11次集中回复人民网网友留言，教育部、卫生部、国资委、审计署等部门也都先后回复了网友反映的问题。在湖南省人代会上，时任省长的周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网络民意提升到院士专家同等重要的地位。

这也就是说，相关政府已经改变了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参与形式，而是采用了最受欢迎的“微博议政”来完成政府所应做好的工作，这里面“平安北京”就是很好的一个佐证。但是，我们想象的到，正是因为政府与群众的“互通”，才会有公共地带的话语产生，且这个话语权并不是原来的那种形式“你说我听”，而是“你也说，我也说；你也听，我也听”的模式。由此一来，就可以达到上文所说的“减少上访量，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等等。

四、政府微博与网络话语权的重建

无独有偶，在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官方微博在公共领域的角色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倾听者”，另外一种就是“引导者”。而作为政府性发言工具，官方微博首当其冲的要履行对政策性意见和决策进行及时性与全方位的网络发布（官方微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起着某种引导作用，比如对增城事件，石首事件等一类的群体性事件亦有引导和化解之用。另外一方面，在利益诉求不是那么的畅通之时，政府的官方微博更加需要做好的是倾听，也就是《人民日报》所言的“沉默下去的声音”。这种“倾听”是建立在微博本身的机能设定之上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平台。

4.1政府微博如何融入话语权之中

那么这种微博的机能设定是如何将政府微博置于话语权之中的呢？抑或说，是什么造就了政府微博如此被器重的呢？在笔者看来，无疑有以下几点：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在如今的网络空间内，话语权被重新的解构，其已变为人类社会全新的生活空间。人人都可以自由的翱翔在话语空间之中。而网络上话语权的解构就是因为网络自身的开放性，自由性的特点造成的。也就是说，网络将人们的沟通与表达变得更加的容易和简便，甚至在另外一层意义上来说，“地球村”（Global Village ）已经是被共识了。

其次，是由于网络自身的极大的隐匿性与网络行为具有“数字化”或“虚拟化”的特征。网络创造了广袤的虚拟空间，使得人类生活在一个物理的，虚拟的世界中，在这种隐匿下表达之下，个体在自我表达式会较少顾及社会规范的约束，更减少了人们间的正面利益冲突。

再次，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话语传播秩序，能够在不被某种机制控制之下就可以随时的更新自己的信息并对某些事件进行自我意见的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网络空间的包容性。

而再将官方微博的特殊性嵌入到这三点我们就可以明白，官方微博是如何融入到这种公共的话语语境与话语权之中的。很明显，在政府与每一个个体之间就是靠着这样交流平台然后“近距离”的相互沟通。例如“平安肇庆：回复@流氓兔：建议你先到当地的住建局的房管局查询该套房屋确权情况以及权属人情况。@“流氓兔”帅哥警察，你好！我在怀疑按揭的期房，刚签了合同不久，销售说只有把按揭还清了才可以拿到房产证，到时拿到的是复印件。可广州的就算按揭也可以拿到房产证，请问一下我该怎么办？”（见“平安肇庆”新浪官方微博 2011年8月12日上午9点17分 ）再如“甘肃交警”：交通安全小贴士切忌穿拖鞋驾车——天气炎热朋友们喜欢穿拖鞋，既好看，又方便凉快，有的甚至穿着拖鞋开车。其实这种做法很危险，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如果踩油门或刹车时拖鞋不跟脚，很有可能因此延误刹车时机，造车交通事故“（见“甘肃交警”新浪官方微博 2011年8月12日上午10点28分）像这样的事例在如今的各大“官方微博”中比比皆是，一方面主导了话语权的表达；另外一方面就是营造了及时性的沟通和方便了网络问政与寻求问题解答。

4.1.2政府微博参与“话语权重建”之中的问题

无独有偶，政府微博的参与是话语重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激变，从原先开始的那种“从上到下”的线性输送信息，到如今增加的“从下到上”的这种新型的，得益于自媒体的一种模式。而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所言：现代政体区别于传统政体的关键乃在其民众政治意识和政治介入的幅度。[2]所以，恰好是这种“介入的幅度”才使得这种被垄断的话语权重新进行某种资源意义上的分配。在传播学中，更是能够说明信息资源的掌握从金字塔的顶部下降到“中层”或者“下层”。

那么，在这种并表达语境与方式下，政府微博的话语权重新定义又有问题亟须解决或者需要解决的呢？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公共领域中的政府言论与话语权的另一种契合或者说如何在两者之间将这些问题化解后得到某种现实意义上的平衡。

依照笔者的观点，主要还是以下几点：（1）依靠微博的传播效应对某些政府部门的形象进行重新塑立和修缮[3]；（2）加快政府微博的基础性建设，并一改常态，将政府信息在权威性与正式性并重的前提下，信息内容可与群众话语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3）培养政府微博的职业操作者，以确保该政府微博的信息内容与话语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可信性与一贯性；（4）扩大群众参与的方式，例如将政府微博与人民网，新华网，以及各大权威性的网站论坛进行一定意义上的糅合与互通，并对所发意见及时的给予回复。

以上四点均为政府微博参与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所应该做好的重点内容，而正是因为如上的几个重要的环节，即可将这种来自新媒体（第四媒体）的优越性与便捷性可靠的融入到大众的话语系统之中，“以人为本”的“人”（人民）便可得到充足的照顾和展现，那么对于这个领域的话语方向和内容就几乎可以产生实质意义上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还是在对公共话语的一种引导。所以说，政府微博的产生不是说对公共领域进行战略性意义上的占领，而是更好的服务和引导这种政策性的信息，更好的为群众提供一个缓解和抒发意见和建议的良好渠道。

五、总结

一个成熟的公共话语环境是政府部门，抑或是相关的官方单位与群众共同搭建而起的，这直接意味着在加强网民素养的同时，更需要的是作为话语权的把握者之一，与草根民众的话语对话并合理的给予话语解释才是营造和谐社会的基础，而种种迹象也一次次的显现：没有沟通的二者，必然会出现对立或者一方对另外一方的压制与反抗。而这种社会冲突必然会导致二者之间都付出一定的成本。

如果说官方微博能在这一点上给予合理的利益诉求与信息传播机制，相信公共领域的话语权以及对政策性信息的解释权，以及如何应对突发性事件的主导机能就可以很好的展现与实施起来，那么这种影响也就已经存在在了这种传播学意义上的空间区域内。

注 释：

[1]曹卫东：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的所谓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指的是自19世纪的最后20 多年以来（以1873年经济大萧条为标志），国家干预主义渐趋强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公共权限向私人组织转移即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哈贝马斯据此认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消解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这种情形与封建社会晚期有类似之处，因此哈贝马斯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

[2]亨廷顿的主张即，在一定的制度之下，让群众“参与”到官方所提供的这个空间里面，这将有助于政治的稳定性。其观念更多的主要还是集中于：在一种秩序化的政治环境中进行政治行为的操作。

[3]比如说官方微博中的一些比较文明的话语等，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府自身的权威性的树立。

参考文献：

[1]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中的政治秩序[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3]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问答[J]，社会学研究 1999（3）：79—80.

[4]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理论与传媒.中国青年政治学学报[J]，2002（3）：21—2.

[5]黎福羽，“微博问政”的表现及其发展.资源与人居环境[J]，2010(13).

[6]严一云，刘晓光.当代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2010（3）19—2.

[7]张晋升，黎宇文，两会报道的效应，中国记者 2010，4.

[8]江岩，网络话语权的重建.网络传播（NEW MEDIA) 2010，8.

[9]刘国峰.微博的两会作为及发展前景.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2011,4.

[1O]中国党政机关与官方微博发展报告 http://china.huanqiu.com/roll/2011-03/1592679_4.html.

[11]中国互联网报告 2010,6.

[12]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2010,2.

[13]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

[14]http://www.blogchina.com/name/zhanjiang&year=2005.

(此论文于2011年8月13日修订完成）

作者系：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注：如须转载请须经作者本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