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中进行的工具理性批判,学术界已经有大量研究。本文的目的是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工具理性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主要代表——尤根·哈贝马斯——那里,采取了一些重要的转向,这些转向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形态、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乃至于正确认识我们自己所处的现代化情境,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从社会批判到哲学批判:从异化(物化)理论到工具理性批判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所谓“人类的异化”首先是“劳动的异化”,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劳动对工人来说成为了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工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个人力量和个人意志,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受摧残。劳动不是满足生活本身的需要,而只是满足生活以外的需要(获取金钱)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的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1这种异化的劳动本身又生产出了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劳动的劳动关系,最终导致了在社会关系上的异化——人同人的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的异化,……,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2
卢卡奇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中推导出“物化”的概念,用以表示原初不具有物的形式的东西如意识、理性等转变成为物,表示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物化”关系中,关键或基本的东西是“建立在被计算和能被计算基础上的合理化原则”3,这也就是所谓的形式理性或者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形式理性或科学理性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造成了种种异化现象。首先,用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工人同劳动、产品相异化,“在主观方面——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4;其次,劳动者的主体地位逐步消失,成为一种机械化和合理化的工具,“客体的数量化,抽象的反思范畴对它们的规定,在工人生活中直接表现为一种抽象的过程,这一抽象的过程是在工人自己身上完成的,它把工人的劳动力从他那儿分离出来,并迫使他把这种劳动力作为他拥有的而出卖。由于他出卖他的这个唯一的,他就把它和他自身(这是因为他的商品和他的肉体存在是不可分的),放到了一种已被合理化和机械化的过程之中,他发现这个过程是早已存在着的,是封闭的,而且是没有他也照样运行的,在这个过程中,他是一个被简化为量的数码,是一个机械化了的、合理化了的零件”5;第三,形成一种“物化意识结构”,导致人们独立人格、思想的丧失,“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片面性的专门化越来越畸型发展,从而破坏了人的人类本性。”6
由此,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过程就是物化或异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式理性就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要消除这种形式理性导致的物化,就必须重建批判理性,这也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来的工具理性批判开辟了道路。
霍克海默明确地把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过程和卢卡奇所说的物化过程与工具理性的扩展联系起来,从而开始了从异化(物化)理论向工具理性批判的转化。他在《理性之蚀》中指出,“物化是一个可以追溯到有组织的社会之开端和对工具的使用的过程。但是,把人类活动的所有产品都当作商品,则只是随着工业主义社会的出现而达到的。”7在霍克海默看来,社会现实的这个变化,可以在思想上去寻找,那就是现代哲学中的一个从“客观的理性观”向“主观的理性观”的转化。所谓“客观的理性观”一方面承认在实在当中内在地有一个结构,另一方面也可以表示人们用来达到这种结构的努力和反思这种客观秩序的能力。如果我们把“客观理性”分别理解成为有实质内容的理性和自身作为目的的理性,那么主观理性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取消理性的实质内容,在把理性“主观化”的同时把它“形式化”,另一方面否认任何东西可以是就其本身而言就是合理的,在把理性“主观化”的同时把它“工具化”。理性最终被当作一种合作协调的指挥能力,当作可以通过方法的使用和对任何非智力因素的消除来增加效率。这种主观理性的实质就是工具理性,它的价值由对人和对自然界的操纵来衡量,任何一种活动的合理性,都要以实现某种目的(商业的、保健的、娱乐的等)来作为标准。
同时,工具理性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对自然界的异化。启蒙运动曾经向人承诺一个不断进步的文明社会的目标,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物的作用正如独裁者对人的统治。独裁者只是在操纵人的时候才能了解人,而科学家们只是在制作物的时候才能了解物”8。人们对自然界的征服与蹂躏造成了自然界的无情报复,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反而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疏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性在科学的名义下,成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扩张,它在民主的名义下,成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理性虽然是对宗教的反动,但是现代理性差不多也要成为一种宗教。霍克海默仔细地研究了启蒙运动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理性的影响后指出:“开始于18世纪的把理性归并入工业的过程(即把理性从形而上学转化为工具的合理性),一方面,它是社会进步的条件,因为知识成为生产力;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压抑批判理性的手段。……批判理性的泯灭即成为启蒙运动本身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启蒙运动通过从理性中清除掉本质、灵魂、超验存在、上帝这些形而上学概念,为在物质文化方面取得辉煌成果的经验科学和技术,开辟了道路。……在资本主义中,科学的用途已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以致它可以被转化为工业技术。不过,经验主义却走得太远,它让思想成为现实的奴隶。资产阶级曾系统地清除过由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迷信,但是,它又创造出包裹在新的科学专制主义之下的新迷信。”9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已经演化成为技术理性,一种以效用最大化的最终目标的理性,其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宗教,构成了对人性的奴役。
与霍克海默一脉相承的是,马尔库塞提倡一种批判理性,他在《哲学与批判理论》一文中对其作出如下规定:“理性,是哲学思维的根本范畴,是哲学与人类命运联系的唯一方式……理性代表着人和生存的最高潜能;理性和这些潜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10,这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观点是一致的。在马尔库塞那里,与批判理性相对应的工具理性是一种技术理性。
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塞通过考察理性从批判理性向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蜕变的历史过程,阐明了工具理性成为当今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过程。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极权主义的技术理性领域是理性观念演变的最新结果,理性由批判理性变成技术理性。技术理性的基本特征主要是:(1)它是在技术、理性和逻辑的基础上形成的;(2)它以自然科学的模式衡量知识,尤其是以定量化、形式化作为知识标准;(3)它把世界理解为工具,关心的是实用的目的;(4)它将事实与价值严格区分11。这种技术理性实质上就是工具理性的极端表现。
在这种技术理性的统治下,技术性的统治原则被贯彻到了社会的总体结构,造成了主体的异化。首先,这种技术原则通过物质的极大丰富证明了现存秩序的合法性,使得人们丧失了反抗理性,“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12;其次,技术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人们的行为必然遵循了一种技术的合理性,即将外部“物”(技术)的逻辑转化为自身(本体)的逻辑,从而丧失了主体性;第三,技术的合理性转化为新的权力系统,社会趋向于组织化,而这种技术理性成为政治理性,从而成为一种工业社会的统治工具,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日益外化于自身,主体不断趋于异化。
同时,技术性的统治原则的贯彻造成了对人的奴役,“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是奴隶状态的纯粹形式。”13而科学知识则成为技术控制的逻辑基础“在把特殊例证统摄于普遍性之下并使之服从于普遍性的过程中,思想实现了对种种特殊例证的统治。它不仅能理解他们,而且能影响她们,控制他们。”14
二、 为工具理性定位:交往理性概念的提出
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等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把工具理性等同于理性观念本身,至少是当作现代社会和现代哲学的理性观念本身。这样一来工具理性批判就很容易变成对现代哲学的全盘批判,对现代社会的全盘批判,以及对理性本身的全盘批判。以这种意义上的工具理性批判作为核心,批判理论就成为单纯的批判理论,而失去了积极的、建设性的成分。这种单纯的、极端的批判理论,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它无法确定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的进步。在马克思那里,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固然存在着严重矛盾和病态,但相对于以“人的依赖性”为特点的传统社会来说,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霍克海默等人的笔下,这种进步却消失了。现代社会——哪怕是资本主义形态的现代社会——的出现,成了一个单纯的消极现象,只能进行批判,而无法肯定其进步成果。第二,这种批判本身,于是也仅仅成为一种外部批判。对“主观理性”的批判的标准来自“客观理性”。而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有些著作中,这种“客观理性”作为一种理性本质上是“同一性”思维的表现,内在地包含着用普遍性压制特殊性、用理性压制想像等等的问题。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就只能诉诸于理性之外的东西,也就是神话、诗歌、单纯的乌托邦想像。这种批判当然是缺少足够的理论说服力和实践有效性的。第三,批判是需要标准的,而这种标准不仅用来衡量显示具有批判性,而且应该成为设想未来的根据,因而具有规范性。批判理论如何不仅仅具有批判性,而且具有规范性,这是批判理论在战后的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这个问题的解决自然也要从这个角度来想办法。
尤根·哈贝马斯的理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哈贝马斯继承与发展了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早期批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与批判。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泛滥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首先,他肯定了理性的工具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对工具理性所造成的事实上的“非理性化”进行了批判。
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消极后果进行了批判。他承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实质上是工具理性越来越发达、其运用范围无限扩张的历史,西方现代社会的许多弊病正产生于此。在他看来,工具理性的实质在于把问题本身的合理性变成了解决问题的程序、方法和手段的合理性,把一件事在内容上是否正确的判断变成了对一种解决方法是否正确的判断。但是,与霍克海默等人不同的是,哈贝马斯把工具理性看作是一个更广范围的理性概念的一部分,把工具理性的扩展看作是作为整个社会现代化过程之核心的理性化过程的一部分。
一方面,哈贝马斯提出一个比工具理性范围更广的理性概念,即交往理性概念。所谓交往理性,是指内在于交往行动的理性结构。交往行动指的是至少两个有说话与行动的能力的人之间发生的语言理解和沟通过程,以及通过这种理解和沟通来协调他们各自的行动计划的过程。交往行动区别于“目的性行动”、“规范性行动”和“戏剧性行动”。目的性行动主要涉及主客体关系,规范性行动主要涉及主体间关系,戏剧性行动主要涉及主体与自身的关系。相比之下,交往行动同时涉及这三种关系:交往的主体之间在彼此交流对话的过程中,同时面对着客观世界(客体)、社会世界(其他主体)和自我世界(内心体验)。一个合理的交往者,也就是能够进行合理交往的人,应该是能够把几个世界区分开来的人,以及把对应于这三个世界的三个有效性主张——真实、正当和真诚——区分开来的人。相应地,一个合理的交往过程,是发生在已经具有这些能力的人们之间的过程,是这些人们通过这种交往而获得学习新的东西、相互理解各自观点和愿望,并协调各自行动的过程。
另一方面,哈贝马斯把工具理性当作是交往理性这个全方位的理性概念的内在向度之一。工具理性体现了交往者对于客观世界(而不是社会世界和自我世界)的一种态度。把这种态度从其他态度中分化出来,有助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们就各自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经验、知识和计划进行沟通,也是整个交往行动的重要内容。所以,工具理性并不内在地就是一种压制人的东西、破坏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东西。作为交往理性的一个环节,它有自身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同时又受到理性的其他环节的制约。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出了毛病,并不在于工具理性本身,而在于工具理性越出了自己的界限。工具理性的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成果,但它逐渐脱离了理性——也就是交往理性——的其它环节,独立出来,越来越膨胀,甚至反过来压制理性的其它环节,取得了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要克服这种局面,并不要求全盘放弃工具理性,而是要让它回到它自己的合法范围内——用它来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用它来提高我们的社会行动的效率。但是,在处理这些工具性、技术性问题的时候,切不可忘记我们还有其它问题要解决,还有其它价值要尊重。
三、 从行动合理性过渡到系统合理性:“工具理性批判”变为“功能理性批判”
交往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分别对应于交往行动和工具——目的行动。从哲学上讲,这两种理性观都属于“行动合理性”概念的范畴,也就是说都只涉及哪种行动是合理的、哪种行动是不合理的问题。这样的概念如果要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有一个严重的局限性,那就是把人看作是完全具有自主性的行动主体,或者说把社会简单地看作就是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而没有看到社会结构对人的制约,没有看到人不仅构成社会,也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所构成。把这样的行动合理性范畴作为社会批判的工具,与那种把社会罪恶归结为社会上某些个人和群体的道德罪恶,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意味着把被解释项当作了解释项。
在这种情况下,哈贝马斯要求从“行动合理性”的概念转变为“系统合理性”的概念。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出了问题的地方不在于人们老是从工具合理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指导行动,而在于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使得人们不能不这样做。错误的不是工具合理性行动本身,要提高行动效率,当然要使我们的行动遵守工具理性。错误的也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人们老是只考虑手段、效率、成功,而不考虑其它价值,因为人们这样做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或者说是不知不觉地这样做的、习惯成自然地这样做的。于是就要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在社会的客观结构、系统方面出现了哪些变化,使得人们非这样做不行?
哈贝马斯从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出发,把社会的进化过程看作是一个“生活世界合理化”过程,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过程,就是作为生活世界之基础的交往行动的几个向度在社会层面上的分化过程。这种分化的最重要结果,是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了一个专门从事工具性行动的领域,那就是哈贝马斯所谓的“系统”,其中又进一步分化为经济子系统和行政子系统。这两个系统从生活世界当中分化出来,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分化具备了可能性——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达到了一定程度;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分化具备了必要性——改造自然、组织社会,都涉及许多工具性的、技术性的问题,撇开其他考虑而专门考虑工具-技术性效率,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有着明显的优势。这样,工具性行动的合理性就变成了工具性系统的合理性。在这种系统当中,行动不能不具有工具理性的取向,而不再是行动者个人的行动取向问题。一句话,出了问题的不再是行动者个体的意向,而是社会系统的功能。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等人的工具理性批判必须上升到功能理性批判的高度。
哈贝马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功能理性批判”的核心,是他的所谓“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内部殖民化”的命题。工具-目的行动系统的出现,就像工具-目的行动一样,本身并没有什么东西是内在地非常糟糕的。成问题的并不是工具-目的系统本身,而是这种系统在整个社会当中所占据的位置。在哈贝马斯看来,西方现代性的问题就出在系统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以后,逐渐脱离了生活世界的规范,并在很大程度上反过来影响生活世界,把生活世界变成金钱(经济系统)和权力(行政系统)支配的领域。西方现代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与海外市场的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建立相伴随的。哈贝马斯指出,就在这个“外部殖民化”过程的同时,西方本土也发生着一场殖民化,那就是经济系统(主要在19世纪)和行政系统(主要在20世纪)对生活世界(文化、道德、家庭、教育等等领域)的殖民化。哈贝马斯的主要著作《交往行动理论》的第二卷的副标题是“生活世界和系统:对功能主义理性的批判”。在该卷的最后部分,哈贝马斯用自己在自己的“功能理性批判”框架中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人物的“工具理性批判”的六个主题进行了重新诠释,清楚地表明了这两种批判之间的连续性和不同点。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44、47-48页。
3、4、5、6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89、147-148、249、156、162页。
7 Horkheimer.EclipseofReas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47.p.40.
8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49页。
9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10、11、12、13、14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75、3、31-32、150页。
15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378-4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