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西学者寓真以解密了的挡案材料写出了《聂绀弩刑事挡案》，书中揭露了当年聂绀弩先生真是因为身边的亲朋好友的检举揭发才被送进了监狱。其中有些人是因为自己身陷囹圄，迫不得已，才出卖朋友，而有的人完全是为了邀功请赏，主动地对朋友落井下石。对当初社会上这种普遍的现象，现在成为又一个舆论关注的热点，谢泳先生、邵燕祥先生和章诒和老师都有相关的文章和评论。我也来凑一下热闹，谈谈我个人对此问题的深刻反思。
在聂绀弩先生入狱事件中，虽然有些被迫揭发朋友的人或许是可以原谅，是他们身陷囹圄、万不得已的行为。但无论如何，他们也是为了一己私利而出卖朋友。但问题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中，说谎话可以说是没有人可以幸免。无论是为民请命上万言书的老共产党员彭德怀元帅，最后也不得不说了认罪的假话，还是在国民党监狱中坚贞不屈的民主人士，七君子之一史良大律师，也不得不把共事多年的老战友章伯钧出卖了。就算是晚年为说真话努力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巴金老人也承认，当时自己说了许多假话和谎话。甚至说绝对点，在巴金为“说真话”而舍命呐喊的《随想录》中，很难说就一定没有对当时政治环境妥协的、不得已的假话？真正坚守“说真话”的道德底线的人，就只能是那些因此而被枪毙的张志新、林浩和遇罗克等民族英雄。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如果你真要坚守“说真话”的道德底线的话，就连生存的权利也不可能有，连生命都得赔出去，这还不算，还得株连家属和亲人。如果说，人们可以为真理和信仰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但你无论如何也没有权利拿家属亲人的幸福作为自己信仰的垫脚石。就拿我本人来说，我始终坚持，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说假话、谎话，但我不得不承认，在当时，我也确实说了许多不得已的假话，虽然并没有任何人因我的假话受到伤害。我的“万不得已”的底线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和家人的安全。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站在现在的立场对当时的人进行道德苛求，重要的是必须改变培育说谎话的制度和环境。这是因为，“好的制度使坏人不敢坏，坏的制度使好人也变坏。”
当然，那些主动邀功领赏者确实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对这些丑恶的出卖自己良心的人，我们也用不到赶净杀绝，在那个罪恶制度下的罪恶年代，那种以不道德的手段邀功请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当时我“有幸”成为年龄最小的红卫兵，曾经亲眼目睹了当时的社会闹剧。作为一个非常虔诚的红卫兵，当时确实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现在回想起来，大多数年纪比较大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言行，其实都不仅仅是受骗上当，有许多人完全是充满着政治野心的有意识行为。只要看到他们对那些无辜的老师的迫害，出手是那么的心狠手辣，就可以知道他们不完全是受蒙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宽恕他们、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也是“特定的制度”的受害者。重要的是，我们当代中国人，必须对这种“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历史之辙，时代之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通过制度改革来有效地防止和杜绝这种历史悲剧的重演。否则的话，我们中华民族付出的“十年动乱”的历史代价就白缴学费了。
如果说，出卖聂绀弩先生的那些民国老人是明知故犯，是非常清楚明白地知道自己是在出卖良心，比如章诒和文章中指责的某某人，在改革开放后，我曾经读到过他许多控诉文革动乱的文字，所以他应该明白自己行为的真实性质。但对于那些受新中国教育成长起来的年轻红卫兵来说，可能就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习惯性行为了。如果我们对新中国教育中的“突出政治”的原则进行深刻的分析的话，就不难明白，所谓的“政治课”就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强制和利益的诱导，双管齐下来控制人们的言行，来鼓励人们说假话和谎话。一方面是从儿童时代起就强制性要你为并不理解的某某信仰宣誓，这种“宣誓”，其实质就是一种典型的谎话。只要您听话照着做，就会有各种的名利地位，如果你违抗，轻则与名利地位无缘，重则有牢狱之灾，甚至可能有生命的危险。这种从自小从儿童培养起来的“生活习惯”，就是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出卖良心、出卖朋友和亲人的社会性潜规则。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时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闹得起来，之所以有什么群众的基础，就和连续十七年的“特殊教育”培养起来的说谎话的生活习惯有关，甚至可以说，已经是“习惯成自然”。
如果说，我们可以说错话，这是因为改正错误就可以成为成功之母，但我们绝不能说谎话，因为谎话只有一个唯一的结果，就是“罪恶”。在这样一个充满谎话的社会中，谁也不可能是胜利者，是不可能有“赢家”的。从某中角度来分析，受到伤害最大的，其实就是主导这种说谎话的教育政策的执政党。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一个政党的党员都对党说假话、套话，不说真化，这个党能不受到伤害吗？还会有真正的生命力和工作激情吗？如果全国人民对执政党都说假话、套话，这个执政党还有可能高效地执政吗？甚至可以这么说，新中国这种说谎话的特殊教育对当代中国屡禁不止的腐败，也是“功不可没”的。
非常简单的逻辑推理就是，当人们以谎话来获取私利已经是习惯成自然，成为社会性潜规则时，那么，获取私利就顺理顺章地成为入党的主要动机，其逻辑结果就是部分党员缺乏对党的“忠诚”，缺乏一种来自于虔诚的信仰的赤胆忠心。一旦部分党员对党和人民缺乏无私的奉献精神的话，那么，这个党有没有生命活力和工作激情，就是可想而知的。一旦人民利益、党的利益和他们个人利益冲突时，他们的选择也是显而易见、非常明白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在全中国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所向披靡、万人拥戴的英雄。但一旦毛泽东逝世，转眼之间，就立刻成为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罪人。再一个例子就是伊拉克复兴党，号称中东最强大的军队，一旦主子有难，立刻就买主求荣——萨达姆的军队根本就不是被打败的，大多数是被美军收买的。这些历史上正反二方面的前车之鉴，应该能够引起我们当代中国人民，特别是政治人物的深思——意识形态的强制和利用诱导只能控制人民的行为，不可能控制人民的思想和“民心”，而“民心所向”才是执政党最坚实的基础。
据报道，国务院正在责成教育部从新制定“中长期教育纲要”，如果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借改革东风，彻底地去意识形态化，彻底改变和取缔现存的“政治课”中以意识形态的强制和利益诱导来迫使学生甚至老师来说假话和套话的教育政策和相关的文化、新闻政策，赋予国民说真话的自由、宽松环境的话，中华民族将不可能重整“说真话”的新风尚；不可能重塑国民自立、自强、自卫、自信、自爱、自觉、自由的独立人格；也就不可能真正树立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则——诚信和信誉，从而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更不可能在短期内赶超发达国家，实现复兴崛起的民族夙愿。同样，我们的执政党也不可能彻底有效地制约腐败和既得利益。
胡适先生早就有言在先：一群（追求名利地位的）奴才是不可能建设起民主富强的国家的。还是那句老话——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
2009年3月23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