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脸刻黄金印
聂的诗作和言论，前面已经引出许多。他是怎样当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这个问题已经交代清楚，那么多的“反动诗”和“反动言论”作为“罪证”已经是绰绰有余了，然而，笔者在引用聂的言论时仍然有所保留。实际上聂的言谈时常是更为激烈的，指责高层领导人也时常会点名道姓，酒后甚至敲着桌子厉声大骂。如此说来，聂绀弩是不是确实思想很“右”呢？
笔者曾经与一位谙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朋友谈起聂绀弩，他知道我在做着这方面的研究，似乎是有意提醒我，他说：聂绀弩过去是很“左”的啊！
对于聂绀弩漫长的人生履迹，笔者愧无详考，仅从浮光掠影中所见，从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肃反”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是他的思想在重创中跌宕变化的显著的转折点。这是不是从很“左”转到了很“右”呢？如做这样的概括，似乎过于的简单化了。通读他的杂文和诗篇，可以读出一个完整的人格，可以看出他虽然经历了思想的磨砺和转化，却始终精魂未散。他的变化，只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观念上的变化，绝不是自己灵魂的扭曲和断裂。无论时代风云变幻，无论个人境遇顺逆，聂绀弩始终都是聂绀弩，他的人格以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屹立在他的写作和言论中。
聂绀弩从“左联”时期追随鲁迅，在他以后的一生中，崇拜鲁迅的信念从未改变。他甚至相信，如果鲁迅能够活到新中国建立以后，能够对国家的文化方针政策发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如果文化界的领导人是鲁迅，而不是周扬他们，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一次一次的迫害文化人的运动。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良好愿望而已。
最能表现聂绀弩“左”的一面立场的，应该是他那些笔锋犀利的杂文。他有一首七律，题为《以拙集〈杂文选〉赠重禹系以一诗》：
鬼谷先生立我前，乡人卖药兔开言。
文盲局长翻身穗，万里长城笑死钱。
自比乌鸦曹氏子，骗人阶级傅斯年。
何来一炬阿房火，烧到干妈义养乾。
短短一首诗中，提到了聂绀弩八篇杂文。其中，《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是针对香港小报诋毁新中国的恶意报道而予以反击的；《论万里长城》是针对所谓“中国共产党要拆除万里长城”的谣言，驳斥钱穆的诽谤“专论”的；《论乌鸦》一文是对曹聚仁自比乌鸦，“经常发表皇皇论文……打击现在的新生力量”的辛辣的讽刺；《傅斯年与阶级斗争》一文是对傅斯年所谓“共产党骗人的第一个法宝是阶级斗争”的“随意胡扯”，进行凌厉的指摘；《有奶就是娘与干妈妈主义》是用烈火般的文笔抨击萧乾的，文中直指萧乾是“代表封建性与买办性，双方兼备，完美无缺的高明理论家”，并且还顺带烧及了“封建性的”冯友兰、沈从文和“买办性的”胡适、林语堂等人。
这几篇论文不能算是聂绀弩的代表作，但也足以看出他的政治态度，可谓立场鲜明，毫不含糊的。一九五Ｏ年聂在香港任《文汇报》主笔期间，杂文多以赞颂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为主题，对种种反共的谬谈怪论予以嬉笑怒骂的痛斥和嘲讽。而在此之前，他的文章更不乏对国民党政府的指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骂蒋介石”。上面提到的《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一文，在谈到文化水准的时候，就插了一个小小的打诨：
蒋介石的名著《中国之命运》，谁都知道是汉奸陶希圣写的。有名的故事，蒋介石看了《论联合政府》，问他的亲信，何以人家写得这么好，我们写不出呢？人家回答：“因为那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足见他的总裁什么集之类，尽管不值一文钱，还不是他自己写的。
聂骂蒋的同时，对毛泽东的态度当然是热情赞颂的。参加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的开国大典后，他写了一篇追记的散文，记述了群众兴奋而热烈欢呼的场景，当毛主席到会场时，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看不清毛主席的面孔，但那姿态是很熟悉的，还是那样，像一个敦厚的长者，甚至像一个乡下的呵寒问暖的老太婆。他的动作和语言都似乎是迂缓的，但每一个迂缓的动作和声音里都含着无限仁慈。想他的脸上还是那样带着一些轻微的笑意，带着一种对于别人永远的关心，好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愿意，他都可以向你诉尽他的衷曲，如果真和你倾谈，你会发现他的谈话里竟那么多的幽默，乃至那么多的诙谐，有时使你微笑，有时使你大笑。在笑声中，你会融解一切心里的郁结，你会顿开茅塞，恍然大悟，你会发觉他竟知道你这么多，这么深，他不是和你初次见面，而是你的几十年的知心老友。他好像从来不会呵斥人，从来不憎恨人，从来不会把什么人当做他的敌人。然而谁都知道，他就是打倒了中国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即将把他们根绝，而且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农民，中国全体人民的领袖！
这段话并不是故意献媚，我相信，这是聂绀弩当年的真实感受，是他的真情实感的表述。
聂绀弩与毛泽东的直接接触，大概就是一九三九年春在延安那一次。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的时候，丁玲拉了聂去听毛演讲，散会后回招待所，与毛同行一段路，说了不少话，毛给聂留下了“未尝不蔼然可亲”的印象。但聂对毛的赞赏，绝不是因为那一次的印象，或者说，他赞赏的并不只是毛泽东个人。这正如他骂蒋，也并非是骂蒋某个人。在他写的《对于反省的看法》中说：
……但我也不是不憎恨国民党，但这憎恨并非从无产阶级立场去憎恨它，而从莫名其妙的理性、正义之类的观点，里面还甚至含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同时所憎恨的是那抽象的国民党，是国民党的那一套办法制度……
上文谈到他入党，及一九五七年的“检查材料”中再次谈到此事时，他先后说过：
我离开反动阵营，跑到革命方面来，并非由于我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而是反动阵营太过于黑暗，几乎从封建观点也可以反对它，我是若干“正义感”和若干无政府个人主义之类，促使我离开了它；至于入党，也不是因为真正有了什么觉悟，而不过是因为大势所趋的缘故。像我这样的人，很容易把自己参加革命，想为一种悲悯、义举、高贵的情操，自以为高人一等……
人的思想感情都是很复杂、矛盾、微妙的，我还不能很清楚地说明它。但有一点，哪怕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入党是很危险的事，但这是一种精神上得到解放和精神上有所寄托的事，这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还是重要的。所以最好是取得党员的名义而逃掉那党员应履行的义务……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聂绀弩。由此可知，他对毛泽东的赞颂，实际是对人民的赞颂，是对人民领袖的赞颂。在聂绀弩心目中，人民的领袖就应该是宽厚的，仁慈的，永远关怀别人的，带着笑意为人民排难解忧的。他出于理念上的自由主义和正义感而衷心拥戴的，正是这样一个人民领袖的形象。
一九五五年开始了对胡风的批判，接着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聂绀弩主要因受胡风的牵连，在“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反省三个月。他的《反省中作》诗六首，抒写了当时的遭际和心情，其中一首曰：
只道生虚五十载，谁知咎犯百千桩。
伸长八尺灵官殿，大喝一声白虎堂。
天若有头砍当怕，地虽无底揭也慌。
何人万缕青丝发，不为昭关一夜霜。
这是被批判的情景。据说聂当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直接领导人王任叔，斗争聂格外起劲，动辄声色俱厉地说“反革命分子聂绀弩”如何如何。天也怕、地也慌，让人像伍子胥一样一夜之间头发全白，可知那情景是颇为恐怖的。
在聂的《反省时作》中还有这样两句：
望美人兮长颈鹿，思君子也细腰蜂。
这是他盼望“美人”来同情他拯救他，盼望的是何许人呢？谁能够帮助和解救他呢？文艺界掌握大权的是周扬他们，聂是鲁迅的追随者，是胡风的同伙，与周扬是不同道的，当然他不会对周扬寄以希望。再往更高层想呢，他自然会想到周恩来和毛泽东。
聂绀弩与周恩来总理特殊关系，由来已久。周颖原名周之芹，其姊周之廉于五四运动时与周恩来、邓颖超在天津共同组织“觉悟社”，当时周颖跟随其姊在津，邓也称她为妹，从那以后一直保持了亲密关系，因而周恩来也就将聂绀弩作“妹夫”看待。
聂绀弩在反右中挨整时，他也许认为那只是王任叔他们干的事，高层的领导人还会是敦厚的、仁慈的、永远关心别人的，所以他在想到周总理的同时，也会想起与毛泽东的延安之缘。他的《天安门——追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一文，还写过这么一段话：
毛主席，我看见过，也谈过话，握过手，听过他几次演讲，更读过他的许多著作，但一向，思想搞不通，脑筋总在个人的伟大和平凡之间兜圈子，觉得像他那么一个伟大的人和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距离是颇不短的……因此，就在面临迫害时，在迫害中，心里也不敢喊一声：“毛主席救我！”我怕他听不见。这回到北京来，看见了广大的群众，看见了毛主席，看见了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地位，而自己又正是群众中的一员，觉得过去把自己放得和毛主席隔得那么远，就是事实上置身于群众之外。到了我站在群众之中了，虽然还只是形式上的，就觉得他和自己竟是这么近，简直没有距离，正像他和群众没有距离，和群众是一体一样。这感觉，今天特别强烈，虽说他站在城楼上，我站在地上，他不知有我在这会场中，我也没有看清他的面容……唉！唉！真是知识分子的痼疾，站在群众当中，还是这么我呀我的！
当我们的新中国诞生的时候，许多文化人士都抱着炙热的期望，从海外归来，从香港奔往北京，被一种新气象所感染所激荡的情绪是极其纯真的。聂绀弩正是在那样一种情态中写下了那些纯真的文字。然而，仅仅事过五六年之后，他就成了“肃反”的对象。当他在被围斗被隔离的时候，开国典礼那兴高采烈的情景会不会在眼前重现呢，还会不会觉得与群众与领袖离得很近、简直没有距离呢？会不会真的喊一声“毛主席救我”呢？他诗中写道：
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
落日大旗何莽荡，小园枯树太凄清……
铁尽九州成错后，始知无用是书生……
诗中这样流露着他的孤独，凄然，无助……开始也许曾经抱着幻想，想到毛主席的敦厚与仁慈，结果还是不得不做了检查，接受了处分。他后来曾经对友人说过：“当我承认我是胡风分子，是反革命的时候，就是最不相信党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在聂绀弩心目中，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发生了改变。
聂绀弩在肃反中，连篇累牍地写了大量的反省与交代材料，检讨说：“和反革命的关系，反党反革命言论，反组织、反党的工作态度，都是从我的由庄子、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等等的影响所造成的反动思想体系或精神状态来的。”甚至说了：“我发现我才是真正的胡风分子，比任何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一些。 ”
然而，他的思想本质是不会改变的。看他的那些反省材料，检讨都很恳切很深刻，但仔细捉摸他的话又都似是而非，实际他心如止水，守正不挠。因此，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他遭遇更加沉重的打击，那是在劫难逃的。
他被划为“右派”，直接原因是被周颖问题所牵连。周颖时为民革中央委员，正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因参加大鸣大放，批评“肃反”扩大化问题，成为斗争对象。聂绀弩帮助周颖修改过报告稿子，因此被抓了辫子。至于背后的原因，聂绀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判刑时，作了具体的申述：
（我）被定为“右派”，则有长远的历史原因，要从三十几年前，上海文艺界一边以鲁迅为首，另一边以周扬为首，包括田汉、阳翰笙、夏衍等“四条汉子”的两个文学口号论争说起……我是站在鲁迅的旗帜下的，是既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又反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用“耳耶”笔名，题目中有“文学的路标”等字，另一篇用“绀弩”笔名，题目全忘，都记不清发表在什么杂志上，但后来李何林编的《中国近三十年文学思潮》（生活书店）里有不少引文……就因为这个缘故，也因为在别的问题上，我也多和鲁迅接近，总和周扬不很接近，所以周扬总是恨我。新中国成立后，他做了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从几方面都是我的直接或间接领导，我处处碰壁。这且不谈，周扬对鲁迅和大众文学口号及其拥护者们做了很多工作，很多报复，真是害怕接触这些问题，但有两件较小的，较易说清的。一，篡改《鲁迅全集》的文字和注解，主要是注解，这是同林默涵、王士菁等一起作的，把关于鲁迅的口号问题的文章和别的文章的正文和注解，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改写过，使之不利于鲁迅和他的口号以及与鲁迅有关的人，而有利于他们自己……二，把与鲁迅有过关系的人、较为接近的人，给以某种打击，使之从历史上消掉或成为丑角，特别是党员，以显出鲁迅不过是匹马单枪的孤军奋斗，或不过是几个暗藏小丑的头头，（所以）划冯雪峰和我为“右派”。出版社王任叔曾在会场宣布：聂绀弩的问题是中央（即周扬）决定的。
这段话是写在他交给法院的申诉书中的，说出了他内心的郁结，但并不足以表达他的全部的真实思想。他很清楚那场“反右”斗争的惨烈和严峻性，并不是简单的个人之间的嫌隙问题。他作为反革命罪犯在给法院的上诉书中，除了指斥周扬，别的话就不好说了。更深的愤懑，他大概只有用诗来表达了。
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聂绀弩是怎样一种心态呢？有两句诗中，凝聚了他的血泪和胆肝：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
这既是悲歌，又是啸傲，仅仅十四个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借用了《水浒》中的林冲误入白虎节堂而蒙受冤狱的故事，表达了他的深沉的悲愤与凛然的正气。
再看他后来写给友人钟敬文的一首七律：
饱经艰险身犹在，不露文章世始惊。
役北大荒一城旦，共钟三弟两书生。
重阳近每风吹帽，老泪多曾雨洗兵。
我是四年君五载，逢人莫道此中情。
“饱经艰险身犹在”一语囊括了他的一切坎坷和辛酸，“不露文章世始惊”是借用了杜甫诗句，吐出怀才不遇的心中块垒。接下来写到北大荒，戴了“右派 ”帽子到那冰天雪地中去服“城旦”苦役，聂服了四年，钟服了五年，回忆旧事不禁老泪滂沱，那种悲苦之情何堪对人言说！在一次友人聚谈时，聂曾说：“我在北大荒几年，是四不像，不像个公民，也不像个被剥夺公民权的罪人（因为还有选举权，还投过票），不像工农，更不像知识分子，总之，是四不像，以四不像的身份过了几年。”
聂绀弩留下的许多的言论和诗作，都会引起我们痛切的共鸣。“右派”的“金印”，不仅是刻在一个男儿脸上的耻辱，而且是永远刻在他心灵中的创痛。这种心灵的创痛，不只是痛之于个人的患难和荣辱得失，而是与国家民族的悲剧紧密相系的。聂绀弩清醒地看到，“反右”问题不是牵涉少数人的问题，而是几十万人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知识阶层的厄运，其种种恶果必将影响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六Ｏ岁生日所作，及同时赠给夫人周颖的诗中，都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忧国忧民的心怀：
诗挣乱梦破墙出，老踢中年排闼来。
盛世头颅羞白发，天涯肝胆藐雄才。
摇落人间六十年，补天失计共忧天。
浮家湖海余心迹，报国襟期逐口禅……
一九六一年秋聂绀弩接到通知：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其时，国家经济处于困难之中，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亲自倡导“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文艺界的冰冻局面出现了一些融解的迹象。聂绀弩的心境也随着形势有所变化，写诗的同时，并有关于古典文学的论文发表。一九六二年到武汉，游览长江大桥写下的几首诗，颇多乐观情趣，其中出现了歌颂毛泽东的句子。
但是，形势并没有按照聂绀弩期望的方向发展，而且很快就急转直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又一次极“左”的政治运动掀起轩然大波。聂绀弩这时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对时政不满的情绪日益激昂。毛泽东的人民领袖的光芒在聂绀弩的心目中日渐黯然，他感到原来与群众那么亲近的人民领袖，似乎已经离开了群众，不再敦厚，不再仁慈，而且似乎变成了相反的情形。有一份举报材料，记述了聂绀弩的如下谈话：
聂（脸孔涨红，手敲桌子，面孔向王某）：嗯，将来这个人历史上不知道要写成多丑啊！（这句话非常突然，因为事前没有背景谈话，在场人听了一愣）
王某：你说哪个人？
聂：（跷起大拇指）就是他嘛！
王某：我看他将来历史上不会写得不好，现在不是都喊万岁万岁吗？
聂：咳，你讲现在，现在自然没有办法，可是这个现在能维持多久？蒋介石不是也曾厉害过，他不是垮了吗？辩证法上讲得清清楚楚，事物总是向他的对立面转化，我们要从发展看问题。总有一天，谁是混蛋就要倒下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不成问题的，这是历史确定了的。不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这些人，他们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封建主义！现在大家认为生活过得好些了，好像有办法了，这是满足于现象，把这当做社会主义，其实他们是封建主义，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
王某：你看会变吗？什么时候变呢？
聂：（冷静）一定会变，共产党里总还有些人，而且现在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国际上也不会让中国这样下去。至于什么时候变，那我也不好说。总之，一定要变，中国大有人在……人民不会答应的，你不要看表面，什么万岁万岁，人民心里怎么样呢？现在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解决不可！
王某：什么问题？
聂：（坚决）“反右”嘛！究竟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们不对，这问题非解决不可！（敲桌子）
看了上面这段对话，不禁忽感惊诧，聂绀弩的言词何至于如此过激呢？政治生活中严重缺乏民主气氛，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一点聂绀弩是说到要害了。但是，不能以“封建主义”一言以蔽之。什么“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这是老聂酒后失言吧！他对毛主席的态度由过去的拥戴，到后来的渐变，至此已经完全走向极端了。不过，聂绀弩到底是个坦荡君子，他的不满和愤慨并非挟私抱怨。后来他在监狱中沉静下来，经过学习和思考，形成了他思想中新的认识，以至晚年，再没有发表过任何有损毛泽东形象的言论了。
聂绀弩所说的解决“反右”问题，不是说要给某些人平反，更不是说给他本人平反、恢复待遇，而是说从政治理论上明确是非曲直，要承认极“左”的错误，彻底扭正方向。明知错了，不予改正，而将错就错，越搞越“左”，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势必越来越被动，整个国家的前途也就会濒临非常危险的状态。他认为，越来越左是因为“容不得人”，“越反对我越要专制”的原因。在另一次同友人的谈话中他曾如是说：
被动的事情很多，每一次运动都成了被动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把我们都戴上“帽子”，这也是被动的很，最初还以为几个人、几百个人，或者几千人就算了，不想越划越多，划上了几十万“右派”，我们无所谓，顶多少拿几个钱，但是整个国家来说多了几十万反对你的人，你说被动不被动，而且运动又来了，你划不划呢？总之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危险。
他还曾在谈话中说到萧军、吴奚如这两个作家的往事：
这是萧军自己告我的。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常常在夜里派人提了马灯，把萧军接到窑洞里去聊天。这种情况，文艺界的人都没有过，只有萧军。他们两个人在窑洞里海阔天空，什么都谈。毛一再劝萧军入党，说世界上只有政治才是不朽的。萧军说，他承认这是一条真理，但是像他这样的人不适合搞政治，他不肯入党。后来萧军要动身回东北去，毛对他说：你不服从任何权威，这一点，你要好好考虑。语气很重。所以，萧军一回到东北，就倒霉了。
吴奚如现在湖北工作（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吴奚如出来说话了，他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应该团结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不应该排斥他们，因此说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有些不当。吴奚如发表意见后，彭真、胡乔木都说吴的意见不对，但毛主席认为吴的意见是对的。毛亲自找吴谈话说，你的意见很好，同时还说“你尚在外边工作不好，可以到我身边来工作”，吴奚如却不肯答应。到整风时，就把吴拿出来了，说他有三条罪状，说他从新四军出来到桂林，和国民党特务搭上关系了。吴奚如一气之下说：啊！原来你们是这样的，我要求退党。他就从那个时候起脱党了。
聂绀弩提起两个作家的逸事，虽是闲聊，却也反映了他自己的观念。不想接受党的组织管理，不能身受纪律约束，不想紧跟在领导后面，这正是他的“大自由主义 ”。他通过两个作家的事，批评党的领袖“容不得人”，“你们越是反对我，我越要专制”。而聂绀弩自己呢，也是“你越整我，我越是不服，越是要反对你”。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将要席卷而来，风云即已惊耳可闻之际，聂绀弩对毛主席的不好看法日渐加深，不敬之语日渐肆恣。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声势日益高涨，处处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聂绀弩偏要说伟大领袖已经“到处碰壁”了。这真有一些莫名其妙，好像鬼瞰其室，非要他向犯罪、向监狱逼近不可。他曾这样说：
反对他的人会一天天多起来。现在他们当然都不敢说话。就是周（总理）也不敢说什么话。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周曾经在一个人面前非常关切地问起我的情况。这种关切是不寻常的，意思好像劝我要冷静、安心。从一粒沙子看全世界，这情况我们也看得出来。
毛主席这个人，古书读得不少，他是把中国帝王的一套，跟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那不是马列主义，那是中国封建的东西。在军事上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但在别的方面他不通，但是他自己什么都要管，不让别人说话。从一九五五年以后，搞得什么玩意儿？
在“反右”斗争的检讨中，聂绀弩说他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地主阶级没落下来的封建腐朽家庭”，又说“我是个从很穷、很封建，也很下贱的家庭里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回答法院审讯时说，“我出身是城市平民，群众斗我说我是破落地主”。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家庭是一个城市平民家庭。祖上虽曾兴旺过，他的祖父并未进入仕途，后世渐至衰败。他的父亲一生无固定职业，曾贩土产，开鞋铺，最后在自家门口开烟馆，很早就死了。因为家穷，聂绀弩只读到小学就失学了。这种家庭背景，给他烙下了很深的平民意识，诗中曾写过：“早爱香山卖炭翁，平民思想自成风。”青年时期，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接受了反封建的自由民主思想。大革命时期参加国民党，曾在中央通讯社做到副主任，以后弃暗投明，加入“左联”，一直是鲁迅旗帜的坚定追随和拥戴者。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追求进步，倡导自由、民主、平等，并且杂糅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节意识，聂绀弩的思想信念的源流，大体如此。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当他认识到国民党政治黑暗的时候，能够弃暗投明，学习鲁迅的“投枪与匕首”，写杂文骂蒋，抨击腐败时政；当他感到毛泽东密切联系着人民群众，代表着进步方向的时候，他就热情地赞美新中国，歌颂毛泽东；而当他感觉到极“左”路线走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势必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时候，他从感情上便不能容忍，对于他认为是错误的方针政策，便要与之对抗、加以谴责，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写下了许多“反诗”，发表了大量“反动言论 ”。
过往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理念问题，使用任何高压的办法都是无济于事的。愈是残酷的打击，愈会遭到强烈的反抗。运用强大权势的一方，当时似乎胜利了，实际上正如聂绀弩所说是“被动了”，那样的每次运动的结果，都会是一次比一次更加被动。
中国和苏联从共产国际理论上的争论，发展到国家关系的恶化，毛泽东主席把“防修反修”提到了绝对高度。在全国农村开展“四清”，城市开展“五反 ”，意识形态领域加紧对“封资修”的围剿。一九六三年五月，毛在杭州主持拟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时，请大家同他一起吃饭，他举杯向大家祝酒说：“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
聂绀弩对于这种政治形势极度反感。司法机关搜集到的，据以将他定为“现行反革命”的材料，大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思想锥心坦白难
聂绀弩从北京押解至山西，先在稷山县看守所关了五年时间，至正式判决后，转到临汾监狱服刑。
按照国家的司法制度，看守所是羁押未决犯的，判决之后服刑的场所称之为监狱，过去也有叫劳改场的。监狱统一由国家或省级司法机关管理，看守所则是按县级行政区划设置的。监狱设有专门的工业或农业生产项目，对犯人实行劳动改造，而看守所的未决人犯是不允许外出劳动的。在“文革”中，这种划分和管理都不够严格。在我们的社会习惯上，大家把关押场所都统称为监狱。
聂绀弩后来写过《怀监狱》一文，文中回顾在稷山看守所的看书学习情况时说，“监狱是学习圣地”。并以同号狱友李四为例，说是在狱中才能够得以专心专意看书，“脑子也灵活起来了，有强烈的读书欲望，或者说‘瘾’，不看就不舒服”。“但似乎只有在监狱里才能如此，一出狱就不行”。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人的自由活动的范围越窄小，越容易集中精力。如同民间说书的盲人，他别的活动受限，背小说唱本的记忆力就超乎常人。失去自由的囚犯，在牢房中没有任何事可做，只要允许看书，那就必是十分专心致志的。
聂绀弩把看守所中认真读书学习，作为一个减轻处罚的理由，在给法院的上诉状中写道：“计读《资本论》等一八种（马列著作），最多读过一八遍（《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前年交出过几篇笔记，约二三十万字，有三篇是关于学习毛选军事著作的心得约十几万字；去年交出过一篇有关毛主席伟大的总结，约八ＯＯＯ字；未交出的摘录还有几本……”
这里说的“有关毛主席伟大的总结”，就是题为《思想改造过程》的一篇“学习心得”。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篇“学习心得”的主要内容。
《思想改造过程》写了六个部分：问题何在；我是谁；思想改变的第一阶段；思想改变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总结。
一、问题何在：我的思想问题很多，主要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和对世界革命的贡献的伟大性认识不够，没有认识，认识错误。
“文化大革命”中的铺天盖地的宣传，毛主席是“四个伟大”，聂绀弩却犯下了“恶毒攻击和诬蔑伟大领袖”的“反革命罪”，所以他说自己的思想问题，主要对毛主席伟大的认识问题。这当然是一种老实坦白、绝无掩饰的态度。
二、我是谁：我是个破落封建家庭出身，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的影响，具有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坏思想坏习惯，既没有做过实际革命工作，又没有学过，至少是没有认真学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畏难苟安，不求上进，一脑子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思想，不相信权威，不关心政治，不服从组织纪律，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独来独往，狂言任性的罪犯。某些东西，在旧社会有时还多少有些积极作用，使我在旧社会成为有点进步性的罪犯。但把这些东西原封不动，全部带到新社会来，再加上一点居“功”自满，这就成了新社会的罪犯，反革命罪犯。
这段话，算得上是聂绀弩的自画像。他在一九五六年“肃反”、一九五七年“反右”两次反省中，都给自己作过自诬式的画像，这次在看守所的“学习心得”是把自己描画得更细腻、逼真了。“文化大革命”时，不用说是蹲了监狱的犯人，就是很红很革命的人，在“斗私批修”的小组会上也要对照一番有哪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也要深挖一下家庭出身的某种不良影响，当然大多是应付形势，言不由衷，虚与委蛇。聂绀弩却不同，他不是敷衍应付，说的都是大实话。
聂绀弩虽然参加共产党，虽然相信马克思主义，虽然一直积极从事进步事业，但他从来不把自己视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因为他不愿意遵守纪律，不愿意服从领导。把他对自己的描述简化来说，无非就是四个字：“我就是我”。他的个性，好像天生注定就是自由的，很难用什么阶级、什么主义来概括。在旧社会，他独来独往，曾被国民党报纸点名为“共匪”，列入逮捕名单，那时是具有进步性的罪犯；到了新社会，聂绀弩仍然是聂绀弩，仍然独来独往，于是就成了“反革命”的罪犯。
三、思想改变的第一阶段（初进稷山看守所）：进了监狱不久，突然觉得自己聪明起来了，恍然大悟，我是罪犯，我是应该进监狱的。过去的历史，过去的一切关系，没有一样可以依恃，谁也不能救我。在这阶段，读了毛主席两部著作，一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在号里集体学习时，从别人的书上读取到的。我也参加过几个月广东海丰的农民运动，糊里糊涂，一无所获。《报告》以前也读过，也无所获。主要因为自己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农民，这事与我无关，这回读，才恍然从农民运动原来可以看出这么多的道理。原来所谓乱，是乱的地主的天下，而地主的天下是应该当乱，应该灭亡的。那么，文化大革命的乱，是乱的走资派的天下，而走资派的天下是应该乱，而且应该当灭亡的。
这一段“心得”，写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以前读《报告》一无所获，这次就能读出许多道理来呢？因为正在面对着天下大乱的“文革”，联系眼前的实际，于是才知道让“走资派”戴高帽游街之类的做法，都是从湖南农民运动那里延伸过来的，才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才恍然大悟他聂绀弩是应该进监狱的，是“没有一样可以依恃，谁也不能救我”的。
从聂绀弩学习《报告》的心得来看，并没有多少理论上的认识，似乎只是初进牢狱的一种感受，“突然觉得自己聪明起来了”，接着谈到读另一部毛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有了一点理论上的认识：
《讲话》以前也读过多次，总觉得不是文艺工作内部的讲话。这时才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讲法，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看问题的讲法；而自己所想象的讲法，是从落后的所谓作家的角度看问题的，是错误的。这才觉得毛主席著作确实伟大，有重新仔细阅读的必要。
聂绀弩被捕入狱之前，有过很多关于文艺方面的言论。邵荃粼的“写中间人物”论违背《讲话》精神受到批判，聂为此深感不平，直率支持邵论，观点极其鲜明。在狱中学习《讲话》后，他产生了新的见解：以前他是从文艺本身的规律看问题，而《讲话》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看问题，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讲就当然是要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要塑造英雄人物，这当然就是唯一正确的讲法。
聂绀弩对自己第一阶段的思想改变的这个总结，应该说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
四、思想改变的第二阶段：一九七Ｏ年一月四日，（看守所）干事给我买了部《毛选》，这才有了书，可以正式认真看书学习了。从这时起到一九七二年七月，约一年半，是专门看《毛选》时期。东翻西阅不算，从头到尾地看，也看了五六遍，一个一个问题研究的次数更多。在这个过程中，使我震动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学习与时局》及其附录《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些辉煌著作。这些著作对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别的不说，从这些著作看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和张国焘等人的错误领导，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害是如何严重。《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中所歌颂的那千百万农民，我在海陆丰所看见的那几十万农民和他们的领导者，长冈乡、才溪乡那些模范工作者以及由他们所发动的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的参军青年，三Ｏ万红军，三Ｏ万党员，若干万赤卫队，以及整个苏区几百万人民，尤其是那些赤胆忠心拥护革命的铜墙铁壁，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到了延安以外，都到哪里去了呢？那些残留下来的人们又碰到一些什么遭遇呢？而这些，对中国历史的进退，对世界革命形势影响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谁能把这些事情都讲清楚啊！这样一想，才觉得革命领导的正确与否，关系原来如此重大（联系到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就更觉得关系重大）……
这一大段，简直是一气呵成，一个接一个的巨大数字，一个接一个的问号，来得多么紧促，可以感觉出，这是聂绀弩手中的那支钢笔饱蘸着情绪写出来的。他不是从字面上读毛著，他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勾起了对中国革命的艰难惨痛的历史回忆。一九二五年有一段时间，聂在广东海丰从事农民运动工作，并担任海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兼政治部科员。他回忆起当年投身于革命热潮的农民群众和那些优秀的领导人、模范工作者以及参加革命军队的广大青年，无数的宝贵生命牺牲了，包括著名的农运领袖彭湃烈士。一九六四年他曾重访海丰，看望彭湃的母亲，写有《重到海城呈彭母》诗二首。诗中满含对彭湃烈士和农民运动的怀念之情：“一时才俊无遗冢，何处江山不故人。遥指木棉花下路，似犹旗笠万农民。”当他在监牢中忆写往事的时候，一定是和他在海城给彭母写诗的时候一样，眼前又浮现出了一片手举红旗、头戴草笠的农民群众聚义的轰轰烈烈的情景。此时此刻，聂绀弩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身陷囹圄的一个囚徒，也忘记了自己年将古稀垂垂老矣，竟然像返老还童一般，一颗热烈的心越过了监房的高墙，飞向了广宇人间。他的思绪在革命的历史和世界的现状之间飞跃着，然后反躬自问：
这些著作，过去不是没有读，也不只读过一遍，为什么现在读起来都像完全不知道一样，为什么我可以认为这些理论正确与否与我无关，或以为它们当然是正确的就轻轻放下呢？关于中国几亿人民，世界更多人民的生死存亡、荣辱哀乐问题，历史进退问题，我为什么能漠然不关心呢？
我们知道，聂绀弩从来就不是一个对社会现实漠然不关心的人，倘真如此，他也不会发生那么多谴责现实的言论和诗作，也不会成为“反革命”。他在这里自省自问的内容，是指他对毛著中那些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的内容没有认真研究过。通过在看守所集中的学习，通过对革命历史和人民命运的深情反思，使他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如何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对毛泽东的正确与伟大的一面作了深入的思考。由此可知，他的学习态度是恳切的，心得是真诚的，思想认识的改变有着他自身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这与“文化大革命”当时普遍通行的那种官样文章，那种假大空言词，不可同日而语。
五、第三阶段：一九七二年七月中旬，干事替我买了十来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以后又陆续得到了十来本，直到现在，我就同时兼看马恩列斯著作，是为第三阶段。这些著作是：《马恩文选两卷集》（内《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十余种）；马克思《资本论?卷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导言》；恩格斯《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自然辩证法》；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叛徒考茨基和左派幼稚病》；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论苏联经济问题》，《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除了两三种大部头的刚才入手，还未看完或简直未看以外，都看了五六遍到十四五遍不等，反复读、背、摘录、做笔记种种不同。
让人感佩的，首先是聂绀弩的学习精神。一个住监狱的老人，自己花钱让人家给他到外面买书，当地买不到《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写信让家里给寄来，然后知道有新出版的第四卷本，再写信让寄。那个年代只允许看马列毛著作的，要不然，他会把五经四书、二十四史统统看十几遍啊！想起我们住中央党校的时候，要求学员重点读马列原著，书由学校发，买书也可报销，但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读书的。试问当今的高级干部，没有不住过中央党校的，但有几个人真正读完《资本论》呢？难道住党校都不如住监狱吗？这样比照，就知道聂绀弩的读书精神何等可贵了！聂绀弩常说自己很懒散，他的性格确有懒散的一面，而在读书学习上却是勤奋有加。要算他的学历，只是读过小学，但只要看他的杂文和古体诗中的典故随手拈来，就知道他是怎样一位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了，甚至在他被宣判为无期徒刑之后，那就是告诉他就要终老在狱中了，读书还有何用？但他仍要刻苦读书，这种习惯和修养，定是长期陶冶而成的，所以才能那样恒固。
聂绀弩在他所说的第三阶段中，读了那么多马恩列斯的著作，也写了许多笔记，但在这篇《思想改造过程》中侧重要说的是“毛主席伟大”这个问题：
这里且不说阅读（马恩列斯著作）的经过和有什么心得，只说看过这些书如何更看出毛主席的伟大。
他通过阅读马恩列斯，认为毛著吸收了一切马列主义的丰硕成果。举出《论持久战》整篇都是辩证法的运用，毛的军事理论、战略思想丰富了马列主义。然后又谈到毛在哲学方面：
哲学方面，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各个过程阶段、过程阶段的各个方面理解事物的矛盾……所有这些，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就我读过的这些著作说）所未谈到或未这样明确谈到的，这就大大丰富了马列主义哲学宝库。毛主席教导：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讲台和书桌上解放出来。我读《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伟大著作时，深深感到自己的学力不够。我是反复读了十几遍，才懂这么一点半点的，有许多是根本没有看懂，恐怕终于看不懂的。那些书，每一个问题都是用自然科学来论证的，是牵涉到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历史的，有的是专谈自然科学的，是牵涉到这么多的国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理论和谬论的，千头万绪，五光十色，使人摸不着头脑。那些事，那些人，那些历史，都是外国的，而与中国有关的没有一件，就是说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恩格斯、列宁著这些书时，是不能不这样做的，因为它本是学说问题，首先是学说问题，而且是论证性著作，不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就无法论证，不驳倒别人的谬论就不能阐发自己的真理，尤其是在这个学说的创建时期。问题是到了现在，那些学说已经成了普遍真理，必须普及到广大人民中去的时候，还是那么博大精深的原样，就不容易使群众迅速掌握理论，也不能使理论迅速掌握群众。所以毛主席要把哲学解放出来，而他自己的哲学著作就说得很通俗，不用或尽量少用自然科学和外国人或事作论证，而是用中国人所熟悉的，所喜闻乐见的东西来做例证。这也是经典著作所未注意到的问题。
这是聂绀弩从马列原著与毛著比照中，看出了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创新和贡献。
六、结束：这里所谈的这些，就是对毛主席伟大的认识，在别人根本不成问题或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但在我，无论这认识怎样粗浅，也还是个思想改变，而且是个重大的思想改变，世界观的改变，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变过程，就其较易说清的方面而言，是通过看书学习而来的，是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花了些时间，下了些功夫而来的……看书学习，不仅对毛主席的伟大有了若干粗浅认识，也对别的问题，即使不是一切问题，有了和以前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关于我的业务范围，语文问题，文学问题，中国古典小说等等……为了赎罪，我很想写东西，但最有把握的还是关于古典小说，这一点目前还难实现。我还要学习，还要看书，要看许许多多书，要把全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应用到业务上去。
结束语说到“我很想写东西”，还想重操业务，这也是聂绀弩的真实思想的流露，但他也明白“这一点目前还很难实现”。既然目前不能实现，那么“目前”之后还有未来吗？当年政治形势风云叵测，而他毕竟已是古稀之年，对未来还抱有许多期待，这也是难能可贵之处。
监狱中组织学习，是把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的一种重要方式，往往要求罪犯们写成学习心得。对于看守所的未决人犯来说，组织学习更有着促使他们坦白交代的作用。因为看守所的人犯不参加劳动，除了接受审讯，交代问题，就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学习和写心得，但写这种东西无须讲究写作水平，随便写一些套话交卷也可以。聂绀弩的《思想改变过程》写得那么认真，那么有水准，那么不乏真实思想的流露，这无疑就是文化人的一种写作癖性所致。
这篇由六个段落组成的《思想改变过程》，写作落款日期是一九七三年八月二七日。任何写作都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特定的语境。聂绀弩这样一个书痴文癖，不论任何时候，都不想放弃阅读和写作，而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尤其是在监牢森严这种特殊的条件下，读书只能读马列毛的书，写作也不可能任其自由，文笔很难避开当时语境下一些通用的语汇。尽管如此，在聂绀弩的笔下仍然写出了他的某些真实思考。
所谓他的思想改变成过程，即是解决对“毛主席伟大”的认识过程，重点在第二阶段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回顾，第三阶段从马列原著看毛对哲学和军事思想的发展。而聂绀弩的“现行反革命”问题，实质并不在这些地方，他的“恶毒攻击和诬蔑”主要是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的种种现实政治，包括“三面红旗”、 “四清”到文艺界大批判等等，所谓思想改造过程对于这些实质性问题却概不涉及，一字一句都没有提到，你能说他的思想是真正改变了吗？所谓“世界观改变”、 “根本性改变”也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大帽子罢了。你看他这句话：“不仅对毛主席伟大有了若干粗浅认识，也对别的问题，即使不是一切问题……”，这说得很妙，什么意思呢？他的思想改变只是粗浅的，而且还不包括一切问题。那就是说他还是有保留的，不是一切问题上他都改变了。换句话说，不是一切问题上他都错了。他认为自己错的，就坦率承认并改之。他认为自己不错的东西，却不能笼统认错。不能改变的东西，他也自然不会改变。这就是聂绀弩，说了半天思想改变过程，实际上他还是他，始终还是他自己。
身陷囹圄何处去
聂绀弩在稷山看守所留下的文字，现在尚存者，除了《思想改变过程》，还有一篇《学〈南京向何处去〉的一点小结》，篇幅不长，堪称奇文。
学习毛著要“活学活用”，这大概是林彪的首倡，曾经成为一个时期人们的口头禅。如“老三篇”一类文篇，是举国上下人人都要“活学活用”的，此外，各行各业还要结合自身工作，选择相应的文章和语录，以便更直接地学以致用。政法机关就有一个内部用的小本子，叫《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是供公安司法干部学习的。对羁押和劳改的犯人，也要从《毛选》中专门选一些适合他们学习的篇章段落。《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就是经常让犯人们学习，让他们联系实际“活学活用”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篇著作在《毛选?四卷》中，是一九四九年四月毛主席下达解放军渡江作战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之前所写。文章说：“两条道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让罪犯学习这篇文章，目的很明显，就是告诉他们：继续抗拒，只能与敌人同归于尽，必须认罪伏法，立功赎罪，求得宽大处理，别的出路是没有的。犯人们大多不傻，都能心领神会，学习以后作一个“活学活用”的发言，或是写一篇学习心得，表示决不继续与人民为敌，坚决向人民靠拢，一定要坦白交代，争取政府宽大处理云云。
聂绀弩却偏不说这种话，偏不写这种东西，他怎么写的呢？分析他学习这篇毛著后写的“一点小结”，其中表达了六层意思：
一、南京解放了，蒋介石去了台湾，所以，“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早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即使说蒋在台湾的政权是现在的“南京政府”，那也一定要灭亡的，祖国一定会统一，也不需要讲向何处去的问题。
二、今天的中国与南京解放前相比，强大了许多倍，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与过去大大不同了，拿毛主席以前写的文章联系现在的形势，是联系不起来的。
三、更不能把在押犯人与“南京政府”联系起来，过去的南京反动政府是投靠帝国主义、杀害中国人民的，而今天在押的这些犯人，包括杀人犯在内，都没有人要投靠帝国主义。
四、在押犯人中尽管有的抗拒改造、不肯交代、违犯监规、不肯学习、顽固无知，这在某种意义上类似“南京政府”，但他们既已在押，就难以乱说乱动了，不会有“向何处去”的问题。
五、犯人能向何处去呢？哪里也不去，只能在监号里。
六、犯人即使自己主动改造，能够改造得好，改造得快，但这也算不上是和某一篇毛主席著作相联系，因为事情本来如此，是不说自明的。
真不敢相信这是聂绀弩在监狱中写的学习毛著的《小结》，倒像是一个杂文家夹带着幽默笔调的一篇评论。还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阶级斗争的惊雷骇电仍然足可让人人自畏，关在牢房中的聂绀弩，不可能像孙悟空一样变个法儿飞了出来，他的《小结》是奉命而写，是要上交当局的，自然没有必要写什么对抗性的话语，也不得不使用那时通行的政治词汇，但他又不会说违心的话，不会谀词媚上，所以写得不温不火，看上去句句有理，政治上也挑不出大的毛病来，内中却隐藏了一种不满情绪和不屈的个性。老聂不愧是一个杂文老手。
《小结》写作时间是一九七三年一二月一日，在写了《思想变化过程》三个月之后，两文对照，在写作情绪和语气上略有不同，这大概是关乎政治背景。自 一九七一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坠死于温都尔罕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出现了逐步纠正极“左”错误的政治迹象，一批被批判和打倒的各界人士重新露面，一九七三年三月邓小平复任要职。政治形势的这种兆头，可能对聂绀弩有所鼓舞，他也许会认为形势将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在《思想变化过程》一文中表露了某种积极的心态，包括还想重操古典文学研究和写作的意向。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年的一Ｏ月间，江青出面发动了“反击右倾回潮”运动，清华、北大成立 “大批判组”，以梁效（两校）为笔名连连撰文发起轰击，“批林批孔”运动也在一九七四年初拉开了寒气逼人的帷幕，极“左”气势更加甚嚣尘上。到此之时，聂绀弩不会再有任何幻想，既已在押，更向何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写了这篇杂文式的学习小结。
现将《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一点小结》，主文照录如下：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现在，这早已不是什么问题，历史早已回答了。南京政府的历史行为，不是在它做出来了之后才看出的，毛主席早就看出了。
从毛主席的一系列的著作中看，所谓南京政府，对于它的来踪去迹不是了如指掌吗？它一定会怎样的，它也真的怎样了。现在会怎样呢？这又是可以未卜先知的，现在的“南京政府”，即台湾（蒋介石）政府也一定要灭亡的，很快就会全部覆没，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反人民的反动势力一定没有好下场。
怎样把这篇文章和今天的形势，以及我们自己联系起来呢？第一，今天的中国比南京解放以前的中国，不知强大多少倍，巩固多少倍。那时中国反动派如果还有跑到一个小地方，借美帝余威，侥幸苟延残喘于一时的可能，现在则根本没有这种可能了。第二，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二十几年前的地位大不同了，那时美帝是世界反动势力的头子，中国在世界上还没有显出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以及第三世界各国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力量，所以出现了一个台湾，如果在今天，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台湾政权的出现。
至于在押犯人，那就更不得联系，这些人中，包括杀人犯在内，有一个是和南京政府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或卖国贼，杀了成千成万十万百万乃至更多的中国人民的吗？难道有一个投靠苏修美帝或已经投靠过的吗？因此，尽管这些人中有人抗拒改造，不肯交代，违犯监规，不肯学习，顽固无知，在某种意义上类似“南京政府”，但既已在押，也势难乱说乱动，不易发生什么“向何处去”的问题。那么，到何处去呢？哪里也不去，在监号。在监号里遵守监规，认罪伏法，改造思想，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无论改造得怎么困难，也只能这样。不过主动改造，改造得好，改造得快，问题也改变得快，解决得容易，精神面貌会大不相同，但这算不得什么联系，因为它是本来如此，不说自明的。
聂绀弩
一九七三年一二月一日
探春千里情难表
聂绀弩被捕之初，并无出具任何法律凭据，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司法混乱情况。按照正常规矩，拘捕二四小时之内应当告知被拘捕人家属，聂绀弩家人却在很长时间中无法知晓他被捕原因和关押地点。直到一九七三年春节前，聂绀弩夫人周颖还找到北京市半步桥看守所，该所既不准看人，又不肯告知关押于何处。周颖无奈，只好留下书信一纸，请求代为转达。
老聂：你好！明天是农历（腊月）三十日，正是你的生日。六年来，每到这天，我们更加思念你。今天我和丹丹、她爱人来看你，极其希望能见你一面，但未获允许，只好留下此信给你，祝你一切安好，身体健康！丹丹他们是回来探亲的，两周后就要回去，希望在她们离京返回之前，能得到看你的机会。
我和三妹仍住乡间原处，一切甚好。三妹这一年来虽病过两次，现已好，勿念。小方瞳仍住我们这里，在附近小学，下学期就二年级了。这孩子很聪明，功课也不错，只是有些调皮。他已七岁多了，很懂事，身体发育也很正常。她的妹妹已四个多月了，还在我们这里，长得很好玩，都说比方瞳好看，可方瞳不爱听这话。家中自有这小东西来，热闹多了，只是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小小的房间，挤进两个孩子，也真够受的。海燕产后多病，一直不好，在治疗中，小方出差去了，他们在部队的锻炼还未结束。
往年国庆节你都向家中要东西，不知为什么去年国庆节你什么都没有要呢？为此我们一直感到不安。我们很希望得到你的信，几个字也是好的，不知可否收到。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见到你。
祝你好！通信处仍是西四大拐棒胡同二五号，这是丹丹爱人家。
周颖
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农历一二月二九日）
周颖在北京写这封信的时刻，她万万想不到聂绀弩远在山西稷山看守所的铁窗里熬受着严冬的苦寒。这天聂绀弩为他七Ｏ周岁的生日有感，写下一首七律诗曰：
死灰不可复燃乎？戏把前程问火炉。
败絮登窗邀雪舞，残冬恋号待诗除……
囚中已度过六个除夕，尚不知要挨到何年，来日未卜，只能将前程戏问火炉而已。侧耳听着铁窗外风雪狂舞，寂寞中以吟诗来奈何残冬的时光，心境何其苍凉！
北京的犯人转移到外地羁押，是服从于林彪的备战命令，当时属绝密行动。聂绀弩虽人到山西，名义上仍算北京的人数，所以聂与家人联系取物，也只能通过北京看守所转达，并不暴露真实所在地。周颖留在北京半步桥看守所这封信，想必是转寄到了山西。
这时已经是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一年多以后，林彪的备战指令大概已经失效，聂绀弩也可以用山西稷山这个真实地址给家里寄信了。收到周颖信后，聂一定非常感动，尤其是信中对两个小外孙活泼的描述，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聂写了回信，时间是一九七三年五月，家人终于在时隔六年之后得到了他的真确行迹。
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三年，那些年的中国人，是生活在怎样的一种惶惶不安的状态中啊！大范围的枪林弹雨的派系战争结束之后，各种政治势力并没有偃旗息鼓，高层的激烈的内部斗争，不断向全国辐射。一九七Ｏ年八月庐山会议批陈伯达，随后“批陈整风”运动，一九七一年三月林彪之子林立果秘密制定政变计划，八月毛主席南下巡视，九月林彪出逃坠机……动乱的年代，接到音信杳然的亲人来信，真可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
得到聂绀弩的消息后，周颖就迫切地想前往探监，但如果得不到司法机关的允许，她即使到了山西也难得一见，于是她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此信：
总理：您好！
我是周颖。为了我爱人聂绀弩的问题，我几次写信麻烦您了，现在又来麻烦您实出于无法可想，只有再次恳求您帮助和指示。
昨天收到聂绀弩自山西稷山县看守所寄来一信，知道他确已由北京半步桥看守所移押外地。由他信中，知道他这几年学习很努力，收获很大，还要我寄些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也提到他的身体不大好，我当然也更加希望能看看他。为了探望问题，我曾写信给有关部门请求帮助，可是至今没有一点消息，一直没有获得探望老聂的许可。为此我很焦虑不安，以致病倒，这封信就是在我病中写给您的。现在我既已知道聂在稷山，希望即日就能前去探望的心情，您是会理解的。
我听说中央有精神，可以请求探望在押的亲属。我也知道许多在押人的家属，确实得到探望的许可，有些人还不止一次探望了他们的亲属。总理，我知道您很忙，但我的心您是会理解的，万般无奈，只好请求您帮助我早日前往山西探望老聂。
至盼！至感！
此致敬礼，问候邓大姐好！
周颖上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Ｏ日
附：我的通信处：本市虎坊路中国歌舞剧院方智训收。方智训是我的女婿。因我住在乡间，通信联系都不便。
周总理是否亲自阅过此信，不得而知。在此之前，周颖已经给总理写过几次信了，从档案中看，一九七二年的一封信曾由国务院转到全国政协，全国政协再抄转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
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处转来周颖给总理的来信一件，信中她爱人聂绀弩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捕，其原因至今不知道。迫切希望作出结论，并允许她和子女见聂一面。现将来信抄转你们，周颖及其子女能否同聂绀弩会面，请研究决定后告诉我们，以便答复她。
全国政协机关军事代表室
一九七二年九月一五日
北京市公安机关在收到抄转来的周颖的信之前，已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将聂案移送法院，因此，他们自然要将此信转去法院处理。法院即使作了答复，无非是说正在审理、结案后即可探望云云。这在司法机关属于一项常规性的制度，终审判决后才可以与家属见面，未决人犯是不能会见的。周颖请求批准探监的愿望，只能回回落空。
周总理办公室转办的信函，也不能说没有作用，至少是对于法院办案的一个督促。一九七二年一二月三日，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审判员到了稷山，进行了开庭审理的程序。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那一两年时间内，“砸烂公检法”狂潮中被取消了的人民法院，得到重新恢复，司法机关加速处理积案，进行在押犯人的清理，并提高了犯人的生活费标准，注意改善羁押场所的管理。一九七三年五月，稷山县看守所为敦促聂绀弩案件的处理，专门写了报告。报告称：
我所代押犯人聂绀弩，现年七二岁，入狱七年有余，因年龄大，身体弱，加之我地条件较差，尽管特殊优待，但是仍不断发病，目前虽没有什么大的疾病，如果继续下去，怕要出问题，况且我所正在清理积案，为此望你们尽快对聂犯问题速作处理，为荷。
稷山县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将看守所的报告内容，另以机要公函送给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据案卷中所存原件，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收文日期为一九七三年六月二五 日。这个公函当然也是要转给法院的。假若北京法院接受稷山的意见及时作出判决，当时的形势相对有利一些，尚有可能判为一Ｏ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然后采取保外就医的方式，就可早一点出狱。
然而，司法机关亦步亦趋地紧跟着政治形势。一九七三年八月召开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会前的迎接，会中的保卫，会后的学习，这可能成为办案延缓的一个原因。会后未久，“左”派们就急急忙忙鼓吹“反击右倾回潮”的运动。一九七四年初发起的“批林批孔”，借助了毛主席关于评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谈话，以批大儒影射周恩来总理，极“左”思潮再度狂澜四起。北京法院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决定判处聂绀弩无期徒刑。判决书名义上是法院作出的，实际上是由更上层的领导拍板定案。这个判决是极“左”中的极“左”。聂绀弩本人可能完全没有想到会得来这么严重的惩处，尤其是林彪灭亡以后，他曾经有过一种乐观的想法。
聂绀弩在接受宣判之前不久，一九七四年大约二三月间，周颖在朱静芳陪同下，来到稷山探监。据朱静芳回忆，通过山西高院张法官介绍，稷山看守所所长给予热情接待，让她们在该所住了三天，并且法外开恩，允许聂周夫妇相见，尽情畅叙。
周颖为了探监的事，曾不断给上级部门写信，而且直接致信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求，结果一次次都让人大失所望。屡费周折办不成的事情，通过下面一个关系却能得以遂愿，在一个不能实行法治的社会中，这种情况并不稀奇，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更已形成一种潜规则，办任何事情都要看重下面的关节，打通关节往往比官样文件更为重要。一日不实行法治，此风就会日盛一日。以前不过照顾一点人情关系而已，那时的看守所长也不会收钱受贿，若放到现在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当然，周颖探监除了有法官朋友的引见关系外，也还因为聂绀弩在监内受人尊敬，让人同情。山西地方风俗淳厚，人民富有同情心，稷山看守所所长想必也是一个乐善不倦的仁义之人。
周颖这次探监，不仅是带来了亲情，而且带来了监外的许多信息。当聂绀弩接到那一纸可恶的无期徒刑的判决时，犹能镇定自若，这除了他自身的豁达和散淡的人格修养是重要的支撑之外，不可忽视的是，周颖事前的探望也是一个精神支持的因素。
“探春千里情难表”，这是聂绀弩在《赠周婆》一诗中，对周颖那次探监的深情回忆。
申诉之路长漫漫
聂绀弩的“现行反革命”案，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八日作出的判决，判决书指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一Ｏ日内提出上诉。
聂绀弩可谓用足了规定期限，他的上诉是在接到判决书后的第“九天半”才提出上诉的。他口头报告要上诉，看守所工作人员立即传他谈话，下面是当时的谈话记录：
问：聂绀弩，什么时候给你宣判的呢？
答：我记得今天是宣判后的第九天了。
问：你当时说上诉不？
答：说不上诉。
问：现在呢？
答：上诉。
问：为什么？
答：主要一点，我向政府表示一个态度：判决书上说我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如果不上诉，就承认我推翻无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了，不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在我的著作、通信、诗词，自己写的材料、口供里边，都不会有一个字证明我是这样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件事不能一个人做，我和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或组织无任何关系，与我来往的人，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有一个是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因此，我觉得判决书上这两句话不能成立。
问：判决书上说你经常和“右派”分子散布反动言论，有这事吗？
答：我划为“右派”后，不是“右派”的人不和我来往，我只好和一些“右派”的人来往了。
问：你为胡风、丁玲等人鸣冤叫屈了吗？
答：没有。我给他们写过诗，说他们是人才，屈才了，他们会做事，会对国家有贡献。
问：这不算鸣冤叫屈算什么？
答：也算鸣冤叫屈。
问：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是否有呢？
答：我上诉就不提这些。
问：你承认有这些？
答：承认。
问：那么，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干什么？还不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吗？
答：这是逻辑推理，不是事实。动机和效果，是两回事，有时是一致的，有时不一致。我所说的，是不是会产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效果，我还没有体会到。
问：不能让你产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效果，如果产生了这个效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被你推翻了，谁还把你关起来？所以也就不存在今天这个谈话。
答：对。
问：上诉，我们不干涉，你还可以写上诉书，但你这个错误观点，我们要批判你。
答：我要写上诉书，就写我上边说的。
问：现在给你纸，你写好了，我们给你转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去。
答：好的。
笔录宣读，记录无误。
聂绀弩（签字）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谈话次日，聂绀弩交出了一份上诉书，钢笔书写，八页，约三千五百字。
基本上接受判决书的一切，本不想上诉的，所以上诉期过了八天，也没打算写上诉状。第九天，想到有一件事要提一提，也是上诉，也是我向政府表示一个态度。
这是开头的话，然后，陈述了四条上诉理由。
一、判决书里有这样两句话：“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既说是“妄图”，那就是指动机而言。关于我的动机，我比别人知道得较多，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这种动机。一九三一年参加“左联”以来，在文学界作过三十几年工作，在我的著作中绝没有我有这种动机的证明。解放后的著作更其如此。历次运动，组织为我作的结论，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话。这次运动中，法院拥有的材料，诗，私人谈话，我自写的材料和口供，也不会有直接达到这种结论的材料。我和著名的“ 妄图”或真的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集团和阴谋家”林彪、刘少奇或别的人都不认识，更无来往。
二、既然没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判决书说“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必须承认，判决书上的话是有一定根据的。法院现在拥有关于我的大量材料，比我自己知道的事情还多。对我判决不会有什么主观成分。但有些事已隔多年（在押七年半）我记不起了，印象不免有些模糊，所以我觉得判决书上的这些话虽确凿有据，也不一定能得到我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动机的结论。说我有这种动机，自然是很合逻辑的，但客观事物、思想感情、心理，总是或往往比逻辑所能推理的要复杂一些。我散布反动言论，是从被定为“右派”开始的，而被定为“右派”则有很长的历史原因……
（我的反动言论）有些话在现象上像是反对党的什么，实质上是反对周扬。而且，某些话听起来如何反动，因为你知道它出之于右派什么人之口，如果出之于别人，听起来就不觉太反动或简直不反动……是不是我就根本没有反党言论呢？决不是。有许多反动言论。判决书上的话是有根据有分析的。不过事隔多年，我又已衰迈，记不清究竟有多少具体的话罢了。思想感情是容易改变的，上面说，定为“右派”分子后，人们对我的看法有改变，反过来说，我的思想感情也有改变，有极大的改变。我就以犯罪者，被驱逐者的负冤含屈的心情和眼光去看世界，对于党的温暖，党的深仁厚泽，至少是对于我的那一部分是感觉迟钝了。只说这一点就会产生多少反动言论呢？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周扬的一切，无论多少或如何与我有关，对我都是外因，没有我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变化，没有思想感情里的不忠于党和其他反动因素，就无论什么外因都不起作用。虽然没有周扬的事，我的思想感情就不会起变化，但这只是次要的。所以我的罪行应当我自己负责，与周扬很少关系。这里不过提供一点关于思想改变的原因的说明，希望能起到一定参考作用而已。
三、我的反动言论中，有几条是或主要是对林彪的。在林彪问题揭露以前，自然被看成恶毒攻击，但现在林彪已被揭露出……应该在我罪行中得到一个扣除，不管这个扣除有多大。
四、七八年来，特别是到稷山以来，对认真学习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作过一些努力，对思想改造和别人的学习，发生过一些影响……努力学习也是改悔的一种表现。
看守所将聂绀弩的上诉书，寄给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并写有如下公函：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我们接到罪犯聂绀弩判决书后，就马上向其宣读，并提出该犯是否上诉，该犯当庭多次提出不上诉。我们将宣判笔录和送达回证，一并邮到北京市法院。时隔九天半，该犯突然提出上诉。现将该犯上诉状本邮去，请你们尽快研究并来函通知我们。
稷山县公安局看守所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四日
从北京市高级法院的原始收文登记可知，是当年五月三十日收到了稷山县的函和聂绀弩的上诉书。但是，直到十月九日，北京市高院才派员到稷山审讯。这可能是法院案多人少，顾之不及，也可能是法院忙于政治运动的原因，一九七四年的头等大事是批林批孔。那时没有刑事诉讼法，没有审判期限的规定，所以上诉很长时间都无人过问，是常有之事，何况北京与山西稷山路途遥遥，甚多不便。
北京高级法院派员到稷山提审聂绀弩的目的，不是考虑聂的上诉理由，不是对聂案重新审理，而是要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说服聂绀弩撤回上诉。他们到稷山之前，就拟写了一个“审讯提纲”，内容如下： 提审聂绀弩提纲
一、说明我们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问他的上诉理由。
二、问明他的历史，历史问题，受过什么处分及其原因。
三、问明他的犯罪事实：一、讲政策，要求态度老实。二、有哪些诬蔑伟大领袖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谁讲的，何时何地？如：什么党内不民主，独裁，搞个人崇拜，比晁错，比历史上的皇帝，说什么把帝王那一套跟马列主义结合起来，对张国焘、王明、彭德怀、彭罗陆杨、吴晗等垮下来有什么言论，什么排挤有能力的人、资格老的人。三、还诬蔑哪些中央领导同志，如江青同志、周总理等。四、怎样诬蔑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五、怎样诬蔑“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斗争？六、怎样诬蔑我们“反苏修”和支援越南问题？七、怎样为胡风、丁玲叫屈？八、写了哪些反动诗词？九、对我国革命怎么看，你说的怎么要“变 ”？十、对文艺革命怎么看，海瑞，谢瑶环？十一、和哪些人一起散布反动言论？
四、批判教育，针对他的上诉理由批判。一、上诉无理：反革命言论就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准备；你的言论中就有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赞扬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的言论。二、批判他一贯反动，大肆诬蔑伟大领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很严重，让他低头认罪，老实改造。三、动员他撤诉。
按照上述提纲进行的审讯，结果可想而知，完全达到了法院的预想效果。聂绀弩最后只好说：“今天听了你们的谈话，对自己的罪行有了明确认识。从前认为自己不是没有犯罪，而是没有这个程度，原以为自己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听了审判员说的这些内容，觉得自己思想是极其反动的。因此，今天我撤诉是非常乐意的。”于是，当场在审判人员递给的一张横格文稿纸上，他写了这样的文本：
撤诉书
我愿撤回我的上诉书，认罪服判。
聂绀弩
一九七四年一Ｏ月九日
事隔数日，法院作出终审裁定，案子了结。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九七四年一Ｏ月一七日刑事裁定书，主文内容如下：
聂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并大量书写反动诗词等。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八日以（七二）中刑反字第一七八号刑事判决，判处现行反革命犯聂绀弩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聂犯以空口否认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动机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在本院审理时，聂犯表示认罪服判，提出撤销上诉。经审查，原判正确，准予聂绀弩撤销上诉。特此裁定。
这个案子从上诉到准予撤诉，现在看来办案过程似乎有些滑稽。笔者从“文革”时期，就在司法机关工作，自己也不乏经手过类似的案件，那时奉党之命，必定是极其严肃的事情。但现在回头来翻看这些案卷，倒觉得有许多好笑之处，读着那些审讯笔录时而忍俊不禁。这很让人诧异，转而又不能不深深自责：我们的专政机关办案往往就像儿戏一般，而许多人却就在玩弄权势者们的儿戏中断送了一生前程呵。
聂绀弩提出上诉的理由，主要是在“动机”两个字上咬文嚼字。这是一种文人的老实。他对他的许多“反动言论”，是供认不讳的，只是不承认有“推翻”和“复辟”的动机。审判人员提出：反动言论就是“推翻”的舆论准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都要先进行舆论准备”，这在“文革”中是一个常用的警句，用这个逻辑来驳斥，聂绀弩自然无话可说。至于他讲到“左联”时期“两个口号”论争，因与周扬的前嫌而将他打成“右派”的历史往事，以及他攻击林彪之事应当从“罪行”中扣除，在监号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的表现等等，看来振振有词，都是一些站得住脚的上诉理由，但法院却一概不予考虑，让聂绀弩苦心孤诣地把一份上诉书白白地写了三千五百多字。
聂绀弩以文章宗匠的功夫，把上诉书写得出手不凡。但他并不十分在意上诉的结果。如果他真当回事，何必等到过了九天半才提起上诉？如果他真当回事，法院来“教育批判”时，他何至于立刻放弃自己的上诉理由，转而表示“认罪服判”呢？我前面说法院办案如同儿戏，其实，聂绀弩本人也如同玩儿了一把。他那么咬文嚼字，其中含着几分诙谐的味道，似乎老聂是用杂文笔法，故意和法院兜了一个圈子。
接到高院的终审裁定后，聂绀弩知道他不能在稷山看守所继续待下去了。看守所是关押未决人犯的，终结判决后就要送监狱劳改了。他对这个看守所似乎还很留恋，在那儿交了一些朋友。临行前，给狱友小李写了一首诗：
难事逢轻当为重，霉时计短不计长。
勘破浮云未了事，何须夜赶嫁衣裳。
诗意是：遇到难事时，轻微问题也要看得很重；遇到倒霉时，把时间估计短了不如估计长了好。看破了浮云一样的人生世事，就可以不慌不忙、悠然自得地活着，何必连夜赶时间为别人缝制嫁妆呢？这是何等疏放的胸襟！
他认为把倒霉的时间估计长了好，所以判了无期徒刑，仍然那样豁达。
聂绀弩被判处无期徒刑，于一九七四年十月末，转至山西省第三监狱服刑。虽然自己撤回了上诉，夫人周颖却为他着急：古稀之人了，判个无期徒刑，那还不是要老死狱中吗？你还在那儿读《资本论》，三大卷还不够看，写信又要第四卷，马列主义老专家们还没有看过第四卷呢，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你还想干什么呢？这一对夫妻从年轻时恋爱结婚，中间虽然有过一段龃龉，而在一九五七年以后的罹难，愈使他们命运相系，毕竟是一辈子的感情了，老聂坐无期徒刑等于死囚一样，周婆怎能坐视不理？她一面借了山西高级法院朱静芳的关系，到临汾监狱奔走活动，争取减刑、保外就医，以望老聂生还；另一面在北京四处托人，投书中央领导，请求司法机关对聂案重新审理。
周颖代聂申诉，分别向周恩来、邓小平、王震写信，后又致信胡乔木，胡将申诉信转给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华国锋，华批交公安部查问。北京市高级法院对聂案再次审查后，提出：改判聂绀弩有期徒刑十年，准其监外就医。此意见经报北京市委批准。但是，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原因，法院推迟宣判。到一九七七年四月，北京高院才又把聂绀弩案子拿起来，准备到山西宣布减刑的判决，而山西方面已经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将聂绀弩按国民党县团级人员释放回京。北京高院遂与山西函洽，得悉聂已回京的详情后，如再去宣布改判那就毫无意义，只好把改判一五年的判决书，作了废纸一张。这是聂案申诉过程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在聂出狱回京之后，经过一段休养将息，加之适逢中央指示复查“文革”中冤假错案的有利形势，聂绀弩致函邓小平和中央组织部胡耀邦、陈野苹，对他的案件全面提起申诉。邓小平批示：“请中央统战部复查，提出意见。”中组部也函示北京法院对聂案予以复议。同时有民革中央朱蕴山，写信给当时主政北京市委的一把手林乎加，提出请北京法院“迅即将聂绀弩的冤案平反，取消原判”。林乎加批示：“老作家，抓紧查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作出对聂绀弩的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同日，到聂住地宣布，并送达了判决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作出关于聂绀弩“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其原文艺二级工资级别。
兹将两个阶段的申诉及处理的相关文本材料，摘引如下。
一、聂案申诉的第一阶段（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
胡乔木写给华国锋的信：
国锋同志：附上聂绀弩之妻周颖（原在邮电部工作，现参加市政协学习）写的关于聂被捕时间、服刑地点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聂的裁定书一份。据周称：聂何以被捕判罪，她和他至今仍完全不解，所以说罪名并非事实（或基本不是事实）。聂曾企图上诉，即被有关方面采取不停顿的审问方法使之疲劳不堪，不得不表示认罪，撤销上诉。以上情节似乎与常理不合，但均不知是否属实。据裁定书，聂原任政协文史资料编辑。据所附材料，聂原住西直门内半壁街三五号，周现住地安门东不压桥新门牌十四号。望转有关同志查询一下。
敬礼。
胡乔木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一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周颖为反革命犯聂绀弩申诉案件的报告》：
……（聂绀弩）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因现行反革命罪经公安部批准，由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一九七四年五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聂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聂犯不服，以他没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和能认罪悔改为由，提出上诉，要求从轻处理。同年十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认为聂犯罪行属实，证据确凿，经教育后聂犯撤销了上诉。
一九七五年五月至十月，聂犯之妻周颖（系北京市政协委员）先后分别向周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王震副总理等领导同志写信为聂犯申诉，均已转来我院。周颖又向胡乔木同志写信申诉，胡乔木同志于今（去）年十月十一日把申诉信转给华国锋同志，十一月二日华国锋同志批交中央公安部“派人查问情况”。周颖在申诉信中说聂犯没有犯罪，并说审讯中有“逼供信”，是个“冤案”，以及聂年老体弱有病，希望先放出来治病。
我院再次对聂犯的案件进行了审查，认为：原审法院认定聂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大量书写反动诗词，幻想变天，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罪行属实，证据确凿，本人亦供认。经报市革委批准，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是正确的。周颖的申诉，完全是无根据的为聂犯翻案的行为，应予驳回。
但是，我们考虑：聂犯于三四十年代在文化界有一定影响，现已监押八年多，尚能认罪伏法，有一定的悔改表现，又因年老体弱，中央统战部李金德同志也曾提出“别让他死在狱中”的意见。拟将聂犯从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五年。准其监外就医。聂犯现关押在山西省，属该省公安局管理的犯人，监外就医问题请公安部通知。出狱前对聂犯进行守法教育，对周颖也进行必要的教育。
以上情况，均与公安部交换过意见。
经调查了解：周颖的户口在朝阳门外大屯花严厂村一四号（系农民的房子）属大屯派出所管界，有一个女儿聂海燕现在中国歌舞团工作，住宣武区南华东街二号。故聂犯监外就医需送回北京家中。（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不再对反革命犯聂绀弩改判的报告：
我院于一九七六年一月报请市革委会，对反革命犯聂绀弩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十五年，准其监外就医，已经市委批准。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我们对聂犯减刑案有意推迟宣判。同年十月，“四人帮”揪出后，我们又重新对聂犯的罪行进行审查核实，原认定聂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罪行属实，原决定减刑也是正确的。正拟去山西对聂犯宣判减刑决定时，发现山西省公安局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二五日已将聂犯按国民党县团级人员释放回京。当时并未通知我们。鉴于以上情况，我们意见：聂犯已经释放，再宣判减刑已无实际意义，故拟承认山西公安局的决定，不再按减刑办理了。（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
二、聂案申诉的第二阶段（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
聂绀弩致邓小平的申诉信：
邓副主席：现在谨将我遭受迫害的经过向您陈述如下：
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当时没有说明逮捕的理由。在北京市半步桥看守所关押五个月后，才开始对我进行审问，要我交代有无攻击中央首长的言论。经过多次审问，最后审判员才明确地要我回答：“是否对江青和林彪说过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的话？”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我被捕的原因。我承认曾听别人议论过，而我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我是因为对江青在三十年代的生活情况有所了解，同时对于她和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互相勾结、互相吹捧有所不满，所以听别人说他们有暧昧关系，我也相信，因而也说同样的话。
我承认了以后，就没有对我再进行审问。一九六九年间，将我从北京押往山西临汾、稷山两地关押。到一九七四年五月间，稷山看守所向我宣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九七四年五月八日对我的判决书，以“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判处我无期徒刑。我当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两月后，该院派来两名工作人员对我进行重新审问，他们说：“我们对你重新审问，看你的态度，态度不好还可以加重处理，如果你撤销上诉就不审问了。”在这种压力下，我撤销了上诉。同年十月间，被送到山西临汾第三监狱服刑。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监狱负责人突然通知我，由山西省人民法院将我作为“国民党党政军特县团级以上人员”，并同其他具有此种身份的人一起宽大释放。
我自被捕直到释放，失去自由整整九年八个月。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日回到北京，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通知：从一九七七年一月起，每月在街道居民委员会领取生活费十八元，生活当然极其窘困。
现在我有几个请求向您提出：一，撤销北京市法院对我的判决。二，在有关研究、编辑、出版部门能尽早给我安排工作。我还能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一些工作。今后拟重写有关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著作，并计划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文章。三，发还在“文革”中抄去我的文稿、书籍及存款一三ＯＯ元。
聂绀弩谨呈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函：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人员聂绀弩于一九七四年五月被你院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被关押九年八个月，一九七六年十一月释放回京。现聂绀弩来我部申诉，认为对他判刑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要求撤销原判，予以平反。他并要求归还关押期间所写的文稿。现将他的申诉材料转去。请你们认真对待他的申诉，从速予以复议，应把一切不实之词推倒，恢复名誉，切实落实党的政策。我们已与全国政协联系，对聂绀弩目前生活上的困难，请他们酌情予以照顾。对聂绀弩的复议结果，请及时通知本人，并告我们。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一九七八年四月六日
朱蕴山致林乎加的信：
乎加同志：
知道您主持北京市的工作，我很高兴和欢迎。向您反映一件至今未得平反的冤案，请您指示改正。著名左翼作家聂绀弩，从三十年代起，就在鲁迅先生领导下，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抗日战争期间，在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领导下，进行党的文艺工作。解放前，他的各种作品，特别是大量犀利的杂文，宣传党的主张，歌颂党的事业，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启发人民的觉悟，在全国特别是国统区，起过很大影响。解放后，在香港任文汇报总主笔，一九五Ｏ年调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古典部主任，一九六Ｏ年调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仅仅因为他和别人议论过林彪和江青的私生活，就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逮捕，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前后关押十年，直到一九七六年才被当作“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宽大释放。他现在七十七岁，年老多病，每月仅从街道上领取十八元生活费，非常困难。这样一个对革命有贡献的老作家，沉冤不得昭雪，生活不能安定，晚年精力不能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贡献，实在是国家的损失。关于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已批转全国政协由齐燕铭同志负责解决，并已交李霄路副秘书长办理。现因燕铭同志逝世，绀弩的问题仍未解决。我和绀弩数十年知交，对他很了解，故特向您反映，请你指示北京市法院，迅即将聂绀弩的冤案平反，取消原判，为幸。
此致，政绥！
朱蕴山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陈荒煤（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致齐燕铭（全国政协秘书长）的信及齐的批示：
燕铭同志：
我所许觉民同志受周扬同志委托，去看望聂绀弩同志，据说现在尚未分配工作，每月仅给生活费十八元，且因哮喘卧床。说你曾经说要安排他到政协文史资料室工作，不知能否早日解决？这个人是黄埔二期的学生，一直还是跟党走的。五七年因其妻周颖问题牵连划为“右派”，后又受“四人帮”迫害打为反革命。现“右派”都已平反，实在应尽早安排部分工作，发挥其一技之长！也许你忙，忘了此事，特此告知此情，希能早日解决他的问题。
陈荒煤
五月二Ｏ日晚
齐燕铭批：
先要北京市高级法院解决他的政治问题，然后安排为文史资料委员。五月二六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判笔录：
本院刑事审判庭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由许□□担任审判长，在东直门外新源里西九楼三单元三二号对聂绀弩一案公开宣判，由书记员罗□担任记录，政协石□同志也参加。
审判长宣读判决：聂绀弩一案反革命罪不成立，宣布无罪。
当事人对判决的意见：我没什么意见，抄我的东西就无所谓了，主要是一些稿件、资料我想要，还有在山西监狱也写了一些东西，不知道他们留下没有。我非常感谢。
收到判决一份，聂绀弩（签字）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
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聂绀弩经过一捕一放、十年囚禁的苦难淬砺，使他的诗魂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