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正点到达

《列车正点到达》（Der Zug war pünktlich）是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Heinrich Theodor Böll，1917－1985）的著名中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写于1948年，发表于1949年。读者可以从主人翁安德烈亚斯（Andreas）中找到伯尔的影子，伯尔年轻时被征召入伍，在军中服役，曾被美军俘虏，后释放。六年战争生活的种种经历，成为伯尔早期创作的主要题材。

战后，伯尔除了在科隆大学研究语言与文学外，还当过木匠和人口统计员，因此对下层人民的生活较为熟悉。这部小说的情节设计和人物处理手法，均超出了一般的意识形态思路。安德烈亚斯虽是纳粹士兵，但对法西斯并无认同，在他心目中“任何死亡都是谋杀”。

在小说里，安德列亚斯坐火车返回波兰前线，当时德军正在全线崩溃，回到作战前线就意味着死亡。他的旅程象徵着从生命到地狱，是绝望和死亡的挣扎。车轮每滚动一圈，便意味着带走一部份生命。

安德列亚斯在车厢里坐着，想着“不久”这个词，因为他不久就要死去。“不久”这个词，像一粒子弹一样钻到他身上，几乎是不知不觉地，穿过他的皮肉、肌理、细胞、神经。钻进去，终于钻到一个地方，挂住，炸开，撕开一个致命的伤口，引起血流如注……生命……痛苦……。是谁创造了“不久”？安德列亚斯不可操纵自己的命运，被挂上这趟通往“不久”的列车。

在车厢里他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纳粹战争狂，有麻木的随波逐流者，有精神崩溃的人，也有好心肠的人。

小说的高潮发生在一个傍晚，安德列亚斯和几位同伴在一个小镇下了车，到一家妓院过夜。这家妓院是一个地下抵抗的据点，安德列亚斯遇到了波兰姑娘奥丽娜（Olina），她是地下抵抗战士，表面职业是妓女，她靠出卖自己的肉体而刺探德军的情报。但是，两人的相遇，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既改变了他，也改变了她。安德列亚斯并不知内情，只是以临死真诚的祷告，打动了这位准备置他于死地的波兰姑娘。他们相爱，她也把自己的一切秘密讲给他听。最后，奥丽娜决心帮助安德列亚斯逃出死亡的魔掌。

小说的高峰是安德列亚斯的忏悔。随着火车接近终点，死亡逼近，安德列亚斯忏悔。作者写道，“现在，他想，终于是我祈祷的时候了。我这一生的最后第二夜决不在睡眠中度过，决不迷迷糊糊打瞌睡度过去，不拿白酒去玷污它，决不让它虚度。我想在需要祈祷，尤其需要忏悔。人们要忏悔的事情那么多，像我这么不幸的一生，也有许多事儿要忏悔。”他忏悔当年在法国酗酒，醉得像一头野兽，他忏悔骂过学校的老师，骂过教堂的传教士，取笑过同袍士兵。他忏悔夜深入静天寒地冻的夜晚，拒绝过一位又冻又饿的妓女，并把她推到水沟里去。安德列亚斯恳求神饶恕他。忏悔给他带来新的生命，他不但不恨那些在火车上嚷嚷“实际上我们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的人”，而且还为他们祝福，因为他们是那样的愚蠢。

伯尔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答辞中说，安德列亚斯的忏悔，不是单纯一个认罪与不认罪的问题，更不是简单的“谁是凶手”或“谁是肇事者”，这样一些具体的责任问题，而是，透过忏悔，让读者看到实实在在的灵魂对话。忏悔，不是简单的善和恶的斗争；忏悔，实际上搭起“悔”和“改”的桥梁：悔过去的罪，改未来的生。

在一个息息相关的社会里，面对灾难，我们的灵魂是否安宁？如果我们不能安宁，那就说明我们是有责任的；如果我们心安理得，那就说明我们的良知毁灭了。

伯尔用自己的小说告诉读者，人间大爱与宗教信仰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自己的人生，同样每个人都有权利面对自己肉体的死亡。小说结尾最重要的一句话“我把你带到哪里？未来的生命！”表明作者相信，人死后重生，新的生命开始。故事中特别安排教会与国家和战争的关系，小说家提醒读者：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条生命都必须得到体恤。

列车误点到达

伯尔是德国战后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不是简单的“废墟文学”代表，他的伟大在于，他用小说让德意志反省：我们需要重建家园，而不是重建江山。“列车”到达终点，江山易位，政权更迭。江山“易改”，家园不变。普通人需要的是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权力者需要的才是江山。所以，“废墟文学”基本是同一个命题：德意志重建家园、治理家园。

满载GDP的中国列车开始误点，7.23温州动车追撞悲剧的发生，我们能不能反省一下，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治理的是家园，还是治理江山？

我们先不追问“谁是凶手”或“谁是肇事者”这样一些具体的责任问题，我们欠缺的是，透过心灵实实在在的对话，我们需要通过忏悔，搭建“悔”和“改”的桥梁：悔过去的罪，改未来的生。

误点的中国列车，请你慢点开，等一等，载上每一个有自由和尊严的中国生命，链接整体中国人的良知和道德，不要让中国变成危楼，不要让GDP脱轨，更不要把家园拆迁成废墟，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平安抵达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