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高铁7·23事故中“失言”后被调职，据报道，有人对此表示惋惜，认为王勇平“非常干练、是一个集反应能力、口才于一身的优秀发言人。只是这次他没有把现场情形预估准确，虽意识到严重性，但没有真正摆脱原先那种四平八稳的问答式新闻发布方式，等局势真正失控了，任何技巧和事先准备都不起作用了。新闻发言人是一项高危职业，随时都要面临意想不到的问题”。

根据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第一，新闻发言人的素质条件是“干练”，具体来说便是“反应能力”加“口才”。第二，新闻发言的目的是“控制局势”，必须在“局势”失控前先争取到主动。

这样看待新闻发言人，是对“新闻”的错误理解，更是对“发言人”职业的错误身份定位，因为它把“发言人”当成了为某一方利益服务的“辩护律师”，而不是理应向公众提供事实真相和公共信息的“人民公仆”。

如果说发言人的工作任务是“控制局面”，那么他为谁控制局面呢?是为那些在事故中不幸失去生命、受伤的旅客和他们的家属?还是为别的什么人?法庭上的律师只要反应能力够快、口才够好，凭这些本事，他只要能打赢官司，就算是一个好律师。但是，一个新闻发言人，如果他用自己的反应能力和口才，用谎言成功地欺骗了公众，使他们信以为真，并高高兴兴地接受他的解释，我们能因此说他是一个好的新闻发言人吗?

据说，现在的新闻发言人都经过特别的专业训练，在古代，那叫做“修辞学习”，那时候，对修辞的学习就一直包含着伦理的层面。所谓修辞，也就是使用语言，有效说服他人的技巧、技艺或艺术。修辞这种公共话语的伦理价值包括“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话语内容的“真实”。离开或背弃了这样的伦理价值，言论技巧就会成为一种“不正当”的修辞，一种为达目的可以无所不用的手段，一种不正当的诡辩或巧言。

最早的修辞是由名叫Corax和Tisias的两位西西里人教授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习者在财产诉讼中打赢官司。他们教授修辞的原则是，要在法庭上胜诉，重要的是“说得通”，而不是“说事实”。言语说服靠的不是说出真实，而是让别人相信有可能，有道理，也就是“或然性”(plausibility)。今天，不少新闻发言人也是这么来看待自己的工作的，例如，发生了什么事故，他们首先提供的便是“或然性”说法，天气不好，百年不遇的状况等等。问题是，他们觉得“说得通”的理由，公众觉得说不通。情急之下，才会有发言人的“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我给了你一个“说得通”的理由，信不信由你。

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发觉，说话技巧不可能与说话者的利益、立场、心态和目的分开，而说话者是否能以无私的心态，以道出真相为说话的目的，是一件很难证实、很难确定的事情。所以，人们对修辞总是既感到需要，又有所提防。说话不能不借助修辞，但是，过于借助修辞，却会令人生疑。听话的会怀疑，说话者是否由于说话不能动人以诚，才特别需要依靠技巧;是否因为说话的其他因素(动机、用意、目的)有所欠缺，才特别需要用修辞来掩饰。久而久之，修辞便有了巧言令色、诡辩、强词夺理等等负面含义，注重技巧，尤其是过分注重技巧的修辞，便成为一种有道德瑕疵的语言行为。如今，人们对新闻发言人往往也有类似的看法，因此，如果他们“专业素质”太高，反应能力太快，口才太好，可能未必就是什么好事，也未必就一定能取信于公众。

现在期待新闻发言人成为“人民公仆”，把自己的工作认真地看成是为公众提供事实真相和公共信息，放在哪里，都是过于理想主义的要求。但是，这不等于在所有的地方，新闻发言人在民众眼里的“可信度”都是相同的。在那些新闻发言人发布消息，而公共媒体能够独立证明这消息是否真实的地方，新闻发言人只是新闻的一个渠道，而不是唯一渠道。在这样的地方，发布新闻只要说真话，便不至于成为一项“高危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