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由于作者错误的明史观，加之违反史学研究的规范，对史料采用各取所需甚至歪曲、篡改的手段，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并非全部真实、可靠，得出的结论也失之于偏颇、片面。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文版198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后，赞誉之声不绝于耳，我买来一读，却觉得虽然视角比较独特，写法比较新颖，但史料的处理极不严谨，得出的结论也难令人苟同。此后，媒体对它仍好评如潮，三联书店还把它列入“黄仁宇作品系列”于1997年再版，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这使我不由得怀疑自己的判断力，最近又从书架上取下这部著作，重新研读。反复揣摩的结果，不仅更加坚信自己的看法，还发现此书虽然在总设计上属于“大历史”的范畴，但主要的研究方法却是“以论带史”的老套路，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颇受某些人的热捧。何谓“大历史”？黄仁宇自己从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学术界的表述也是歧异迭出，令人莫衷一是。不过，综合黄仁宇在不同场合的有关论述，人们还是可以大体把握其要领的，这就是：提倡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检讨历史；强调抓“大环节”，通过透视社会组织结构和群众运动，来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变化规律；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强调综合归纳和技术分析即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理分析。黄仁宇所提倡的这些观察研究历史的方法，都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如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检讨历史，似乎就脱胎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又不及司马迁深邃；强调对社会组织结构及群众运动的考察，则源自于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不过，将这些研究方法综合加以运用，并冠以“大历史”之名，确是出自黄仁宇的创意。吸收不同学派、不同学科的研究手段与方法，为己所用，这是有利于史学发展的好事。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一是任何研究手段和方法的运用，都必须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历史观不科学，再先进的手段，再高明的研究方法，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二是任何研究手段和方法的引进和运用，都不能违背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和程序，这就是必须先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做起，弄清事实真相，然后以之为依据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引出固有的结论，做到论从史出。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符合客观实际，才有生命力。否则，违背了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和程序，以论带史，再先进的手段，再高明的方法也是白搭。

《万历十五年》的写作，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

先说历史观的问题。黄仁宇1936年入读南开大学，抗战时入伍，1950年负笈海外，在美国攻读历史专业，接受西方史学理论的教育和研究方法的训练。他的历史观特别是对明清历史的看法，自然深受西方学者的影响。黄仁宇在谈到其“大历史”观的形成时，曾提到许多西方学者对他的启示和影响，其中包括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的观点，他在《国富论》中曾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斯密还运用近代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之所以长期停滞的原因：一，停滞于农业和农业的停滞；二，对手工业、对外贸易和商业的轻视；三，中国的财富已经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极限。斯密的这些观点，成为此后19世纪西方称霸世界格局形成时，西方中心论者的中国“停滞论”的理论的源头。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又提出“精神文化决定论”，将中国“停滞论”加以理论化。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著作中，认为欧洲新教伦理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西欧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合理的、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为西方近代所独有；中国儒教的道德观中缺乏“与世界发生紧张状态”的思想，因而不能产生近代的资本主义。韦伯还为资本主义设计出一套理想的范式，再以之观照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受儒教统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组织，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会结构，所以未能产生资本主义。此后这种中国“停滞论”长期盛行于西方史学界，尽管花样不断翻新，本质却始终未变。

黄仁宇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和指导之下开始从事明史研究的。他1974年出版的成名之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以下简称《财政与税收》），就是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提出所谓明代“倒退论”的观点的。书中说：“明代中国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周邻视为竞争对手，所以就要付出落后的代价。在明代统治者看来，他们没有必要修改他们的政策。相反，他们有理由继续推行传统的方针，不折不扣地以儒家学说为指导，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唐、宋、元各代的财政结构从来没有像明代这样僵化，它们的高层政府部门也不像明代那样承担很少实施责任。明代的财政管理具有收敛性，它将其运作能力降到最低限度，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的策略，拒绝考虑民间、私人方面的帮助。财政管理总的来说是倒退，而不是进步。”“明代后期缺乏各种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和条件。”“15世纪下半期是明朝历史上一个死气沉沉的时代。”这种“僵化”、“倒退”，不仅为清王朝所承袭，而且还影响到今天，“中国新近的一些经济问题”“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这部著作所得出的论断，奠定了黄仁宇明史观的基础，成为他写作《万历十五年》的指导思想。

再说违背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程序问题。作者在《万历十五年》中文版的《自序》中写道：“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即《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事实上，在《万历十五年》写作之前，作者已先有结论即《财政与税收》书中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所得的有关明史的若干论断。此书就是用这些论断来剪裁历史，挑选符合自己观点的材料加以印证而写成的。也就是说，《财政与税收》的论断，既是《万历十五年》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地。这是一种典型的以论带史的做法。无怪乎《万历十五年》的若干结论，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维持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竟与《财政与税收》的论断如此惊人地吻合。

这种以论带史的做法，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两个弊端。一是以偏概全。明代中国有落后的一面，但并不是什么都落后，更不是倒退。明朝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超过了前代的水平，也不落后于西方，以综合国力而言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看不到这一面，我们就无法解释明朝的统治何以能维持277年之久，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年代仅次于唐朝的第二个国祚绵长的封建王朝；也无法解释晚明时期的中国何以能在东方贸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屡次击败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万历是晚明时期的一个重要时代，此时政治上固然保守、僵化、腐朽，经济上却是十分活跃的，随着白银货币化的完成，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市镇的崛起，私人海外贸易的兴盛，新的经济因素正在滋长，社会结构正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着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转型。如果看不到万历经济活跃的一面，我们就无法理解当时社会风尚的剧变，思想文化界“工商皆本”及异端思想的出现。就以《万历十五年》所写的六个主要历史人物而言，他们一生的活动是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如明神宗平定哱拜之乱、御倭援朝、平定杨应龙之叛的“万历三大征”，就都获得了成功；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成为白银货币化完成的标志；戚继光扫平东南倭寇，构筑北方防线，更在明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有这些，显然不能因为传主的“身败”或“名裂”而一概归入“大失败的总记录”之中。\r

二是对史料各取所需，搞“六经注我”。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黄仁宇在书中对史料采取了极不严肃的处理办法，不仅与自己观点相左的史料一概摒弃不用，而且对所征引的史料多有误读、歪曲或篡改之处。如该书第五章谈到海瑞的节俭时写道：“据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竟然以传播特别消息的口吻告诉别人，说海瑞替母亲做寿，大开宴席，竟然买了两斤猪肉。”文末注明出处为“《明史》卷226（台北国防研究院1963年版）页2602；《海瑞集》（北京1962年版）页586；《国朝献征录》卷64（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版）页38”，似乎证据确凿，毋庸置疑。但海瑞是回族人，回民禁猪，他怎么竟敢违背伊斯兰的教规和回民的生活习俗，公然买了两斤猪肉给母亲祝寿呢？一查史料原文，《明史》、《海瑞集》、《国朝献征录》写的都是买“肉二斤”。肉是个大概念，包含猪肉、牛肉和羊肉等，但就海瑞而言，就只能指牛肉或羊肉，而绝不是猪肉。有学者曾对该书专写李贽的第七章征引的李贽著作做过仔细的核对，发现作者除置大量不利于他立论的史料于不顾之外，还常对李贽著作做了掐头去尾的技术处理，将李贽描绘成一个否定海瑞、蔡文姬、提倡寡妇守节、缺乏新的社会理想、消极悲观惧祸、一心要逃离尘世苦海的思想家，根本不是李贽的本来面目。（潘叔明、许苏民：《〈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此外，人们还发现，书中记述的史事，常有与文末注释中标明出处的史籍记载不相符合的现象。如该书第一章有一段文字写道：“每年阴历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历，并正式颁行于全国。……翰林院官员们的集体著作，例如《实录》之类，也在香烟、乐队的簇拥之下，恭呈于皇帝之前。”文末注明出自于“《神宗实录》（台北1966年版）页1432～1434、3339”。但查《神宗实录》，只有页1432～1434记载了万历五年八月丙寅“钦天监择本月甲戌进《世宗肃皇帝实录》，礼部上仪注”及仪注的具体内容，页3339却没有任何涉及皇帝接受日历或《实录》的记载。黄仁宇很得意于自己擅长对历史做宏观的综合归纳，抓“大环节”，说：“我的长处是在短时间浏览大块文章，勾画其重点，但是生性鲁莽，不计细节。”（黄仁宇：《关系千万重》，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0页）但如果连微观的细节都搞不清楚，谬误百出，他的宏观综合归纳又怎能做到正确无误呢？真是天晓得！

总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由于作者错误的明史观，加之违反史学研究的规范，对史料采用各取所需甚至歪曲、篡改的手段，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并非全部真实、可靠，得出的结论也失之于偏颇、片面，作为学术著作尚不够格，作为大众读物传播的是错误的明史知识，实在不值得肯定和热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