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8年11月在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中国话语”发言稿。
第一，“话语”就是“史观”。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国读博士课程，我很少听到教授们使用“话语”概念。苏联崩溃后美国教授们开始大谈“discourse”，听上去很像“discussion”。所以，我对“话语”的最初理解是“思想对话”。后来这个概念在中国流行了，译作“话语”。这是第二个理解，尽管我至今也不太理解这个理解。“话语”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说出来的话”？而今官方提倡“讲好中国故事”，来源或许就是译成“话语”的“discourse”。按照第二个理解，本届开放时代论坛的主题是“中国话语”，即“Chinese discourse”，字面意思就是说中国话，讲中国故事。“话语”这个翻译大概是查字典查出的翻译，没顾及上下文。不理解原文，“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就会搞出“克里斯玛”“苏维埃”“田野调查”之类的“神”翻译。第三个理解是“意识形态”或“（政治）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尽管这个翻译并不容易懂。这个洋概念出身晚、含义变化大，本来也不容易懂，用多了才懂。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大学政治系里时兴讲葛兰西，要学生们读这位3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领袖的《狱中札记》。其中葛兰西对“hegemonic discourse”颇多议论，大意是统治者的统治主要靠一套（在社会上有霸权地位的）“说辞”；摧毁了这套说辞，让人民不相信这套说辞，统治阶级就统治不下去了。有讽刺意味的是，葛兰西的说法在美国被用来解释共产党政权的崩溃，官方意识形态崩溃了，政权就崩溃了。当时，我认为（一套霸权）“说辞”指的就是意识形态，即“主义、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有了一套在社会上流行的说辞，就能搞成革命或治理好国家，这想法颇有列宁主义色彩。列宁很相信意识形态“灌输”。然而，如今使用这个概念时流行引用福柯。福柯说的是意识形态？好像不是。他对“discourse”的定义是：通过描述来提炼某个整体的因果逻辑。这就启发了我对这个概念的新解，即第四个理解：“discourse”是“史观”。
我们中国人习惯“以史为鉴”。在中国，历史就是学问，学问就是历史，各学科有学问的人都谈论历史。脱离了历史描述，一切关于人类社会演化的因果逻辑都显得不真实。加入了历史描述，说服力就强得多。然而，史观不是历史，历史也不是史观。史观借描述历史说一套自己认同的历史变迁逻辑。
史观包括三大内容。一是立场。《三国志》也好，《三国演义》也好，若站在曹家而非刘家的立场上描述同样的三国史，对历史线索的理解就不同。客观的历史只有一个，但对历史的描述却“百花齐放”。二是价值观。比如司马迁以来的中国史观、近代欧洲的启蒙史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史观，都明显包含价值判断。三是重要概念。描述历史、阐述历史演化的逻辑，表达立场、价值观，都需要关键的重要概念，比如阶级、主权、君权神授、民主、自由、法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以重大概念串联立场、价值观和历史变迁的逻辑，就建立了“discourse”，即史观。今天时兴把史观译为“话语系统”，可我听着挺别扭。“discourse”到底是什么？就是用立场、价值观和重大概念串联起来的关于历史变迁逻辑线索的认识，就是史观。由于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都涉及史观，每个学科就都有各自专业的“discourse”。比如新闻学里有五花八门的“discourse”，但仅一两种拥有“霸权”。
综合考察各学科的“话语系统”或“史观”，进行抽象，称为“历史哲学”，也就是关于史观的哲学思考。关于史观的哲学思考中有“认识论”问题，是个重大问题。非历史的、形而上的逻辑思辨这里不论。同样讨论历史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论。历史唯心主义认为想法最重要，现实来自思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方式最重要，思想来自现实。我也认同正确思想的重要性，但更看重技术变迁导致的生产方式变化。
第二，史观变迁的加速。
而今史观的变迁非常快。为什么史观在眼下变化特别快？我的解释是，第三产业正取代第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在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史观变迁速度慢，鲜有重大变化。在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出现了激烈对抗的多元史观。在第三产业时代，或称“后工业时代”，技术变化日新月异，人们天天接触新事物。未来不可预料，唯一能预料的是不可预料。于是，什么观念都可能瞬间就变了。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是对历史的不同看法频繁地此起彼伏。怎样叙述美国独立战争史？今天有人说是妇女史。其实什么历史都可以描述成妇女史。为什么？因为女人占一半，没有女人哪有男人。如果今天认为过去的历史叙事过于男权，今天的叙事就强调女权。过去的历史叙事强调精英，今天的历史叙事就强调平民。其实，过去的历史叙事未必刻意忽略妇女，只是男女之别不在历史叙事者的视野里。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否则就不需要历史学家了，也不会每隔十年就新出一本“罗马帝国史”。性别政治成为第三产业时代的主题，所以美国独立战争史不写女人就“不正确”。过去的历史强调阶级政治，但“后现代”的政治却是“99%对1%”的政治。视角不同，立场就不同。价值观变了，新概念出来了，新的历史演变逻辑就冒出来了，就有人重写历史。所以，北京城的兴衰、中国王朝的兴衰，不再仅是皇上好坏、臣工好坏、社会好坏，还因为气候好坏——气候变好就有好朝代，气候变坏就有朝代崩溃。今天，没有哪个“话语体系”或史观能长期稳定，包括貌似扎实的自由民主史观。认识史观加速变迁的意义何在？如果回到葛兰西，我们会提醒世间的治国者与时俱进，力图主导史观的变迁。
第三，史观里的永恒话题。
史观里有些话题是永恒的。
第一个永恒话题是平等，精英和平民的平等。前几天一个德国老朋友来我办公室聊天，谈他此番访华的印象。他应邀来北大参加一个关于“欧洲民粹主义”的学术会议。作为欧洲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他吃惊地发现，中国参会的所有学者都公开抨击“民粹主义”；而他在欧洲从不敢那样。“populism”应当译为“平民主义”，其对立面是“精英主义”（elitism）。他指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kingdom”（王国）变成了“nation”（民众之国），这是欧洲近代“民主”的起源。民众的要求当然有正当性，保守主义者不是民众主张的敌人，只是强调不能忽略精英的主张。他的问题是：中国的精英们疯了？在“社会主义”的国度居然公开诋毁“populism”。我跟他解释说，中共中央编译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翻译出版了《列宁全集》，被列宁反复严厉批判的一个俄国左翼政党“民众党”被译为“民粹党人”。从那时起，“民粹主义”在中国就是个“坏词”。我们中国用“群众路线”来描述政府热衷回应百姓的需求。尽管我做了解释，那位德国学者其实敏锐地发现了我国精英的倾向。精英与平民的不同诉求及平等，是史观里的永恒话题。
第二个永恒话题是“好政府、坏政府”，直到“无政府”。无政府是个永恒话题，年轻时倾向无政府，年迈时则以政府最终消亡为希冀。在有无政府的永恒框架里，存在着关于何为“好政府、坏政府”的争议。其中的基本概念是秩序、自由、和谐。这三大概念其实是悖论，只是在不同的语境和环境中总能给出“好政府、坏政府”的相对结论。与之相关的讨论还包括，何为“好人”“好社会”，这种话题也永恒。
第三个永恒话题是国家的生存。在竞争中，国家生存的艺术千变万化，从独立自主到融入世界体系，其间充斥悖论，无法给出抽象的解决方案。矛盾永恒，话题也随之永恒。
第四，“中国的”或“中国特色的”话语。
中国的话语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的史观。什么是“中国的”或“中国特色的”史观？我看大概包括以下五个。
一是立足中国的具体条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中国很大，多样性强，非常特殊。立足中国解决中国问题是个大学问，对世界有用，对本国更重要。很多人指责我们那代留学生去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也指责留日、留欧的学生做中国研究的学位论文。为什么不研究美国、欧洲、日本？在那个时代，我真的不在意美国的选举，更不在意美国中期选举，而且也真的搞不太清楚那套机制，搞清楚了中国人也不认为是什么重要学问。留学生去外国研究中国，试图用“他山之石”攻我们中国这块“玉”，解决中国的问题。
二是“民本”的思想和方法。以民为本的思想很清楚：政府为百姓福祉而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本的思想方法不是“阶级分析”，阶级分析引入中国后变成了“阶层分析”，中国有无数“阶层”；后来竟然变成政治立场分析，也就是政治上站在哪一边。这就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几乎脱钩，也跟人数没关系，不数人头。民本的思想和方法很有用，很有中国特色。
三是“大一统”。“大一统”的关键不在一统，而在大，在长期广有五湖四海。怎么会这么“大”？包容不同，“有容乃大”。因为包容，所以中国大，长期保持“大一统”。如果不够包容、不注重这些不同，就变成小中华，就变成“小一统”。
四是对“双层政权”的理解。由于“大一统”，我国的政权自古就分为科层体系和扁平自治政权两层。科层体系能办国家大事，但办不了百姓生活的小事。基层政权能办小事，但办不了大事。国家的长治久安取决于两层政权的关系。搞好这两层关系的精髓是“以小为大，以下为上”，也就是小事重于大事，基层政权重于科层体系。今天我们称这个原则为“群众路线”，以千千万万个党支部为基石的群众路线。
五是“实事求是”原则。中国古典学问不讨论企图一劳永逸的“政治体制”，从古到今的政治讨论都集中于政策，治国理政之策。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讲政策和策略，处理好当下一个个最紧迫的实际问题，远离“一劳永逸”的企图，是中国“良政”的精髓。这就是“实事求是”。自孙中山建民国、讲民权开始，我们进入了民众权益意识提升的时代，也是民众权力提升的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实事求是，解决百姓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中国独有的史观，也是“中国话语”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