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所知道的辛亥革命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教科书的普及，年复一年的纪念，大量的革命记忆，几乎都是单向度的革命视角，我们看见的只是历史的单一侧面，而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当作了全部。换句话说，辛亥革命的史实是以革命党人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仅仅呈现了历史的一部分，处于这个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视野里的大量史实则被遮蔽、忽略或遗漏了。我个人更希望看到革命发生时的社会心态，当革命来临之际，那些掌握优势资源、不愿看到革命发生的人是如何反应，如何面对的？王公亲贵特别是最高统治者隆裕太后怎样一步步作出选择，她的选择带来的正面效应该如何认识？革命在不同的社会力量当中如何激起回响？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碰撞、博弈又怎样影响了革命的结果？他们的共识是如何达成的？革命在哪些层面达到了确实的目标？
这些问号，以往的历史书或者没有回答，或者回答得不够清楚。百年之后，我之所以要重建辛亥叙事，就是想真正靠近现场，更客观、更全面地看一看那场不同于王朝更迭、原地踏步的历史巨变。真实是历史的生命所在，在基本史实都不够完整的前提下，我们做出的任何历史解释毫无疑问都是不可靠的。我们以往看历史时，常常是先有了观点，而且这个观点是固定、不可动摇的，然后再寻找史料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与此相悖的史料则被毫不留情地舍弃了。
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想要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时代的真相，只有依靠亲历者当时留下的记录，及他们日后的口述和回忆，我更看重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这些私密性最强的文字，记录的往往是他们当时的亲历、亲闻和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带着他们的呼吸和许多可以触摸的细节，因此也最具有现场感。
我曾说，在历史的深处潜伏着无数双眼睛，他们在各自的角度，看到了历史的不同侧面，体察到了历史的脉络是如何展开的。这些眼睛既包括了一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也包括被驱除之列的满人贵族和依附那个政权的汉人官吏，从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员，也包括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也包括留学生、国内的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现实有着不同的感受，对未来怀有不同的期待，透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的面貌，体会当时的社会脉动。当革命发生，官员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面对、怎么记录的，过去我们知之甚少，几乎缺位。在大臣当中，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等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当风暴袭来，他们的反应、心态、举动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一句话，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也无人愿意去回天。起草了大量诏书的许宝蘅、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翰林恽毓鼎、广东地方官左绍佐等人都留下了日记，他们除了怀着不同的心情为这个王朝送葬，已无所作为。隆裕太后的眼泪挽回不了，升允的无限忠诚也挽回不了一个王朝的落幕，反对退位的恭亲王溥伟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到最后，“京朝达官纷纷奏请开缺，可耻哉！安乐则麇集，患难则兽散。”恽毓鼎在日记中不无悲愤。
这背后是不可阻挡的人心思变，这是天长日久积累起来的，而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推背图》、《烧饼歌》这些神秘预言书的流行，星象预警，特别是一而再的水灾导致的粮荒，大米价格的失控，加剧了人心的变化。清朝去势矣，最终冲跨清朝的是时也势也，而不是革命党人的谋划和武力，时势的后面是人心，正是人心恐慌，武昌起事引发了各地的挤兑潮、逃难潮，许多亲历者在日记中记下了大量细节，谣言的四处流传，城里人逃往乡下，乡下人逃进城，而最先提现金、逃跑的则是王公亲贵、官员们。天津、上海租界的人满为患，金融的恐慌、银行的倒闭……他们目睹了时代的激变，深味着乱世的恐惧。
许多在华的外交官、记者、传教士、海关人员、公司职员、情报人员见证了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他们在日记、书信和报告中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间谍宗方小太郎、公司职员内田顾一、传教士计约翰、记者莫理循的日记，大量外交官、海关人员之间的书信往来，让我们看到革命是怎样展开、一个王朝是怎样垮塌的，更让我们看到外国人在这场革命中选择的立场，他们大致上保持了中立，而不是支持朝廷。即使日本有意干预中国内政，试图影响这场革命，也因英国的反对而没有采取有力行动。革命最终以妥协告终，就与列强中立有关，正是列强拒绝给南北双方借款，南北财政几乎面临相同的困境，才走向对话，最终达成逼清廷退位、共建民国的共识。
如果说那时各国驻华使领馆的大量信、电掺杂了本国政治利益的成分，那么一个年轻的法国外交官儒勒·乐和甘的家书透露的完全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1911年11月19日，他在成都领事馆给母亲写信：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无疑是历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确定的。当然，不在场的人就没有兴趣。而对于我们这些一天天关注这场和平革命的人来说，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同时，也让人疲倦，因为看到他们是如何拖延而使人无法预料结局。
在他们眼中，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崭新的共和制，却并没有在最广大的底层中国人中引起热烈的回响。这与鲁迅等本国人的观察是吻合的。辛亥革命带来的变化，表面上可以感知的就是剪辫、易帜、改历。五色旗在那场革命中的胜出具有标志性，过去的许多史书对此都没有说清，孙中山的表达也不对，1912年1月12日，他在给临时参议会的信中说，“苏浙则用五色之徽志”，“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史家张玉法的《中华民国史稿》也说：“武昌革命爆发后，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黔等省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江、浙、皖及其他各省多用五色旗”。其实，江浙一带独立都是采用白旗，十八星旗主要在湖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主要在广东，其他省很少采用。正是各省旗帜不一，南方临时政府出现前，各方经讨论通过以五色旗为国旗，此时南京已克复，五色旗从一开始即不是地域性的。就这面旗帜的象征意义来说，更具包容性，与剪辫、改历一样，南北对五色旗也具有共识。这些最低限度的共识，降低了流血的代价，以较小的社会震荡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从这些具体而微却至关重要的变化中，历史推开了另一扇门。
在波涛起伏当中，被一个浪头卷入或被浪花溅湿过的普通青年、少年，不仅有毛泽东、李宗仁、张治中、白崇禧、黄绍竑、陈铭枢、蒋光鼐、顾维钧这些领袖、名将、外交家，更多在文艺、学术等领域各领风骚的人，如鲁迅、胡适、梁漱溟、茅盾、郁达夫、徐志摩、顾颉刚、叶圣陶、吴宓、左舜生、王云五、陈布雷、吴虞……他们都已从这里起步，这场革命给他们一生的影响有多大多深已无法测度，他们曾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至今仍在影响着这个国度。叶圣陶、吴宓、胡适、徐志摩、吴虞以及陆澹如、朱峙三等人留下了或完整或零星的日记，更多的人留下了回忆或当时的文字，他们都是辛亥之子，虽然他们不是那幕历史的主角或配角，他们只是群角或观众，但是他们的私下记录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那是大时代中一双双怀着不同梦想的眼睛，他们各自的见证丰富了历史。当我在百年前的辛亥大变局中，在密集的人流之中陆续看见他们的身影，禁不住想，历史原来就是这样悄然开始的，这一幕到下一幕。
（本文系《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一书的前言，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