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观，确实是“阶级斗争和阶级掠夺”的国家观，我们可以从恩格斯下面这些论述中得到证明：“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2]“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站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站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的国家观是既正确，又片面的。说它正确，是因为当社会历史发展到马克思的时代为止，马克思的分析基本是正确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身后社会发展的预测并不符合历史实践的证明：
国家的起源，并不完全是由于人类社会的阶级分裂和阶级对抗。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分析的，在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中，就存在着某中对氏族整体的管理职能和管理人员。其实这种管理功能，就应该是国家的起源和雏形。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系统分析，也证明了阶级社会中的国家，都是从这种氏族社会的管理功能，和氏族管理人员的血缘继承中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这种发展，是随着因生产力的发展和氏族财富的积累而产生的私有制和阶级分裂同步地、渐进地演化而成的。
正是随着这种财富积累和私有制经济的产生，才使国家的职能，由单一的对社会的管理，发展到“管理和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并存的职能。就是在阶级对抗最激烈的时期，国家从氏族社会继承而来的对社会管理职能从来都没有消过。虽然马克思可以说，这种管理的目的也是为了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
如果说，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统治集团的经济掠夺“主要地”是通过“税收”来实现的。那么我们对所谓的“税收”的分析依然可以从氏族社会开始，因为，在氏族社会中，对氏族的管理不可能没有费用，尽管这种费用还不能用“税收”来称呼，这种费用的数量也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这种费用是绝对不存在任何私人利益的，但这种费用是不可否认地客观存在的。而这种费用的客观存在，就可以认为是“税收”的雏形。
人类社会一旦发展到阶级对立的社会时，这种“税收”的用途同样也随着国家的职能由单一管理逐渐地演化成管理和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并存，同步地演化为管理费用和统治集团的私人占有并存。甚至可以说，皇族和统治集团荒淫奢侈生活的开销要比单纯的管理费用大得多。
同样，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警察和监狱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军队。同样在氏族社会中早就存在军队的雏形。在氏族社会中，军队是全民参与，需要时志愿服役，全民皆兵，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当然，战利品也共享。同样，军队也和“税收”一样，随着国家的职能由单一管理演化成管理和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并存，同步地演化为皇族和统治集团的御用军，民众对军队的自愿服务也就逐渐地消失了。
历史发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的起源和本质的分析还是相对正确的。我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国家学说同时也是片面的，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一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发展，却并没有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阶级斗争和阶级掠夺”的国家观继续发展，而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的理论学说的警示下，资产阶级思想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开始了延续一百多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改革。至少，在目前世界上所有经济繁荣、持续高速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相对来说实现的最好的发达国家的国家职能和性质，又从管理和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并存，再一次地回归到单一的管理职能，而且这种回归不是通过什么“革命”来实现的，而是在延续一百多年渐进的改革中逐步演化而成。当然，这种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在国家职能中的消失，也是逐步渐进的，也不可能是彻底地消失的，只是国家的职能在整体上已经以管理为主，而且任何利用国家权力来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的事实和行为，已经必然地成为千夫所指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已经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公开存在了。
其实恩格斯在文章中已经提及这种国家职能的改变：“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用普选制来统治的。……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4]
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大众及其政党在选举中获胜时到底该怎么办，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展开分析和论证。如果我们把恩格斯在逝世前一年，1895年3月6日在伦敦写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的文章看作恩格斯对自己和马克思以往的学术和理论开始修正的话，那么，虽然生命没有给予恩格斯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伟大的历史性任务，但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后裔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及其所有成功的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人民的实践，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一个历史事实——在民主、共和、宪政、法治、市场经济、共同富裕等社会主义原则主导下的国家职能，已经基本上摆脱了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的困扰，基本实现了国家职能向单一的管理职能的回归。而且，人类历史将不断地延续这种历史的发展趋势，并不断地完善这种国家职能的历史回归。
2009年10月21日星期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1976年12月印刷。第166页
[2]、（同上）第170页
[3]、（同上）第168页
[4]、（同上）第169页至1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