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广泛吸收总结全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理论。恩格斯在全面继承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基础上，丰富并发展了文化思想的内涵。首先，恩格斯区分了“文化”与“文明”概念；其次，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在重视经济基础“归根结底”作用的同时强调所有因素的辩证作用，并突出人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最后，恩格斯具体讨论了自由与文化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论述文化的阶级属性。恩格斯对马克思文化思想的丰富发展对于我国新时代新征程中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恩格斯；文化思想；唯物史观；自由；当代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手稿和书信中，尽管没有给出关于“文化”概念的具体定义，但他们的理论系统中始终贯穿着文化思想的核心，即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理论，因此，讨论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既要重视马克思的理论贡献，也要结合恩格斯的相关文本进行全面理解。本文主要从概念、方法论和具体表现三个角度出发，探讨恩格斯文化思想的重要内涵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1、恩格斯对马克思“文化”概念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关注文化问题，阐述过很多有关文化思想的观点，但是在其文本中实则较少具体定义“文化”这一概念。从广义上看，马克思的“文化”概念通常是指社会生活发展阶段和文明形态；从狭义上看，马克思的“文化”概念指的主要是精神文化方面，包括知识和意识形态等。恩格斯基于马克思对“文化”概念的使用，完全继承马克思在狭义上对“文化”的论述，并从广义上对“文化”概念的理解进行拓展，将“文化”与“文明”概念进行了区分。

（一）恩格斯对马克思文化内涵的继承

在狭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将“文化”概念与艺术、道德、科学等精神文化相关联或相等同。“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个人”通过物质行动生产精神产物，也就是精神文化。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一词，而是通过思想、观念、意识或者政治、道德、艺术、制度等词语，作为文化的关联物或者隶属于文化的概念来阐释他的文化观，是属于对文化狭义上的阐释。在这方面，恩格斯与马克思是一致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总结道：“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观念、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2]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将科学、艺术、法等观念与文化相联系，并以此为基础，在《论住宅问题》中明确指出：“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3]恩格斯在此将科学、艺术和社交方式等范畴与马克思狭义上的文化概念并列，即通过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词语，作为文化的关联物或者隶属于文化的概念来阐释文化观。

（二）恩格斯对马克思文化内涵的扩展

马克思在广义上对文化这一概念的使用，通常指社会发展的阶段或文明的发展形态。例如：“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4]“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意义。”[5]这里的“文化初期”也就是处于野蛮期和蒙昧期的文化阶段，可以看出“文化”在这里是一个广义上的使用，马克思将其与“文明”等同，指的是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

恩格斯阐述在“文化”概念时进一步对“文化”和“文明”两个概念作出区分。一方面，从历史生成角度，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借用摩尔根的历史分期方法，提出包括“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的“史前各文化阶段”，[6]并将文明时代置于“史前各文化阶段”之后，认为文明时代是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私有制与国家的阶段。恩格斯指出，文化先于文明而存在，文明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高级历史阶段。另一方面，从价值倾向角度，文化是中性的，既有正向价值的文化，也有负向价值的文化。文明则具有明显的正向价值倾向，特指人类历史中有利于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成果。[7]当然，恩格斯也同意马克思将文化等同于文明的观点，他在《恩特斯·莫里茨·阿恩特》中说道：“法国人的入侵被击退了，而他们在国外称霸的基础在于他们总是比一切其他民族都更容易掌握欧洲的文化形式即文明。”[8]在这里，恩格斯将文化与文明互相联系，协调一致。需要注意的是，他是在高级历史阶段，即在文化发展至一定阶段的背景下，将文化形式等同于文明。

基于恩格斯对文明和文化的区分，可以看出文化与文明尽管存在差异，但又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文明是文化发展中的重要阶段，两个范畴构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文化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文明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之分，但文明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力，通常与工业、技术等方面的物质成就相联系，文化往往指精神范畴的成果，侧重于与观念、意识相关联。

2、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马克思文化思想的补充完善

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通过批判唯心史观的文化史，阐述了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密切关系，强调了人在文化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人民在发展文化的重要推动作用，从而发展了马克思的文化思想。

（一）批判唯心史观的文化史

与18世纪的文化研究中泛滥着唯心史观的文化观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十分警惕“文化”的中心化倾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唯心史观的文化史，“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不过表示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9]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旧的、还没有被排挤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10]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文化史”更多地指唯心史观视域中的文化史，也就是所谓“文化史家”的“文化史”。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批判唯心史观的“文化史”对阶级斗争、物质生产和其他一切经济关系的忽视，并指出这样的文化史最终会被人类历史抛弃，进一步展现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文化思想的合理性与先进性。

（二）恩格斯对经济基础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补充说明

恩格斯晚年系列书信中，在批判唯心史观的文化史思想的同时，也运用唯物史观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文化思想。马克思去世后，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和民主党“青年派”扭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诋毁唯物史观是经济唯物主义，否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片面强调经济基础。面对这些歪曲与诘难，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中批判道：“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 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 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11]在这里，恩格斯再一次肯定物质生产方式对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进一步指出物质生产方式与文化发展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坚信在文化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物质的生产与再生产，但也不能就此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决定文化发展的唯一因素。

首先，恩格斯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了包括政治、法、艺术和哲学等学科在内的上层建筑，“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无疑的。”[12]他指出，经济发展是上层建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任何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发展都不可能脱离经济的发展单独存在，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一步揭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样地，物质生产活动也是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恩格斯强调经济基础“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针对能否把经济关系只看作决定其他关系的关系这一问题，恩格斯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回应道：“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结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基础上的互相作用。”[13]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具体阐述了文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文化以物质资料为基础，但具有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因此，经济基础虽然是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却不是唯一决定因素，它是通过许多中介与环节间接性实现的。恩格斯批判了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文化在一切因素的相互作用中不断行进与发展，所有因素也在互相推动与制约中不断发展。

最后，恩格斯强调在唯物主义的框架中辩证思想的重要性。他将辩证法与唯物论相结合来阐释唯物史观，说明文化和经济关系辩证发展。文化思想的唯物论强调经济基础决定文化发展，文化思想的辩证法则补充文化发展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认为，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经济基础。因此，“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的发展。”[14]

通过解释经济基础“归根结底”的作用，强调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不仅辩驳了当时歪曲唯物史观的错误思潮，还为文化的架构提供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思路，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

（三）恩格斯强调人在文化中的作用

恩格斯在纠正片面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这一观点的同时，特别考虑到人作为文化活动主体的推动作用。“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15]人类不是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创造和改造文化的积极行动者。人类有能力塑造自己的文化，改造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文化是人类劳动和创造力的产物，反映特定社会状况。恩格斯在晚年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提到，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自然界的东西（也就是政治、哲学、神学、法律等包括文化领域的概括）是在意识形态家的思维中世代相继形成的，在人的思维中有着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16]人类是推动文化发展的积极力量。但文化的发展不是一个线性的进步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过程，由阶级斗争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所推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17]

3、恩格斯对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具体拓展

恩格斯不仅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完善马克思文化思想，还具体论述了自由与文化的关系以及文化的阶级属性，从而阐释了文化的发展动力、目的以及属性等观点。

（一）恩格斯对文化与自由关系的论述

恩格斯基于对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解与阐释，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说明了文化与自由的关系。

第一，恩格斯指出自由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同时也是实现文化发展的手段。恩格斯认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18]他尖锐地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自由观，指出真正的自由是以对必然性规律的充分把握为前提条件，并以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为方法，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第二，恩格斯具体说明了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道：“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只是从这时起, 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 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9]自由王国不是脱离必然王国独立存在的社会状态，而是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实现了对必然王国的扬弃的最终状态。人类活动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再是满足生产和生存的需要，文化发展的目的由文化活动本身产生，并由文化活动满足，实现目的和手段的一致，以及人在文化活动中的价值实现与创造过程的统一。由此，人们实现了自由全面的发展。

第三，恩格斯阐述了自由与文化的辩证关系。“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20]在这里，“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实际上是对文化的一种表述，归属于文化范畴。同时，“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1]恩格斯在这里具体说明了文化与自由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辩证关系。由此，在阐释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基础上，恩格斯为历史唯物主义文化思想拓展出新的视野，阐明了自由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最终目的。

（二）恩格斯对文化阶级属性的论述

恩格斯对文化的阶级属性也有具体说明，他指出，不同的阶级拥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反过来也会反映和影响阶级关系。

首先，不同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会导致不同的文化形态。例如，在奴隶制社会，文化为了维护奴隶制度而产生，在封建制度下，文化为了维护封建主义等级制度而产生。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也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产生的。

其次，文化作为一种阶级性现象，反映不同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形式，进而决定了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文化。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具有资产阶级的特点，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并通过剥削工人获得财富和权力。资产阶级文化反映了符合他们阶级利益的世界观，宣扬个人主义、竞争和功利主义等价值观，对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利益不闻不问。而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社会发展的目标是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和利益。社会主义的文化反映劳动人民的利益，宣扬公平、正义、自由的共产主义价值观。

最后，文化不仅反映阶级关系，同时也对塑造阶级关系产生一定影响。恩格斯认为，阶级斗争是影响历史和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22]等因素互相作用，推动历史与文化的发展。由此，文化也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统治阶级用来巩固其统治地位，被统治阶级则用文化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文化是由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并受到社会阶级关系的影响。不同的阶级拥有不同的文化，反映出他们的利益和世界观。只有改变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才能实现文化的阶级解放和全人类的文化进步。

4、恩格斯发展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当代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23]恩格斯对马克思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我们深刻把握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文化建设的价值旨归——人民至上

恩格斯对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发展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建设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恩格斯晚年强调了人作为文化活动的主体对于文化和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以现实的人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出发点。恩格斯曾把唯物史观定义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4]体现了社会历史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的内在统一。文化活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体现出人在精神层面的自由活动，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和思想保障。这为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中坚持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坚决贯彻人民至上的原则和价值旨归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一，人民是文化建设的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者，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25]第二，人民是文化实践的主体。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人的存在方式，这就决定了文化在实践中发展和自我建构这一事实。实践的两重尺度则规定了文化活动的两重原则，即客观性原则和人的主体性原则。第三，人民是文化价值的主体，文化建设要以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旨归。人民是文化活动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也是文化成果的检验者和享有者。人民群众享受文化发展成果的同时，增进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提升了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26]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文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人民满意与否就是衡量文化建设优劣的根本标准。在文化建设中坚持人民至上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唯物史观视角补充的当代体现。

（二）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

恩格斯讨论的影响文化的因素及文化的阶级性揭示了党的领导是新时代新征程中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引领力量和根本保证。一方面，历史与文化在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中发展前进，意识形态对文化发展起着巨大引导作用；另一方面，文化的阶级性规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应当由无产阶级政党引领，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工作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27]；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文化事业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全面推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文化创新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并加强党对文化建设事业的领导充分体现了恩格斯关于文化阶级性等思想观点。

（三）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恩格斯所强调的经济基础归根结底的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推进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28]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物质生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基础，精神文化反过来也促进物质生活的发展，从而发挥强基固本的重要功能。马克思恩格斯共同阐释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程度” [29]这一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恩格斯驳斥了诋毁唯物史观为经济唯物主义、否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观点，坚定物质的生产与再生产在文化建设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物质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模式不仅会塑造社会的文化，还会对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影响。文化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关系的发展。保证物质生产的基础地位，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同时要不断丰富精神财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保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因此，解决好物质生活是为文化建设提供基础保障，同时文化建设也必须平衡物质生活的追求与发展，在深刻认识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还要关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兼顾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协调统一发展。

（四）文化建设的动力源泉与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恩格斯对自由和文化关系的论述，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如何认识和发挥文化的作用提供了重要思路。自由是文化发展的目的和动力，文化是历史通往自由王国的引领和推动力量。民族复兴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远大目标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文化建设与发展则是民族复兴的精神生产力。“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30]文化的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密不可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的推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目标。

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给人类提供的用文化视角进行思考的方式。恩格斯从广度上对马克思文化思想进行了扩展与补充，在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时，我们不仅不能忽视恩格斯的文化思想，还要分析恩格斯的独特观点及其对马克思文化思想宏观完善补充，挖掘他理论中的闪光点，思考其观点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性意义。恩格斯不仅从整体上继承了马克思的文化思想，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新的观点；不仅完善了马克思的文化思想，还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领会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精神意蕴，根据时代提出的问题，找寻当代文化哲学构建的基本路径和文化建设的正确发展途径，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王秀涵，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侯衍社，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刊载于《新视野》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