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是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也呈现一个鲜明特征，即主要不是对思想本身进行简单地复现，而是围绕破解当代问题而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正本清源、立本开新，充分挖掘、阐述其思想理论的真理内容和当代意义。应当说，这样的研究立场、范式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立足当代现实将守正与创新统一起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是人类文明思想的伟大革命，首次将文明问题真正置于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之上，为人们科学看待和解决文明问题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为人类谋求发展进步和开创全新文明形态开辟了巨大历史空间。
一、文明思想的根本革新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其科学立场观点方法审视、阐述文明问题，形成了先进深刻、逻辑严密的文明观。
（一）从人的现实活动出发看待文明本身
文明观是人们对文明问题（本质、形态、发展规律等）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文明观的发展革新，从根本上说，有赖于哲学世界观的发展革新。马克思指出，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人类在其劳动生活之中创造了文明，文明成果内含的科学、价值和道德理念及其承载的先进精神，最终都要凝结在时代的哲学之中并为其全面深刻把握、论证。哲学作为思想化理念化精神化的文明成果，反过来（经由人们的全部活动和奋斗斗争）推动、引领和规范文明不断向前稳定、健康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哲学或者哲学世界观本身，能够抓住并反映文明问题的根本，是其活的灵魂。
第一，超越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从人的现实活动出发揭示文明的本质。能否正确揭示文明的本质，首要取决于看问题的立场前提是否科学，即究竟是从概念、精神出发剪裁现实，还是从现实本身出发如实说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实现文明观的革命，就在于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点，从人的现实活动出发看待文明现象、问题，从而超越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问题在于归根结底从精神、观念因素出发理解主体及其能动性，而无法全面、准确把握文明的现实本质；旧唯物主义将文明的动力、基础归结到某种纯粹的物质性，看不到人的活动本身的创造力及其辩证本性，找不到人类文明事业发展的真正根基。人类文明其实是自己劳动创造的文化成果。现实不能直接满足人，人只有改造现实才能发展进步，这就要发展生产力，改造社会生活，建设先进文化，进而创新文明成果。文明由此不断发展起来、演进更迭，这个过程也始终是理想与现实、受动与能动、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
从现实的人和从人的现实活动出发看待文明，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前者侧重活动的主体，后者侧重主体的活动。活动始终是主体的活动，主体始终是在其活动之中传承和创造文明的。文明成果是主体发展的客观前提，主体发展是文明成果的价值归宿。当然这里对于人的现实活动本身也要全面理解。任何实践活动都是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交互创造和发展过程；但现实活动作为人的活动，无时无刻不在特定社会关系中进行，同时又改造着这样的社会关系；人类活动具体如何创造和发展其文明，只有通过把握其具体关系总体才能全面解答。离开现实的人及其现实活动，“文明”本身是说不清楚的。而只要人类还是在自己的活动之中创造着自己的生活、建设着自己的文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文明观就始终具有当代性。
第二，合理区分文化与文明，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把握文明的本质。准确把握文明的涵义，必须将其与文化进行合理区分。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本身没有直接明确定义，但其理解、定位是清楚的，文明就是用来指称人类活动创造的积极文化（广义）成果，这一般存在于并表现为普遍的社会财富（物质、制度、精神等）。广义的文化指人类价值需求（从物质到精神）的现实化，存在并贯穿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全部活动领域；积极的文化成果指其中那些对于社会历史和人的发展具有积极价值、意义，能够彰显发展的进步性质的部分、内容。人类活动及其社会历史发展是特殊形式的物质运动，特殊就特殊在人类活动始终有其理想追求、价值取向、道德立场，并且要在创造性劳动中使其现实化，转化为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现实。文明之所以是积极成果，是以是否有益于社会历史和人的发展进步来衡量的。前者属于客体尺度，后者是主体尺度（关于人的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和要求）本身。也就是说，文明成果是否及如何积极，既要从是否合乎社会历史发展进步规律来分析，也要从是否合乎主体（人类、人民群众、现实个人）发展进步规律来判断。主体尺度既内在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本身，又具有独立意义，它反映的是文化成果对于主体发展进步是否具有正效应、正价值。人类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共同体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其发展具有什么样的进步性质，总体上还是看其文明成果的发展水平、状况。纵观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一词在不同问题情境、文本语境中的使用，这样的定位、理解始终具有一贯性，反映着人类社会历史及其文化发展的客观实际。
（二）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出发把握文明演进规律
文明问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就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出发看待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显然不是从文化、宗教、精神等因素来抽象诠释文明，而是严格从人类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出发全面分析问题。
第一，超越空洞思辨，揭示文明进步的根本物质基础和动力。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不同于旧文明观的首要之点，就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经济因素的重视和揭示。他们指出，人类文明绝不是凭空而来，人类的存在本身首先要解决吃喝住穿等物质问题，必须不停歇地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和物质生活，这样才能不断满足自身存续和发展的需要；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发展了的物质生产进而又满足这样的新的需要，等等；如此曲折往复、上升进步，历史及其文明才得以不断创造。物质生产的这种改造现实世界的总体能力、水平就构成一个时代的生产力，而“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这里的“决定”作用是总体性和根本性的，离开特定的生产力基础，文明“大厦”就无由生成、进步，一个时代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及其结构特性更是内在规定着其文明成果的发展高度和总体样态。这就是说，不能离开现实物质生活、物质生产活动空谈文明和发展进步，而要从生产力发展这个根本点出发审视问题，从人们面对的物质生活总体出发把握其矛盾运动规律、趋势。
第二，深入问题根本，全面分析文明的客观内容及其逻辑关系。现实的文明往往是一种总体形态，包含着物质、政治、社会、精神等各个方面。全面、准确地阐明其本质、关系，就必须如实考察它在人类总体物质活动中的生成变革过程。物质文明的良好发展构成人类文明生成存续的首要基础，这始终包括物质生产的特定发展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良好解决两大方面，“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 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 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完全意义上的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即社会生产力的特定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文明时代的到来，而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这就包括生产体制、科技水平、产业形态、经济形式等一系列经济事业的历史性进步。
特定的物质文明孕育其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人类进入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产物。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政治文明作为制度成果以其强大能动力反过来组织、推动经济社会有序发展，但其发展高度超不出社会制度的内在规定、限制；政治文明最终会走向消亡，“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至于社会共同体的公序良俗、道德风尚、文化精神等，都是在特定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才能够发展起来，并在普遍的相互作用之中形成文化发展整体。意识形态作为贯穿共同体政治、社会生活的观念力量，既要提炼、鼓吹代表其文明成就的思想道德理念，为现实统治秩序的合理性辩护，还要借助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发展、维护其绝对权威，“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思想观念表现，“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只有追溯到其经济社会根源，才能抓住精神文明的经济实质和制度本质。
第三，从社会形态出发把握文明形态，超越抽象文明形态史观。如果说在特定的文化共同体那里，文明总是呈现为某种总体形态，那么文明的发展变革从历时性的一面看就表现为其形态的更迭演进。文明形态发展演进的动力、规律等问题，也是文明观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与诸多侧重从文化、精神等因素归结问题的思想观念不同，唯物史观是从“社会形态”考察其文明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能就文明形态阐述文明形态，而要揭示其生成、变革的根据，必须追溯到社会形态。特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构成特定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特定的文化共同体及其文明形态就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之中生成变化，进而呈现出某种发展规律。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也就有什么样的文明形态，而不是反过来。奴隶社会创造奴隶制文明，封建社会创造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创造“现代文明”，等等。文明时代的最充分发展始于社会生产力取得了一定发展的私有制和阶级社会，“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
奴隶制、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雇佣劳动制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隐蔽的奴隶制。这样的社会制度是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而不够发展的产物，在其存续的合理时期是确保生产力不断发展、维系文明稳定存续的制度保障，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受剥削的劳动群众则始终是创造文明的主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既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就由文明发展的动力、保障逐渐演变为文明成果进一步合理分配、享有的障碍甚至是破坏力，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和共同体普遍利益要求的新生阶级、集团就要通过阶级斗争最终走上历史舞台，继而革新或更新政治和精神文化，开创新的文明形态。社会形态的历史沿革，由此就呈现为文明形态的不断传承与超越过程。当然，这样的普遍规律是对人类发展本身的历时性总体分析，它始终生成于不同文化共同体的历史活动及其共时性普遍交往，并通过他们的首创性实践来开辟前进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形态生成根据及发展规律的揭示，为人们探索自身发展实际提供了科学思想指南。
第四，深刻揭示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人类文明发展的矛盾性质、处境。马克思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恩格斯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说明在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人们生产生活的制度形式（经由对生产力及全部生产生活发展的能动反作用）直接决定着其文明发展的方式和格局。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文明成果的创造者与所有者、享有者是分离的，且前者作为被统治阶级而遭受后者的剥削、压迫，不平等的制度现实是“文明时代”全部社会问题的直接矛盾之源。而“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文明时代还意味着“鄙俗的贪欲”和“流俗的伪善”文化顽疾的兴起。“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统治阶级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文化的消极、腐朽面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即实行“流俗的伪善”，这种伪善“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鄙俗的贪欲”在这里不是对人类价值需求进行泛道德批判，而是揭露私有制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人们正常需求的异化，即为物质所奴役、变异、日益空虚化；“流俗的伪善”揭示了少数剥削者、统治者基于意识形态偏见而对被统治者的精神毒害、操纵及由此而来的消极、腐朽精神文化。这种现实造成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复杂性质。
这一思想并不因为时代变革就丧失其真理性，只要人类社会还处于私有制和阶级社会，只要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及其文化还是文明演进的某种主导、强迫力量，人类文明的这种矛盾性质及其文化弊病就无可避免。这对于我们全面看待人类文明发展，深刻认识非文明现象的制度根源，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文明进步的主题是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类文明发展是否走向进步、是否有其进步主题，是研究文明问题必须回答的问题。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根本不同于虚无主义立场、自然主义观念。虚无主义立场的实质是直接取消问题本身，其世界观、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即经由虚无观念本身虚无一切；自然主义观念将关于自然界的进化观念机械比附于社会历史，不能揭示其由以发展进步的客观根据和普遍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关注文明问题，旨在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探求思想真理，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科学思想指引。以全人类为主体来考察，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在其物质生产基础上和全部社会活动中创造创新文明并不断推进其形态革新的曲折进程，是一个指向、走向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这不是说文明进步是所谓单线、直线式的，而是说基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复杂运动，文明的历史发展总体呈现进步趋向，并且最终指向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后者正构成文明进步的内在主题。文明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进步问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效应、价值和意义问题，文明形态的演进也体现于并表现为主体本身的历史发展。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是泛泛地关注“物”（现实世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是由关注人、人民、人类的现实命运和彻底解放而关注“物”。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进步主题的揭示，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
针对人本身的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第一种形态属于古代文明，主要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发展主要依靠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财富创造规模、效率相对低下，社会革新相对缓慢，政治文化以维护特定的身份等级制度为根本，特权和专制是其典型特征；与此相应，社会普遍崇尚神祗、绝对、权威等传统思想道德理念。第二种形态指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创造了“现代文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极大解放了生产力、推动科技进步，人类物质文明得到空前发展，现代民主政治走上历史舞台，理性、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理念深入人心、广为发展，现代科学与人文精神极大张扬。这一阶段，人本身的发展进步以物的依赖性即资本和货币关系为中介、基础，文明在总体上的全面性、丰富性与现实的个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片面化、畸形化并行不悖且互为前提。由此可见，历史地看，文明必定有其进步涵义，但现实地看，文明绝不意味着全面进步。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了全部社会生产力，建立全新的社会公有制，扬弃“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才能开创人类文明的“自由个性”时代，即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时代。那时的文明才是彻底消灭剥削、压迫和一切消极腐朽文化，真正实现人类全面进步的文明。
马克思对文明进步主题的揭示及其演进规律的说明，来自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和全面把握，其科学精神与人民立场是内在统一的。科学精神即客观看待现实、如实揭示真理，人民立场即意味着从“人本身的发展进步”审视、考量文明进步。人类文明不论演进到什么地步，都要“讲科学”，即客观全面把握自身运动规律；不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要将人的发展进步置于其价值中心地位。只有这样，健康、有序、可持续的发展和建设成果才谈得上。
二、“现代文明”的全面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泛泛探讨文明，其关注的重点始终在“现代文明”即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文明”是资本主义社会开创的文明形态，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活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标志，同时也是共产主义文明的历史“前站”。马克思恩格斯以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典型，对“现代文明”本身进行了深刻分析和全面评价，并由此对未来共产主义文明予以深入探索，阐发了诸多深刻思想。
（一）“现代文明”的进步性质
马克思对“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予以充分肯定。资本的本质、目的在于无限自我增殖。为此，不断地革新生产方法、工具体系、组织体制，不断地推动科技革新、生产力进步，不断创造社会活力、创新能力，就成为资本的本能追求。“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财富生产的效率、规模、方式、频率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飞跃，从生产到生活、物质到精神，人类社会普遍地被赋予某种“现代性”。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普遍的产业、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整个社会生活和人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样态。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明”确实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全新形态，代表着文明发展的时代高度。马克思指出，不同于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确实“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这正是“资本的文明面之一”。这里，马克思点明了判断资本是否具有伟大文明作用的三个基本标准，即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社会关系发展和更高级新形态（文明）各种要素的创造。
现代社会还开创了全新的文明发展形式和格局。资本不是停滞的物，而是一种运动。资本的增殖本能内在需要并开创世界市场，进而创造世界历史、造成全球化大潮。“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与此相应，人类文明发展也开始打破以有限交往和在各自孤立的点相对缓慢演进为特征的传统模式，而日益卷入全球物质变换和普遍交往。“现代文明”借助资本势力的全球扩张得以快速扩散、传播，使得地方民族传统文明不得不面对和开创自身的“现代化”之路。人类文明演进由此呈现出现代与民族（传统）、全球与地方矛盾交织，时间压缩与空间拓展共生，机遇条件与风险挑战并存的全新格局。
资本主义文明当然不是什么人类永恒的文明形态。“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文明注定要走向自我扬弃，成为人类更高级文明形态（共产主义文明）由以创生的不自觉的历史工具。
可见，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发展，对更高级形态文明各要素创造具有其空间、价值和意义，资本的文明作用就始终存在。而只要资本还具有这样的作用，那么世界落后国家、地区谋求自身的“现代”文明建设，就必然要（勇于并善于）利用资本、世界市场和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利用就是充分借助、借鉴、吸收其文明成果和积极因素而发展自身，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而不是搞闭关锁国或者为资本征服、沦为其附庸。
（二）“现代文明”的野蛮性、破坏性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野蛮性、破坏性给予了无情揭露批判。其揭露批判也不是泛道德主义式的文化批评，而是彻底揭示问题的制度根源，进而批判其消极腐朽性质。资本主义开创、推行“现代文明”自始至终服从的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现代社会一切非文明反文明现象的总根源。
第一，社会普遍文明进步与无产阶级悲惨生存境遇两极对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这意味着“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与所有者分离，社会全面进步以牺牲劳动群众身心健康为前提、代价，“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不断推动生产力进步、科技革新和生产社会化，又始终占有和控制日益增长、更新的绝大部分社会财富，这在财富的消费、享有上就出现了无产阶级绝对有限、狭窄的消费需求及其深重异化和愈演愈烈的相对财富过剩、“人口”过剩、“文明过度”的双重并行后果。这种矛盾冲突既引发经济危机，又通过危机强制性地予以自我缓解、平衡，但危机本身就是对财富和文明的极大浪费、破坏。“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至于资本向全球的扩张也是于事无补，“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本这种与生俱来的野蛮性、破坏性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
第二，资本逻辑造成现代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的内在缺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崇尚所谓“征服”理念，过度开发自然，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巨大危机。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生产力本身，而在于运用生产力的狭隘社会制度。恩格斯指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及其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虚伪性。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尤其在诱导驯化无产阶级顺从其卑微命运和向全世界强力推行所谓西方文明模式的时候，现代民主政治就赤裸裸走向其反面，沦为资本强权和霸道的政治工具。资本主义鼓吹的理性、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不过是其经济社会关系的观念形式，其合理性及合理程度不取决于自身，而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解放和发展先进生产力及其先进文化形式还具有多少现实和历史空间。
第三，资本主义文明的极端伪善和野蛮本性还突出表现在向全球野蛮推行资本（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霸权。资本“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针对资本主义的近代殖民，马克思更是直言不讳：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这对地方民族传统文明的保存、传承及其现代化转型，在客观上提供了历史机遇和现实条件的同时，也制造了极大困难，造成极大挑战、风险。
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发展角度对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予以肯定，站在共产主义道义立场对其虚伪性、野蛮性予以揭露批判。前者是历史尺度，着眼于人类发展的总体和全局；后者属于道义尺度，着眼于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想。历史尺度包含道义尺度，道义尺度引领历史尺度，而这样的矛盾现实在人类生产有所发展又不够发展的时代是无可避免的。如针对资本主义对印度的近代殖民，马克思指出：“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里，肯定其“建设性”就意味着必须利用资本，否定其野蛮性、破坏性则意味着必须与资本作斗争；既要利用乃至于吸收其文明成果，又要将其消极性、破坏力降到最低，总体上为自身发展进步和文明建设创造最有利条件和环境。
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自由竞争、垄断、国家垄断、国际垄断等发展阶段，其文明形态的时代特性、矛盾特征和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作用等也都发生了诸多变化甚至是重大变化。而主导这些变化的决定力量依然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恰恰是变中之“不变”。“现代文明”的全球传播、扩展依然由资本主导乃至于操纵，其野蛮性、破坏性方面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和文明发展格局变化不断表现出新形式、新特点，对人类文明的健康有序发展不断制造新障碍、造成新挑战。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逻辑的深刻揭露，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价值，依然是指导人们科学认识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矛盾性质、正确揭示其制度根源和成功开拓自身发展道路的思想指南。
三、共产主义文明的科学探索
不管是探索人类文明演进规律，还是对“现代文明”进行全面科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用意”并不在于这些问题本身，而是为人类解放即共产主义事业阐明其理论逻辑并指明现实革命道路。但对共产主义及其文明形态的探讨，他们又是紧扣其对人类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的深入研究而进行的。
（一）共产主义文明直接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泛泛谈论共产主义。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流行的错觉，仿佛只要谈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为人类发展制定某种“一般”原理，恰恰相反，其科学思想不过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现实的理论概括：共产主义不是所谓应当确立的状况或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个前提就是外部发展现实。具体来说，“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揭示了共产主义文明的必然逻辑。共产主义之所以不是空想，就在于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演进（尤其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指向、内在逻辑。马克思指出，在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这种生产方式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协作、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调节、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它造就了“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文明形式，鼓吹这种形式的永恒性无异于在全社会下令实行“普遍的平庸”。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对这种小生产及其自然经济的扬弃，资本用商品货币关系祛除了“劳动者”身上的一切外在束缚，使其变成仅供其剥削、压榨的自由劳动力，“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代文明”横空出世：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劳动日益社会化，世界市场不断扩展，人的发展进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样式、丰富空间和变革潜能。但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也不断加深，“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一旦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对自身的否定，将导致资本主义文明寿终正寝，而为更高级文明形态即共产主义文明所扬弃。但共产主义“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人的发展进步是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马克思的深刻思想时至今日依然正确，在理解上我们还必须注意其三重意蕴：其一，针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由于其资本主义文明的长足发展，无疑可以直接从这一普遍规律出发分析、探索其现实革命道路。但即使如此，革命者也必须时时注意从变化了的社会发展实际和总体斗争形势科学分析特殊现实状况，进而调整其革命策略。其二，共产主义文明是由扬弃资本主义文明而来，这意味着它必须也必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高度发达的全部文明成果（先进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先进方面等）的全面继承及在此基础之上的革新、创新。也就是说，只有批判地传承改造人类优秀和先进文明成果，使之最终符合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创造真正发达、高级的生产力和社会文化，未来社会才能成功开创全新文明形态，才能真正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自我发展的历史性矛盾，实现人的发展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跃升。其三，对于东方落后国家、地区而言，由于其经济社会结构和阶级状况的特殊性，面临着两个全新课题：能否及如何经由可行的政治革命“先行一步”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一旦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且革命果实成功得以保存、发展，全新的共产主义文明建设事业，如何“反过来”补足其物质基础，如何看待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后来十月革命的成功科学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列宁领导时期俄国对其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途径的科学探索是对第二个问题的首创性解答。这正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思想的活学活用、与时俱进。
（二）共产主义文明的发展进程具有阶段性
共产主义文明是人类新型文明，是扬弃资本主义文明之后人类文明的发展最高峰，一般而言，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它“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而共产主义社会究竟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特征和时代特性，则只能从对当下发展现实的科学分析来判断。
马克思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一般而言，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提、社会革命是政治革命的目的，超越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首先有赖于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本身。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进行革命转变的政治前提、保证。当然其具体方式、存在期限等问题，显然要由革命实践的实际发展进行探索、揭示，而不能做抽象预言。
马克思明确指出了时代发展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存在一个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实行按劳分配，其发展为高级阶段奠定物质和文化基础；高级阶段才是共产主义文明完全实现的阶段。这是马克思首次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这一思想来自他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新状况及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新变化的深入、总体分析。在完全的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充分发展，旧的分工体系消失，劳动成为生活第一需要，个人实现全面发展，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能够成为普遍制度现实。这再次说明，共产主义社会是从现实社会的现实发展生成而来并由此取得其特殊经济、文化特性和运动规律，革命者只有全面准确认识并掌握其特性和规律，才谈得上成功开创自身文明建设的科学道路。
共产主义文明也从来不是什么人类文明发展的“终点”，而恰恰是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生、起点。共产主义制度（在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关系解放、文明生活的全面创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样的全新社会，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主人而全身心投入崭新的事业，在继承人类文明全部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立足自身发展实际而创造自己的美好幸福生活、建设自己的新型文明，直至全人类解放的伟大梦想成为普遍现实。
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文明观是人类文明思想的伟大革命，其先进性、科学性由其彻底的科学精神和人民立场内在决定。它始终反对离开思想观念的外部现实、特殊实际研究问题，而主张从现实、实际出发把握其客观真理，即将关于文明发展的普遍真理作为活的思想方法指导，而用之于揭示、说明特殊事物的特殊真理，进而将普遍真理不断推向未来。马克思恩格斯从揭示人类文明现实基础、本质内涵、展现“现代文明”特殊本质、探求共产主义文明时代内涵，到给东方落后国家地区指明发展前途等，坚持的始终是这样的科学立场。它揭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物质基础、动力，坚持从社会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发展出发审视、把握文明发展进步根本规律；它揭示了文明发展进步的“主体”本身，即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财富的生产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并理应成为文明成果的享有者；它终结了资本主义文明将“物的尺度”凌驾于“人的尺度”之上的价值观念，而将“人的发展”本身牢牢确立为评价文明进步程度和质量的终极价值尺度。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文明观孕育了社会主义文明事业，后者的成败取决于人们能将其科学精神和人民立场贯彻到什么地步。
在当前形势下，世界各国谋发展、进步，既要全面准确认识资本主义文明，也要全面准确认识文明发展之“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关系，进而对人类文明变革走势给出科学分析，以确定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这些重大课题、难题的科学解答，正需要借鉴或者“聆听”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智慧，并从中找到破解发展困境、进步困局的钥匙。
（作者：翟俊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22ZDA020）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