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有懂书的朋友向我特别推荐香港作家董桥,我去书店买了一本《董桥散文》,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翻看了一些,觉得并没有太过人之处。从我看到的这本书来说,董桥的文字功底是好的,学养情致也不错,文字清丽、简洁、流畅,总的感觉是,董桥是一个很闲适的寓公,在家里玩玩古董,写写小文章而已。读后心想,在大陆,文字清雅,学养良好的散文家有的是啊,董桥有什么值得特别推荐之处呢?
后来有机会去了香港,在香港逛书店时,又看到了董桥的书,印刷精美,插图漂亮,虽然书价比大陆贵很多,还是忍不住买了几本回来,有《这一代的事》、《小风景》等,是当作闲适的书买的,但是回家后一读,不对了,在香港买的这几本董桥,几乎颠覆了我对董桥的既定印象。在香港出版的董桥的书中,董桥先生学养依旧,情致依旧,文字风格依旧,但却不再是一个仅仅闲适的寓公,而是一个始终关注着政治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评论家,其讽刺的尖锐、批评的深刻,在大陆散文家中确实是看不到的。为什么在我原先买的那本《董桥散文》中完全看不到这样一个董桥,或者说,看不到另外一半并不闲适的董桥呢?如果看不到董桥的另一半,我们看见的还是一个真实的董桥吗?
为了搞清问题所在,我同时摊开大陆版的董桥和香港版的董桥做了一翻对比。仅以《这一代的事》为例吧,浙江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董桥散文》前一部分二十六篇文章全部选自《这一代的事》;但香港版的这本书中共有三十九篇文章,有十三篇文章没有被大陆版的书选入。为什么呢?看几个标题,你就可以猜到原委:“流亡者的心情”、“马克思先生到海边度假”、“温斯顿的异化?杨过的异化?”……再看看这些没有被选入的文章,全都是不那么风花雪月的,而是对社会现实的针砭和对专制落后的意识形态的批评。比如“马克思先生论香港一九九七”,就是从马克思写于一百多年前的《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里逐段挑选适用的话,拼凑成的一篇反映香港现实情境的妙文,大陆的读者在大陆的出版物里,是无缘看到这样的文章的。在大陆出版的《董桥散文》中,读者看见的董桥只不是一个温温文文只会念阿弥陀佛的唐三藏;只有看了香港版的董桥,你才会发现这位老夫子有时候也会是一个刁钻促狭会改变形象的孙悟空。
在《这一代的事》这本散文集中,我觉得最精彩的却是一篇武侠小说《薰香记》,这篇武侠小说只有两千字,不但在人物刻画武功描写上不逊于金庸梁羽生,而且在对现实的关心与关照上远胜于那两位著作等身的武侠大家。小说里只有三个人物:一个是当年强占人家女儿、劫走了人家祖传宝物的碧眼海魔;一个是数十年后前来索回被劫宝物的老人;一个是老人的女儿、同时也是碧眼海魔养女的可香。正当老人和碧眼海魔为争夺宝物斗得难解难分之时,可香却“淡淡一笑,转身溶入念波堂外的苍茫暮色之中”。
有评论说,“这是一篇显然前无古人,并可能后无来者的奇文。用一个武侠短篇来影射对香港前途的中央谈判,是颇有灵感的构想;而竟能写得具有慑人的气势和迷人的气氛,实在非高手莫辨。”“《薰香记》中谈判双方是那老人(影射中共)和碧眼海魔(影射英国);所争执的主要是薰香炉、宝剑、佩玉(象征港九新界);而二人皆不甚着意于当年碧眼海魔抢走的那老人的女儿可香(象征香港居民)。”“也许《薰香记》所强调的意念,不是可香的出走行动,而是她的自决精神。这个二十二岁(已经成年)的少女,不理会生父和养父对香炉、剑、玉之争,而以微微一笑和那一转身的动作表现出她的独立气概。”“《薰香记》之中,可香的那一转身,也许正是给香港人的一个启示。”
大陆的读者,能够读到金庸、古龙和梁羽生书卷浩繁的武侠故事,却读不到董桥这样仅仅两千字的武侠小说。大陆的报刊,充满了整版整版的官话空话,却刊不出这样精短、锐利、幽默而又艺术化的时评。是大陆作家的才分思想都不如董桥呢?还是大陆的政治文化气候更本就不适合甚至不允许董桥这样自由自在的作家生长?
在董桥的作品中,时评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很多时评,都是讽刺和批评香港的统治者港府的,当然也包括了港府后面更大的那个府,过去是英国政府,如今是大陆政府。在香港这样一个不甚民主但是比较自由的小地方,报刊的作用主要是反映老百姓的声音而不是政府的声音;对政府的建议、批评甚至讽刺挖苦,都是极正常的。而在中国大陆则相反,报刊媒体都需看政府的眼色和脸色行事行文。在香港看见的董桥,是一枝带刺的玫瑰,那玫瑰花朵固然好看,但刺的作用不可或缺。可是大陆读者在大陆出版物中看到的董桥,却只剩下了一些花瓣,哪里还知道香港的玫瑰原来是带刺的?
这就是大陆读者不幸的地方,虽然国门已经打开三十多年了,但是打开的国门上却附带着密密的纱门纱窗,理由是要挡住境外的苍蝇和蚊子,但苍蝇蚊子哪里没有?国内一点也不比国外少,挡住更多的却是蜜蜂、蝴蝶和小鸟。就文字来说,中国大陆的出版审查就像一只筛子,老百姓的精神食粮,都得由掌管筛子的官员过滤了才行。现在不是强调“权为民所赋”吗?老百姓什么时候赋予过这种筛选别人粮食的权力?
中国人常常自豪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是先秦灿烂的文化经过秦始皇的大筛子,就只剩下了一个严刑峻“法”。到汉朝虽然又尊了儒,却又是被董仲舒阉割了精神实质的儒。这样的儒又是一只大筛子。中国人吃思想之筛的苦头还不够吗?还要用这样的筛子继续筛下去吗?须知筛孔越密,文化自信就越差。民国的筛孔粗疏于共和国,所以才会有李政道、杨振宁和李远哲这样的漏网者能获诺贝尔奖。后来有人意外地获了一个和平奖,却只是因为被卡在了筛孔里。中国大陆常常自豪于自己是一个泱泱大国,大在何处?地大人多而己。但是在思想文化的宽容度上,却像是一个器量狭隘的小人,比不上小小的台湾,也比不上弹丸之地香港。我完全同意大陆和台湾将来要统一,但如何统一?以自闭的心境去拥抱一个开放的环境吗?香港已经回归,这是让中国大陆自豪的事。但自毫之余恐怕又不那么自信,为什么收回了香港的土地,却不敢让香港自由言说的市风吹进大陆呢?
于是在大陆我们只能看到半个董桥,我们只能看到在出版审查之后散落下来的那些玫瑰花瓣,却看不到那株带刺的玫瑰是如何生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