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0月10日)
今日天津全学界公祝国庆,鄙人得参列盛会,荣幸之至。
我对于今日的国庆,有两种感想:第一,是辛亥革命之意义;
第二,是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请分段说明,求诸君指教。
“革命”两个字,真算得中国历史上的家常茶饭,自唐虞三代以到今日,做过皇帝的大大小小不下三四十家,就算是经了三四十回的革命。好象戏台上一个红脸人鬼混一会,被一个黄脸人打下去了;黑脸人鬼混一会,又被一个花脸人打下去了。拿历史的眼光看过去,真不知所为何来。一千多年前的刘邦、曹操、刘渊、石勒是这副嘴脸,一千多年后的赵匡胤、朱元璋、忽必烈、福临也是这副嘴脸。他所走的路线,完全是“兜圈子”,所以可以说是绝无意义。我想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
辛亥革命有甚么意义呢?简单说:
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
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
自觉,觉些甚么呢?
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的“潜在本能”忽然爆发,便把这回绝大的自觉产生出来。
如今请先说头一件的民族精神。原来一个国家被外来民族征服,也是从前历史上常有之事,因为凡文化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迁,流于靡弱,碰着外来游牧慓悍的民族,很容易被他蹂躏。所以二三千年来世界各文明国,没有那一国不经过这种苦头。但结果这民族站得住或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觉心的强弱何如。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例如犹太人,是整个却不是国民;罗马人是国民却不是整个;印度人既不是国民更不是整个了。所以这些国从前虽然文化灿烂,一被外族征服,便很难爬得转来。讲到我们中国,这种苦头,真算吃得够受了。自五胡乱华以后,跟着甚么北魏咧,北齐咧,北周咧,辽咧,金咧,把我们文化发祥的中原闹得稀烂。后来蒙古、满洲,更了不得,整个的中国,完全被他活吞了。虽然如此,我们到底把他们撵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这分家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那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象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百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万事都带几分幼稚态度。这是什么原故呢?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觉悟,觉得我们这一族人象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又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在人类全体中关系极大,把我们的文化维持扩大一分,就是人类幸福扩大一分。这种观念,任凭别人说我们是保守也罢,说我们是骄慢也罢,总之我们断断乎不肯自己看轻了自己,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分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底下。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自立的根本精神。民国成立前二百多年,不是满洲人做了皇帝吗?到了后来,面子上虽说是中国人被满洲人征服,骨子里已经是满洲人被中国人征服,因为满洲渐渐同化到中国,他们早已经失了一个民族的资格了。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异族统治的名义,也断断不能忍受。这并不是争甚么面子问题,因为在这种名义底下,国民自立的精神总不免萎缩几分。所以晚明遗老象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张苍水这一班人,把一种极深刻的民族观念传给后辈,二百多年,未尝断绝。到甲午年和日本打一仗打败了,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中国人打败,是满洲人拖累着中国人打败。恰好碰着欧洲也是民族主义最昌的时代,他们的学说给我们极大的激刺,所以多年来磅礴郁积的民族精神,尽情发露,排满革命,成为全国人信仰之中坚。那性质不但是政治的,简直成为宗教的了。
第二件再说那民主精神。咱们虽说是几千年的专制古国,但咱们向来不承认君主是什么神权,什么天授。欧洲中世各国,都认君主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君主的所有物。咱们脑筋里头,却从来没有这种谬想。咱们所笃信的主义,就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拿一个铺子打譬,人民是股东,皇帝是掌柜;股东固然有时懒得管事,到他高兴管起事来,把那不妥当的掌柜撵开,却是认为天经地义。还有一件,咱们向来最不喜欢政府扩张权力,干涉人民,咱们是要自己料理自己的事。咱们虽然是最能容忍的国民,倘若政府侵咱们自由超过了某种限度,咱们断断不能容忍。咱们又是二千年来没有甚么阶级制度,全国四万万人都是一般的高,一样的大。一个乡下穷民,只要他有本事,几年间做了当朝宰相,并不为奇;宰相辞官回家去,还同小百姓一样,受七品知县的统治,法律上并不许有什么特权。所以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二千年来的公共信条。事实上能得到甚么程度,虽然各时代各有不同,至于这种信条,在国民心目中却是神圣不可侵犯。我近来常常碰着些外国人,很疑惑我们没有民治主义的根柢,如何能够实行共和政体。我对他说,恐怕中国人民治主义的根柢,只有比欧洲人发达的早,并没比他们发达的迟;只有比他们打叠的深,并没比他们打叠的浅。我们本来是最“德谟克拉西”的国民,到近来和外国交通,越发看真“德谟克拉西”的好处,自然是把他的本性,起一种极大的冲动作用了。回顾当时清末的政治,件件都是和我们的信条相背,安得不一齐动手端茶碗送客呢?
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主义虽然全同,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象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一面是同盟会的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这是谁的功劳呢?
可以说谁也没有功劳,可以说谁也有功劳。老实说一句,这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迸现的结果。现在咱们中华民国,虽然不过一个十岁小孩,但咱们却是千信万信,信得过他一定与天同寿。从今以后,任凭他那一种异族,野蛮咧,文明咧,日本咧,欧美咧,独占咧,共管咧,若再要来打那统治中国的坏主意,可断断乎做不到了。任凭甚么人,尧舜咧,桀纣咧,刘邦、李世民、朱元璋咧,王莽、朱温、袁世凯咧,若再要想做中国皇帝,可是海枯石烂不会有这回事了。这回革命,就象经过商周之间的革命,不会退回到部落酋长的世界;就象经过秦汉之间的革命,不会退回到贵族阶级的世界。
所以从历史上看来,是有空前绝大的意义,和那红脸打倒黑脸的把戏,性质完全不同。诸君啊,我们年年双十节纪念,纪念个甚么呢?就是纪念这个意义。为甚么要纪念这个意义?为要我们把这两种自觉精神越加发扬,越加普及,常常提醒,别要忘记。如其不然,把这双十节当作前清阴历十月初十的皇太后万寿一般看待,白白放一天假,躲一天懒,难道我们的光阴这样不值钱,可以任意荒废吗?诸君想想啊!
我下半段要说的是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想诸君骤然听著这个标题,总不免有几分诧异,说是现在人民痛苦到这步田地,你还在那里乐观,不是全无心肝吗?但我从四方八面仔细研究,觉得这十年间的中华民国,除了政治一项外,没有那一样事情不是可以乐观的。就算政治罢,不错,现时是十分悲观,但这种悲观资料,也并非很难扫除,只要国民加一番努力,立刻可以转悲为乐。请诸君稍耐点烦,听我说明。
乐观的总根源,还是刚才所说那句老话:“国民自觉心之发现。”因为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会自动,自然会自立。
一个人会自立,国民里头便多得一个优良分子;个人人会自立,国家当然自立起来了。十年来这种可乐观的现象,在实业、教育两界,表现得最为明显。我如今请从实业方面举几件具体的事例;宣统三年,全国纺纱的锭数,不满五十万锭;
民国十年,已超过二百万锭了。日本纱的输入,一年一年的递减,现在已到完全封绝的地步。宣统三年,全国产煤不过一千二三百万吨;民国十年,增加到二千万吨了。还有一件应该特别注意的,从前煤矿事业,完全中国人资本,中国人自当总经理,中国人自当工程师,这三个条件具备的矿,一个也没有,所出的谋,一吨也没有;到民国十年,在这条件之下所产的煤四百万吨,几乎占全产额四分之一了。此外象制丝咧,制面粉咧,制烟咧,制糖咧,制盐咧,农垦咧,渔牧咧,各种事业,我也不必列举统计表上许多比较的数目字,免得诸君听了麻烦,简单说一句,都是和纱厂,煤矿等业一样,有相当的比例进步。诸君试想,从前这种种物品,都是由外国输入,或是由外国资本家经营,我们每年购买,出了千千万万金钱去胀外国人,如今挽回过来的多少呢?养活职工又多少呢?至如金融事业,宣统三年,中国人自办的只有一个大清银行,一个交通银行,办得实在幼稚可笑;说到私立银行,全国不过两三家,资本都不过十万以内。全国金融命脉,都握在上海、香港几家外国银行手里头,捏扁搓圆,凭他尊便。到今民国十年,公私大小银行有六七十家,资本五百万以上的亦将近十家,金融中心渐渐回到中国人手里。象那种有外国政府站在后头的中法银行,宣告破产,还是靠中国银行家来救济整理,中国银行公会的意见,五国银行团不能不表相当的尊重了。诸君啊,诸君别要误会,以为我要替资本家鼓吹。现在一部分的资本家,诚不免用不正当的手段,掠得不正当的利益,我原是深恶痛恨;而且他们的事业,也难保他都不失败。但这些情节,暂且不必多管。我总觉得目前这点子好现象,确是从国民自觉心发育出来:“中国人用的东西,为什么一定仰给外国人?”这是自觉的头一步;“外国人经营的事业,难道中国人就不能经营吗?”这是自觉的第二步;“外国人何以经营得好,我们从前赶不上人家的在什么地方?”这是自觉的第三步。有了这三种自觉,自然会生出一种事实来,就是“用现代的方法,由中国人自动来兴办中国应有的生产事业。”我从前很耽心,疑惑中国人组织能力薄弱,不能举办大规模的事业。近来得了许多反证,把我的疑惧逐日减少。我觉得中国人性质,无论从那方面看去,总看不出比外国人弱的地方;所差者还是旧有的学问知识,对付不了现代复杂的社会。即如公司一项,前清所办的什有八失败,近十年内却是成功的成数比失败的多了。这也没甚么稀奇,从前办公司的不是老官场便是老买办,一厘新知识也没有,如今年富力强的青年或是对于所办事业有专门学识的,或是受过相当教育常识丰富的,渐渐插足到实业界,就算老公司里头的老辈,也不能不汲引几位新人物来做臂膀。简单说一句,实业界的新人物新方法,对于那旧的,已经到取而代之的地位了。所以有几家办得格外好的,不惟事事不让外国人,只有比他们还要崭新进步。刚才所说的是组织方面,至于技术方面,也是同样的进化。前几天有位朋友和我说一段新闻,我听了甚有感触,诸君若不厌麻烦,请听我重述一番。据说北京近来有个制酒公司,是几位外国留学生创办的,他们卑礼厚币,从绍兴请了一位制酒老师傅来。那位老师傅头一天便设了一座酒仙的牌位,要带领他们致敬尽礼的去祷拜。这班留学生,自然是几十个不愿意,无奈那老师傅说不拜酒仙,酒便制不成,他负不起这责任,那些留学生因为热心学他的技术,只好胡乱陪著拜了。后来这位老师傅很尽职的在那里日日制酒,却是每回所制总是失败;一面这几位学生在旁边研究了好些日子,知道是因为南北气候和其他种种关系所致,又发明种种补救方法,和老师傅说,老师傅总是不信。后来这些学生用显微镜把发酵情状打现出来,给老师傅瞧,还和他说明所以然之故,老师傅闻所未闻,才恍然大悟的说道:“我向来只怪自己拜酒仙不诚心,或是你们有什么冲撞,如今才明白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从此老师傅和这群学生教学相长,用他的经验来适用学生们的学理,制出很好的酒来了。这段新闻,听著象是琐碎无关轻重,却是“科学的战胜非科学的”真凭实据。又可见青年人做事,要免除老辈的阻力而且得他的帮助,也并非难。只要你有真实学问再把热诚贯注过去,天下从没有办不通的事啊。我对民国十年来生产事业的现象,觉得有一种趋势最为可喜,就是科学逐渐占胜。科学的组织,科学的经营,科学的技术,一步一步的在我们实业界中得了地盘。此后凡属非科学的事业,都要跟着时势,变计改良,倘其不然,就要劣败淘汰去了。这种现象,完全是自觉心发动扩大的结果,完全是民国十年来的新气象。诸君想想,这总算够得上乐观的好材料罢。
在教育方面,越发容易看得出来。前清末年办学堂,学费、膳费、书籍费,学堂一揽千包,还倒贴学生膏火,在这种条件底下招考学生,却是考两三次还不足额。如今怎么样啦?送一位小学生到学校,每年百打百块钱,大学生要二三百,然而稍为办得好点的学校,那一处不是人满。为什么呢?
这是各家父兄有极深刻的自觉,觉得现代的子弟非求学问不能生存。在学生方面,从前小学生逼他上学,好象拉牛上树,如今却非到学堂不快活了;大学生十个里头,总有六七个晓得自己用功,不必靠父师督责。一上十五六岁,便觉得倚赖家庭,是不应该的,时时刻刻计算到自己将来怎样的自立。从前的普通观念,是想做官才去读书,现在的学生,他毕业后怎么的变迁,虽然说不定,若当他在校期间,说是打算将来拿学问去官场里混饭吃,我敢保一千人里头找不着一个。以上所说这几种现象,在今日看来,觉得很平常,然而在十年前却断断不会有的。为甚么呢?因为多数人经过一番自觉之后才能得来,所以断断不容假借。讲到学问本身方面,那忠实研究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增长。固然是受了许多先辈提倡的影响,至于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全国学问界的水平线提高了,想要学十年前多数学生的样子,靠那种“三板斧”、“半瓶醋”的学问来自欺欺人,只怕不会站得住。学生有了这种自觉,自然会趋到忠实研究一路了。既有了研究精神,兴味自然是愈引愈长,程度自然是愈进愈深。近两年来“学问饥饿”的声浪,弥漫于青年社会。须知凡有病的人,断不会觉得饥饿,我们青年觉得学问饥饿,便可证明他那“学问的胃口”消化力甚强;消化力既强,营养力自然也大。咱们学问界的前途,谁能够限量他呢?有人说:“近来新思潮输入,引得许多青年道德堕落,是件极可悲观的事。”这些话,老先生们提起来,什有九便皱眉头。依我的愚见,劝他们很可以不必白操这心。人类本来是动物不是神圣,“不完全”就是他的本色。现在不长进的青年固然甚多,难道受旧教育的少爷小姐们,那下流种子又会少吗?不过他们的丑恶摭掩起来,许多人看不见罢了。凡一个社会当过渡时代,鱼龙混杂的状态,在所不免,在这个当口,自然会有少数人走错了路,成了时代的牺牲品。但算起总帐来,革新的文化,在社会总是有益无害。因为这种走错路的人,对于新文化本来没有什么领会,就是不提倡新文化,他也会堕落。那些对于新文化确能领会的人,自然有法子鞭策自己、规律自己,断断不至于堕落。不但如此,那些借新文化当假面具的人,终久是在社会上站不住,任凭他出风头出三两年,毕竟要屏出社会活动圈以外。剩下这些在社会上站得住的人,总是立身行己,有些根柢,将来新社会的建设,靠的是这些人,不是那些人。所以我对于现在青年界的现象,觉得是纯然可以乐观的。别人认为悲观的材料,在我的眼内,都不成问题。
以上不过从实业、教育两方面立论,别的事在今天的短时间内恕我不能多举。总起来说一句,咱们十个年头的中华民国,的确是异常进步。前人常说:理想比事实跑得快。照这十年的经验看来,倒是事实比理想跑得快了。因为有许多事项,我们当宣统三年的时候,绝不敢说十年之内会办得到,哈哈!如今早已实现了。尤可喜的是,社会进步所走的路,一点儿没有走错。你看,近五十年来的日本,不是跑得飞快吗?
可惜路走歪了,恐怕跑得越发远,越发回不过头来。我们现在所走的,却是往后新世界平平坦坦的一条大路;因为我们民族,本来自由平等的精神是很丰富的,所以一到共和的国旗底下,把多年的潜在本能发挥出来,不知不觉,便和世界新潮流恰恰相应。现在万事在草创时代,自然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而且常常生出许多毛病,这也无庸为讳。但方向既已不错,能力又不缺乏,努力前进的志气又不是没有,象这样的国民,你说会久居人下吗?还有一件,请诸君别要忘记;
我们这十年内社会的进步,乃是从极黑暗、极混乱的政治状态底下,勉强挣扎得来。人家的政治,是用来发育社会,;我们的政治,是用来摧残社会。老实说一句,十年来中华民国的人民,只算是国家的孤臣孽子。他们在这种境遇之下,还挣得上今日的田地,倘使政治稍为清明几分,他的进步还可限量吗?
讲到这里,诸君怕要说:“梁某人的乐观主义支持不下去了。”我明白告诉诸君,我对于现在的政治,自然是十二分悲观;对于将来的政治,却还有二十四分的乐观哩!到底可悲还是可乐,那关键却全在国民身上。国民个个都说“悲呀,悲呀”!那真成了旧文章套调说的“不亦悲乎”!只怕跟著还有句“呜呼哀哉”呢!须知政治这样东西,不是一件矿物,也不是一个鬼神,离却人没有政治,造政治的横竖不过是人。所以人民对于政治,要他好他便好了,随他坏他便坏了。须知十年来的坏政治,大半是由人民纵坏。今日若要好政治,第一,是要人民确然信得过自己有转移政治的力量;第二,是人民肯把这分力量拿出来用。只要从这两点上有彻底的自觉,政治由坏变好,有什么难?拿一家打譬,主人懒得管事,当差的自然专横,专横久了,觉得他象不知有多大的神通,其实主人稍为发一发威,那一个不怕?现在南南北北甚么总统咧,巡帅咧,联帅咧,督军咧,总司令咧,都算是素来把持家政的悍仆,试问他们能有多大的力量,能有多久的运命?眼看著从前在台面上逞威风的,已经是一排一排的倒下去,你要知道现时站在台上的人结果如何,从前站的人就是他的榜样。我们国民多半拿军阀当作一种悲观资料,我说好象怕黑的小孩,拿自己的影子吓自己。须知现在纸糊老虎的军阀,国民用力一推,固然要倒,就是不推他也自己要倒。不过推他便倒得快些,不推他便倒得慢些。
他们的末日,已经在阎罗王册上注了定期,在今日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只是一件,倘若那主人还是老拿著不管事的态度,那么这一班坏当差的去了,别一班坏当差的还推升上来,政治却永远无清明之日了。讲到这一点吗,近来许多好人打著不谈政治的招牌,却是很不应该;社会上对于谈政治的人,不问好歹,一概的厌恶冷谈,也是很不应该。国家是谁的呀?政治是谁的呀?正人君子不许谈,有学问的人不许谈,难道该让给亡清的贪官污吏来谈?难道该让给强盗头目来谈?难道该让给流氓痞棍来谈?我奉劝全国中优秀分子,要从新有一种觉悟:“国家是我的,政治是和我的生活有关系的。
谈,我是要谈定了;管,我是要管定了。”多数好人都谈政治,都管政治,那坏人自然没有站脚的地方。
再申说一句,只要实业界、教育界有严重监督政治的决心,断不愁政治没有清明之日。好在据我近一两年来冷眼的观察,国民吃政治的苦头已经吃够了,这种觉悟,已经渐渐成熟了。我信得过我所私心祈祷的现象,不久便要实现。方才说的对于将来政治有二十四分乐观,就是为此。
诸君,我的话太长了,麻烦诸君好几点钟,很对不起。但盼望还容我总结几句。诸君啊,要知道希望是人类第二个生命,悲观是人类活受的死刑!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古来许多有文化的民族,为甚么会灭亡得无影无踪呀?
因为国民志气一旦颓丧了,那民族便永远翻不转身来。我在欧洲看见德奥两国战败国人民,德国人还是个个站起了,奥国人已经个个躺下去,那两国前途的结果,不问可知了。我们这十岁大的中华民国,虽然目前象是多灾多难,但他的禀赋原来是很雄厚的,他的环境又不是和他不适,他这几年来的发育,已经可观,难道还怕他会养不活不成?养活成了,还怕没有出息吗?只求国民别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别要把志气衰颓下去,将来在全人类文化上,大事业正多着哩。我们今天替国家做满十岁的头一回整寿,看著过去的成绩,想起将来的希望,把我欢喜得几乎要发狂了。我愿意跟著诸君齐声三呼:“中华国民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