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闪烁不定,其中一幢大楼远远就能看见一条霓虹灯组成的英文标语:Customers are always right!中文意思为:“顾客永远是对的!”这可以称为1918年开幕的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宪法,是公司上下每个员工必须奉行、不得打折扣的准则。顾客选购货物,营业员要不厌其烦,任其挑选,尽可能满足顾客的要求,还要详细介绍商品的使用方法,比如顾客要买一架收音机,可以一架一架地试听,挑好后可以由营业员代送,送到后代为安装天地线,送货和安装一律免费。在公司创办人看来,“得罪了一个顾客,就等于赶走了十个顾客;接待好一个顾客,等于拉来十个、一百个顾客。”来永安的顾客只要表示不满意,不论营业员是否有理,都会因“慢客”而被挨公司的责罚,轻者“警告”、“记过”,重者“开除”。永安《服务规章》明确规定:“对顾客须竭诚招待,和蔼应付,不得有厌烦傲慢态度,或出言不逊情事;开罪顾客情节严重者应予开除。”
对此,永安第一代主要创业人之一郭泉说得很详细:“如顾客拟购之货,属其他部份者,应以简明语句陈说该部所在,尽可能引导前至该部;或己不暇,可嘱别伴导往。如客挑选之货未惬其意,应善为解释。态度须恳挚。客选货物,或须由柜顶取货,勿嫌烦难;无论换取百数十次,均须和颜悦色,遵命唯谨。……已成交之货,装包妥毕,应顺问须代携送至车中否。此虽细节,然宜注意,方为周到。如遇客挤,接应不暇之时,应抽空分別应酬数语,请其稍候,自可增其耐心。”
服务至上,正是永安当年长期稳居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首的奥秘之一。也有人说,永安占的是地利。1915年7月,郭泉、郭葵兄弟初到上海选址,就看中了这条路蕴藏的无限商机,就连选在南京路南,还是路北,也做了细致的调查。有这样一个传说,郭家派两个人一个站在路南,一个站在路北,每天分别统计他们身边的人流量,走过一个人,就在口袋里放—粒豆子。一段时间的统计结果是路南行人多于路北,因此,他们选定路南,也就是正在建设的先施公司对面。永安老员工的记忆里,那时上海的富人住在南京路以南的多,来这里买东西是从路南过来的,永安选对了位置。(材料来源《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在经营方法上,永安也是花样不断,在百货业中开创了许多新模式。比如永安的折子,客户可以凭折子记账购物,按期结算。对于爱面子的国人和洋人来说,折子乃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这个举措一推出,就受到欢迎。比如永安的礼券,因为“永安”这两个字吉利,中国人正好讲究这个,拿永安的礼券作礼物送人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有的人拿了礼券并不急于提货,相当于在永安存了一笔款。因此,也有人说永安公司的发达,是靠了“永安”这个吉利的名字。郭家第二代郭琳爽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店名只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永安公司办得好,在于备货足、品种多、花色齐、式样新、质量上乘、信誉卓著,还有售货员训练有素,服务周到,有问必答,这些,恐怕是永安公司营业额稳居全市首位,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百年永安》,文汇出版社2009年,41页)
百货业当然要以货取胜。创办之初,上海永安公司确立的宗旨就是“经营环球百货,推销中华土产”,尤其强调前者,“以统办环球货品为鹄的,凡日用之所需,生活之所赖,靡不尽力搜罗”,长期成为永安的经营方针。从英国的棉布、呢绒、笔墨衫、羊毛袜,法国的化妆品、绸缎、汗衫、油画颜料,德国的玩具、五金器材用具,美的丝袜、电气用品、钢精用品到瑞土的钟表、绣花手帕,捷克的玻璃用品,瑞典的搪瓷,日本的毛巾,世界各国的名牌产品几乎应有尽有,甚至小到绣花线、补袜针、卷发夹、揿烫发钳、揿纽之类也都是外国货,引领着当年上海滩的时尚。进口货与国货土产的比重大致上保持在三比一,这一格局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没有改变过。
在管理上,永安强调一个“严”字,事无巨细,郭乐都要过问,他很少坐在办公室,总是在商场巡视,员工因此给他起了个绰号“郎中”,就是指他挑毛病。其他商场他几乎也每天都去,有什么好的,马上就想要学过来。在商品的楼层安排上,永安也显示出特别的用心,一楼是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顾客顺便可以买,不需要精挑细选;二楼是绸缎、布匹等商品,一般是女性顾客,要选择比较,从花色品种到价格;三楼为珠宝、首饰、钟表、乐器等贵重商品,四楼是家俱、地毯、皮箱等大件商品,多为奔着目标来的顾客,大件可以送到家里,楼层高也不会影响生意。这是创始人郭乐的设计,“尽量注意突出、宽敞和适应顾客的心理”。(参考《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
雄踞南京路的永安大厦,曾经是老上海的重要象征之一,“永安俨然成为旧上海高雅、尊贵、时尚、经典的代名词。”(《百年永安》25页)从1918年开办之时只有200万资本,到1931年的十三年里,上海永安公司的资本增加了好几倍,拥有上千万自有资本,1933年以后永安的营业才开始走下坡。永安郭家自郭乐1897年在澳洲经营水果店开始,1907年创办香港永安公司,进入百货业,1913年以后即开始筹划到上海发展。郭家六兄弟,老大早亡,以老二郭乐为长,与郭泉、郭顺分掌大权,从商业、金融业扩展到工业,由郭家筹资600万两白银创立的上海永安纱厂,于1922年开机,虽然没有赶上纺织业的大好时光,可以说一直处在大环境的颠簸中。但是,永安纱厂还是发展为拥有5个棉纺织厂(其中两个有织布厂)、一个印染厂、一个机器厂的永安纺织印染公司,成为仅次于荣氏申新系统的民营纺织业巨头。
永安的成功不是偶然的,郭乐留下的《回忆录》自述创办香港永安公司的动机,因为旅居悉尼多年,看到欧美货物新奇,种类繁多,外国人对经营技术也很有研究。我国当时工业没有萌芽,商业也只是小商小贩,墨守成规,只知博小利而自足,既无有规模的组织,对商战的形势更是茫然。他想,中国要在经济侵略的危机中谋自救,“非将外国商业艺术介绍于祖国,以提高国人对商业之认识,急起直追不可”。郭泉晚年回首一生的商业生涯,写下《永安精神之发轫及其成长史略》,他把“永安精神”概括为十点经验之谈,包括严稽核、重招徕、礼顾客、树模范、任人材、善采办、慎出纳、绝投机、励储蓄、肃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