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在学术方面受惠于唐先生很多。我跟唐先生个人交往不多，主要是学术关系。唐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从北大发出挽联，那是周一良先生倡议的。周先生要去美国，估计会在纽约住一些时间，行前听到唐先生病比较严重，就商量说如果有事发生，要发一个挽联，不只是一般的表示哀悼，而应该有学术上的评价，以示尊敬。挽联的立意和文字推敲，是周先生的主意，我们一起商量定了。上联是“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下联是表示哀思。这不但是表达我们自己，而且也确实是表达了北大历史系同行对唐先生学术成就的敬重，以及史学界对失去了唐先生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哀思。

唐先生是十分谦虚的人。1984年，我随周先生一起到成都参加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回程特意到武汉，借此机会拜见唐先生。在武大，周先生做了学术报告，我也跟着做了发言。我说我这次是朝山来了，刚刚朝了峨眉，现在朝珞珈，来拜见唐先生。我说的是真情，是实话。唐先生当时在座，听了之后表示不安，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了好些谦退之词。唐先生的为人为学，是大家公认的，他这种谦退的态度，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敬仰。

唐先生早年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南方，北方学术界知之不多；抗日战争时各地隔绝，学术信息更少。50年代唐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刚出的时候，大家并不太熟悉唐先生。我读了之后，感觉到异军突起，怎么忽然出来一个这么高水平的学者！中国古代史研究，很久没有出现这么高水平的著作了！魏晋南北朝这个断代，长久以来，并不被研究中国古史的人重视。这段历史处在汉唐两个辉煌盛世之间，就像欧洲中世纪史早期被当作黑暗时代看待一样，是夹在中间的一段，在古史上被视为闰位。陈寅恪先生对魏晋南北朝的重大问题进行概括和研究，起先也是为了追溯隋唐制度的渊源。将魏晋南北朝史和唐史结合在一块，接续陈寅恪先生，在陈先生树立的丰碑之后竖立了一个新路标的，是唐先生。

唐先生几乎把所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制高点一个一个都攻占了。也就是说，他对魏晋南北朝史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做过研究，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研究魏晋南北朝必须看《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重要题目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线索。

为什么唐先生有这样的学问？唐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的跋语中说到自己的学术经历，引郭沫若的话说，我们就像一个个旅行家，每到一站，行李箱就帖上这个码头的旅馆标签。唐先生赞同这个说法。我想，唐先生的学术经历不是一般的旅游者沿途看看风光，拣拾现成的样品而已，而是有他自己的选择，有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间的积累和融会贯通。

唐先生接受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训练，有家学，有师承。传统学术的深厚见识和对资料的精密处理，所谓考据之学，他很擅长。后来，他通过史学界前辈先驱者的教育，接受了西方史学的学理和方法，讲究实证而有新的思维。唐先生眼界开阔，能够通观全社会、全局来抓问题，这是唐先生学马列主义的收获。唐先生对所经历的各个学术阶段的方方面面，经过独立思考，经过取舍，去其烦琐和空疏，得其精到和深广，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所以面貌很新。

唐先生治学有自己的巧思，思辨能力很强。我过去读傅斯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他把《论语》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个两千多年都说不透的问题抓住了、说透了。现在人读《论语》，也都想不出一个更新的解释来。这样的具有巧思的作品，读起来非常过瘾。上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英方举了他的三篇代表作，篇篇都具有巧思，一篇是《支愍度学说考》，一篇是《东晋南朝之吴语》，一篇是《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读唐先生文章，能够得到这种感觉的也不少，如《晋书赵至传中所见曹魏士家制度》，看起来是一篇小文章，却带出一个大题目。这不光是学术素养和理论水平的问题，还要很高的悟性和很丰富的灵感。就这方面来说，唐先生有很多可学的地方，常常让人回味无穷。孟子说，“大匠能诲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前辈学者并没有教我们如何把他们治学的“巧思”学到手，只有靠我们自己深深地去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