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海内外的各方学者，我今天是怀着一个感恩，另外也是怀念，再一个是寄希望于未来，以这么个心态来参加这个会的。我们自己学校的一个老先生，张舜徽先生，在22号也举办了类似的一个会，一个盛大的会。我没有能够参加，我感到很歉疚。因为张先生跟我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当时我恰好在香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研究“辛亥革命”研究了这么久，今年碰到了辛亥百年，好多人来找，所以我有很多理由婉辞校外的邀请。但是我没有理由来婉辞唐先生这个纪念会，我是带着歉疚和感恩的心情来参加这个会的。
我最初不在武汉这个城市，我是1932年就是武汉大水的第二年，跟父亲到武汉来，他在武汉工作。我住了一年多，读小学。武汉这个城市对于外地人不是很友好。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受欺负，因为我是小学里面唯一的一个外省人。经常受歧视，我觉得哪里都可以去，就是不能在武汉。但是没想到在武汉一呆，1949年又南下，这样就走不开了，一直到现在。我现在很喜欢武汉，我很喜欢武汉就是因为我在武汉进入了一个很好的学者群体。所以我要在这一点上表达我对就是武汉1949年以后我所接触到的第一代学者群体的敬意，唐长孺先生就是杰出代表。但不是一个人，有一批。还有比他更老的，李国平先生，还有其他专业的，如吴于廑先生，姚薇元先生，还有彭先生，汪先生，一大批很好的学者，还有韩德培先生，一直到刚刚去世的马克昌先生。马克昌先生跟我是同年的，他早走了一步，我比他走得迟一点。我讲这句话是充满了回忆，都是些美好的回忆。我感到我很幸运，我在湖北参加了这么一个很好的学者群体，我以这个群体为自豪。这个也包括华中师范大学的，也包括华中科技大学的，还有财经大学、政法大学等等。就拿张培刚先生来讲，1990年我辞掉了大学校长到美国。当时没什么人来理我，我们的国家当时在整个的国际上是孤立的。我自己离开学校到美国，潜心做学问，也被很多人不理解。但是张培刚先生专程到耶鲁来看望我，给我很大的鼓励。而且他很坦率的跟我讲，你不要急着回去，很难得的机会在外面做研究。你回去之后又是一大堆无谓的纠纷等着你。我想这就是我们那一代学人，我所碰到的那一代学人，这是一种道义之交，我们平常没有任何的私人交往。我和吴于廑先生很熟很熟，我们没有私人的交往。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请吃过一顿饭，没有送过一份礼，但是我们的内心是相通的。
我之所以感谢他们，是因为他们在我年轻、幼稚的时候关心我、指导我、提携我。我那个时候在金陵大学读书，我48年离开了金陵大学到解放区，我是三年级，还不足个把月的时间就参加革命运动跑掉了，所以我是以这个身份跟随部队南下到武汉来的。当时叫中原大学，后来中原大学和华中大学合并，就到了华中大学，后来叫华中师范学院。你看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还要来教课，1956年还要做科研。我是多么的困难，也是多么的幼稚。所以我回想当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混过来的。但是这些老先生，没有任何一个瞧不起我的，待我都非常好。1956年“向科学进军”，什么叫“向科学进军”？一个大二的学生懂得什么叫科学啊。我那时好像在工会里还负点责任，是学习委员之类的，那时大概是找一个有经验的学者前来讲一讲。找谁呢，就是找的唐长孺先生。（转向唐刚卯先生，“找到你爸爸了”）为什么当时会找到他的呢，他当时的职称、地位是比较高的了。最高是李剑农教授，他当时是一级教授，唐先生是二级教授。吴先生当时评的比较低，我对他也很恭敬的，吴先生之所以评的比较低，当然有种种原因。当时就找到唐先生那里去了。唐先生很高兴的去了，当时也没有汽车来接，他是走去的。去的时候我们的校长（当时叫院长）不错，我们的院长是杨东莼先生，他们是同事，在乐山时候就是同事。杨东莼先生资格也很老的，他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很热情地接待了唐先生，后来请唐先生讲。唐先生讲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唐先生私下跟我讲的一条经验我是记住了。我问他像我这个情况，大学本科都没有读完，我怎么做科学研究呢？他很实事求是，他说这也没有什么神秘的，他说你最好开始做点人物研究。你找一个人，把他的资料系统地找全，再看看国内国外有多少人研究，既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你找一个人，去做人物研究。他说这个对你的锻炼很全面，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你做一个人物之后呢，可能你就有点信心了。后来1961年以后呢，我就选择张謇来进行人物研究。因为张謇东西太多了，我做了年谱长编，也做了各种文集的小型的辑录，也做了他一些未刊行稿笺注这样的一系列的工作，这样就写了《张謇传稿》。那么《张謇传稿》出来以后受到了一些好评，现在张謇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不能称为显学吧，也是一个相当受到重视的研究领域。而且学术界对于我做的南通研究和张謇研究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所以回想起来，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这样一个秘密，最早的提议还是出自于唐长孺先生。
后来我在六十年代，六三年、六四年、六五年在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呢，就在李岩先生工作的中华书局。我是中华书局的老作者，而且是中华书局培养出来的一代学者，是中华书局认可的，培养后备队伍，实际上就是“常驻”学者。它可以提供方便，住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利用他的图书啊，还有种种的优惠，金灿然同志、李侃同志也都在中华。在中华，我跟唐先生就接触更多了，唐先生在给二十四史做标点工作。我本来跟史学界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因为一个是我年轻的时候大学本科都没有读完，谈不上和学术界有交往。再一个，我当初很内向，不太会跟外界交往。唐先生就跟人介绍，主动介绍，让我有机会接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山东大学的王先生。王先生本来搞魏晋南北朝史，跟我关系也不是很大，这也是出自于唐先生给他的介绍。后来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唐先生又在标点了，标点的时候，“四人帮”利用学者，有时候利用教授，到处做这种“评法批儒”的报告。当时也曾经找过唐先生，但也有湖北的一个很好的老人，一个革命领导人李先念，李先念给唐先生打招呼。因为他知道唐先生是个读书人，对情况也不是很了解的。而且唐先生也是党员，也很服从的。他说：“回去、回去。”他用湖北话让唐先生回去。他说：“你不要在这里讲，要讲你回去讲。”唐先生就回来了。唐先生把这些话跟我们讲，当时我在北京，我们多少知道一点，就从他“回去回去”这两个字里多少知道一点，这北京是不好呆的，形势是比较复杂的。唐先生回来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吐鲁番文书，那就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自己的学科建设、学科发展联系在一起，那是最高的示范。我也因为这种种原因把唐先生作为我的学习榜样之一。
我今天来一方面是纪念唐先生，同时也纪念已经过去的，我没有能够参加他们任何纪念活动的这个第一代学者群体。我以生活在这个群体中的这种温馨、这种温暖，这种受提携，受教育而终之于生，成为一个还过得去的学者，而感念终身。谢谢！
注：章先生在“唐长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的致辞，根据录音整理。
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