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名潞是当年“八九现代艺术大展”的筹委会总负责人，作为知名的艺术评论家，在他看来，当年的大展有混乱也有喜悦，多年之后也逐渐被他人附加了许多不曾想到的“意义”。

20年后的纪念，他更在意的是，介绍当年艺术家去寻求与社会发生关系的精神。

中国新闻周刊：“八九现代艺术展”上的七个行为艺术让很多人记住了那次大展，但是在人们看来，你当初是反对行为艺术进入的。你当年对于那七个行为到底怎么看？

高名潞：当时美术馆答应办展览的时候，提出要求说不能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不能有黄色反动的。我觉得这都没问题，但是提了不能有行为艺术，我当时就说不能同意。因为虽然有争议，但是行为艺术也是“八五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最后双方都退一步，说可以用图片的方式展览行为艺术。

至于那七个行为艺术的出现，我的态度是，对于艺术家还是要保护，我对公安局解释，那是行为艺术，但是对艺术家私下我还是说要控制，因为要顾全大局。

中国新闻周刊：在美术馆做这个前卫艺术大展，是不是想要官方承认前卫艺术？

高名潞：进入美术馆就是为了能让前卫艺术进入主流这个阶层，主流不是说官方也不是说正统，是我觉得前卫艺术要占领一个阵地，不能边缘化。

中国新闻周刊：当年现代艺术大展进入中国美术馆，人们觉得是前卫艺术的登堂入室。其实进入美术馆是因为最初计划的农展馆没有谈拢，美术馆在1989年除夕时正好空置，你怎么解释它的意义？

高名潞：我觉得进入美术馆，偶然性和必然性都是有的。我们最早是计划1987年在农展馆做这个展览。但是赶上“反对自由化”，没有成。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谈判，我找了很多文化界的老先生支持才谈下来，得以进入中国美术馆。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代艺术展开幕式上，你的讲话，后来有人评价说有一种“革命胜利”的味道，前卫艺术进入美术馆，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前卫艺术的发展就少了很多障碍？

高名潞：当时我就是做成一个事的那种兴奋。就是觉得，这个事情这么难，这么长时间找不到主办方，自己搞又不行，最后终于都成了，也有点革命胜利的味道吧。但那个时候，每天都有很多事发生，我每天都处于紧急状态，根本想不到长远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那个大展的名字叫“不许掉头”，现在有人反思，那个大展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前卫先锋性的展览，但是却有了排座次的感觉，实际上是一个回顾展，已经掉头了？

高名潞：我们实际上是想做成一个新作展的，也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新作。但是实际上，到了1989年那会儿，有些创作已经不像1985、1986年了，除了徐冰等有一些新的东西，那些艺术群体的东西都比较弱了，有点强弩之末的感觉。

我不同意说那是一个回顾展，回顾展得说是已经参加过公开展览的、十年二十年前的作品，那次大展上也不过就是三年前的作品。而且以前从来没有大规模集中展览过。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过“八九现代艺术大展”里的很多东西，现在还都没有梳理清楚，20年之后再做纪念是不是还想把这些问题梳理清楚？

高名潞：“八九大展”上很多作品的理论问题都没有展开，后来开研讨会也只是谈“什么是前卫”“现代艺术的功能”之类的面上的大问题。我一直在说，其实深层次的对于当时前卫艺术内容的分析没有展开，但是那么长时间过去了，问题始终都在那。比如说“八九大展”和“八五新潮”之间的关系，八五、八六年和八八、八九年之间是有一个变化的，以及八九大展对于后来的前卫艺术发展是一个什么关系，现在还很想去探讨这个。

中国新闻周刊：20年过去了，再去纪念“八九现代艺术大展”，想要纪念的是什么呢？

高名潞：如果说要纪念当时的理想主义，我觉得没什么意思，现在也不是就没有理想主义了，只不过形式不一样。当时艺术家有一种不那么圈子化的想法，艺术要和社会发生关系，我觉得这个精神值得纪念。

现在的问题是，艺术家要和拍卖发生关系，和艺术产业化发生关系。其实这么多年来，西方的当代艺术一直把资本主义当成一个敌人的，但是我们还在蜜月期呢。这是当代艺术现在的一个瓶颈。如果说纪念就是要纪念当时“八九大展”突破圈子，扩大外延和社会发生关系，这是“八九大展”的精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