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性艺术，还主要是一种视觉艺术。”身为艺术策展人，夏可君现在的行程很满，他的艺术批评也很满——没有商讨和含混，直击问题核心。和他面谈，密集的词语，冷静的语气，扑面而来。“直到杜尚出现，才把艺术还原到个体上，出现了严格的个体艺术，但杜尚的问题也在于：过于服从于个体的身体性了，哪怕是加入福柯以来东方化的所谓身体修炼，也还仅仅是对西方个体性艺术过于暴力与过于表演性的某种冲淡与平衡，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面对艺术本身的问题。”
德国西南部有一个地方叫弗莱堡，弗莱堡有一个童话般的所在——黑森林。在黑森林杉树安详，苔藓恣肆的半山腰上，有一条窄窄的逶迤小路，歌德曾在此推敲“平仄”，黑格尔偶遇过来自密涅瓦河的“猫头鹰”，海德格尔在工作之余，走出托特瑙山的小木屋，或极目无边的蓝天白云，或漫步其中，思考存在。2002年，来自古老东方的夏可君，雄心勃勃地款步于“哲学家之路”，摩挲着路旁古旧的墙体。远处，蒂蒂湖畔布谷鸟的歌声婉转而来。
2001年，夏可君辞别了导师邓晓芒，离开武汉大学。在中山大学短暂的执教后，只身去国，负笈西行。2003年入德国弗莱堡大学，2005年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拜在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让·吕克·南希门下，援疑质理。2006年回国以来，夏可君先后出版了多部哲学和艺术著述，但他仍不太满意。他说，在混杂现代性的中国，怎样把前现代的传统、现代的城市生活传统和后现代虚拟的网络空间整合成一个新的形态，并提炼出一个精神形态，以超越这个时代，这是当前哲学家的任务。
“现在的艺术圈，谁人不识‘君’！”夏可君信心十足地说道。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一毕业，他就回国把艺术策展从广东做到了北京，去开拓更广阔的天空。艺术策展对他来说，一方面是在实践自己“虚薄”的艺术理念，另一方面也是夏可君返回世界的一种方式。他说：“我就像佛教徒一样，悲观地出世，离开这个世界去思考，做艺术就是返回世界。在做策展之前，我是一个比较拘谨的学者，找不到进入社会的道路。”
近年来，在艺术策展领域，夏可君敏锐的嗅觉和艺术直觉，赢得越来越多艺术家的尊重。要做的展览越来越多，要应付的事务亦应接不暇，属于个人的写作时间捉襟见肘。他失落地说：“至今我还没有推出我个人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但他立刻又举重若轻地、淡淡地补充道：“不过一定会有，并将被载入哲学史册。”
“余让”哲学的诞生
记者：你是如何与哲学结缘的？
夏可君：我对哲学的兴趣就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正值存在主义思潮和理想主义交杂期。14岁那年的暑假，我在一位叔叔家里读了第一部哲学著作——休谟的《人性论》， 当时就想和休谟一样做一个哲学英雄。接触萨特和海德格尔是之后不久的事，当时读不懂，但读不懂也要读。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要做个哲学家。90年代我也曾是个诗人，但感性的诗歌和理性的哲学实在难以平衡，读硕博的时候，基本就不写诗了。
记者：读博士之前对邓晓芒了解吗？
夏可君：我在高中时代就给邓老师写过信。当初我也想着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就给自己写了一个哲学提纲，寄给一个当时做哲学史最有名的老先生萧萐父。然后他就把我推荐给邓晓芒，邓老师还给我回了一封信，我至今保留。
记者：邓晓芒老师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夏可君：首先是他对启蒙理性的严谨介绍，他翻译了三大批判。他认为中国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即中国没有多少现代人。我们的思维方式要么是传统的，要么是混杂的，要么就是随便的。西方有很多严谨的对思维本身有所思维的人，对思维本身进行批判以求超越。我跟邓老师学了三年的康德，邓老师强调读书要句读，当时有十个人跟着邓老师学习，你读一段我读一段，自己读自己讲，三个小时读一页纸，很难很痛苦。后来我们终于会用康德的话说康德了。
其次，他曾经对我说：“夏可君，你要认真地过好每一天。”要是他没有过好每一天，是不会跟我讲这些话的，后来我就把他这句话当宗教信仰一样奉行。还有就是对身体的自我管理，即福柯说的对身体的关心。
他今年六十多了，还是每天做一百个俯卧撑，身体非常之好。他说自己以前也很懒惰，不愿意起床，但他觉得懒惰是人类最大的罪过。于是他就做俯卧撑，一天增加一个，最后做到一百，40年来，从不间断。邓老师的妹妹残雪，每天能坚持跑步二十里。做学问，写长篇小说需要体力，中国很多文人坚持不下来，就是身体不好。
记者：多年来，你的学术兴趣变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夏可君：我是做新儒学出身，最初我研究的是牟宗三，后来发现他没有解决好自然与自由的关系，李泽厚也没有，所以我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自然与自由的问题。要解决自然与自由，必须要清楚西方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为现代性就是西方带来的，所以我就去研究康德、研究海德格尔。于是在我完成中国哲学博士的论文提纲之后，转投邓老师门下，试图解决康德和海德格尔的关系。
我就把海德格尔“泰然让之”的“让”借过来，然后把我最喜欢的庄子的“游刃有余”的“余”的概念结合在一起，来解决自然与自由的关系问题。
“在德国，我找到了天空”
记者：在德法留学有何感受？
夏可君：我一直没找到大地，但在德国，我找到了天空。无论是在莱茵河峡谷，还是在山上天主教的修道院，都有地方可以祷告，灵修。夏季的德国，夜幕降临得晚，我会有几个小时的时间饕餮满天变幻的晚霞。我住在黑森林的脚下，位于德国西南部，靠近著名的哲学省巴登-巴登。在黑森林散步，我可以在小路上走两个小时的长径，遇不见一个人，可以把一个问题想穿了再回去：这在中国几乎不可能。
弗莱堡的哲学氛围浓郁，是亚洲学生朝圣的地方，王家新等诗人也都拜访过海德格尔的小木屋，海德格尔就是弗莱堡的“神”，也许还是“黑色的神”（关涉德意志阴郁的心灵）。在海德堡的博士研究班上，除了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其他大多是亚洲人，所以说海德格尔是德国的，是欧洲的，也是世界的，尤其是亚洲的。
已退休的哲学教授让·吕克·南希，他是德里达的学生，是解构的第二代，被认为是德里达解构精神的真正继承者。他的家在莱茵河左岸的斯特拉斯堡，我在他家里上课。他对我的影响更大，他和邓晓芒一样是我仅承认的两个老师之一。
记者：这么多年的哲学研究，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夏可君：整个二十世纪真正的中国现代哲学，是从熊十力开始的，然后到牟宗三到李泽厚、邓晓芒到第五代的我。我们都在面对康德哲学的困境，也是整个现代哲学的困境，即自然与自由的结合方式问题，因为自然不自由，自由也不自然。这是当代哲学的根本任务，启蒙之后怎么结合自然与自由，从熊十力到邓晓芒都在试图解决康德的自然与自由结合的可能性问题，至今未果。这是一个现代性的困境，启蒙之后，人类过于理性，过于重视技术，自然无处安放。
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自然。儒家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它把自然的生育转化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对于孝道的追求。这是儒家伦理的前提。道家主张人回到“天”，回到自然，减少人为，让自然来为。
佛教是一个超越性的宗教，最终也回到了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她通过禅宗，通过王维，最终回到山水画之中。出世和入世的中介是自然而非人，自然是一个凝聚点和真正的归宿。但在现代性里面，这个自然的维度被丢掉了，要么因为西方的技术，要么因为西方的理性，要么因为西方的宗教，要么就是所谓的自由民主，都对自然的维度有所忽视。
“现代性的转换，离不开康德”
记者：哲学家和思想者在实质上有什么差异？
夏可君：思想是一个很泛的提法，哲学也有思想，思想里也有哲学。思想家可以很随便，但是有启发性，有自己的思想脉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基本都是思想者，他们对自己的处境生存状态是有反思的。哲学家有两个条件，其一要有独一无二的概念提出，比如康德的“可能性”，莱布尼茨的“单子”，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海德格尔的“存在”和“礼物”，德里达的“书写”，若我是哲学家，我的概念是：“余”，“有余地”的“余”。其二，要有严谨的思维体系，哪怕是一个很随便的哲学家，他都有一个严谨的思维体系，像维特根斯坦。
记者：对李泽厚有何评价？
夏可君：他是那一代人里面唯一的哲学家，他从事的是真正的哲学思考，独立、自由、有真性情，想什么就说什么。早在1980年代，我就读过他的书，他是那一代人的唯一导师。他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把康德作为一个范型，要面对康德，不面对康德就证明你没有经过一个哲学思想的转换。中国人有智慧，但是缺少思想到严格的哲学的一个转换，康德是一个转换的枢纽，我们习惯把把哲学史思想史甚至文学史混为一谈。要形成哲学范型，要启蒙，要有现代性的转换，离不开康德。
记者：李泽厚、邓晓芒之后很难再出现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你觉得问题在哪里？
夏可君：其一，我们用三十年的时间，强行消化西方三百年的营养，人的思维自然剧烈动荡。思想需要定力，但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学得越多越不能思想，沦陷于模仿而爬不出来。这是混杂现代性导致的。其二是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浪潮，导致了就像李泽厚所说的“学术强盛，思想单纯”局面，进行严谨思想的人越来越少。其三，从1998年到2008年，重点争论是左中右的公共知识分子围绕公共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争论，而不是思想哲学，也导致哲学的式微。其四，德里达去世之后，西方回到内部了，跟东方对话少了。其五，中国的社会处境不太好，不够自由。不自由的土壤产生不了真正有思想的哲学之花，自由乃哲学之前提。
“我们传统的‘道’被现代性切断了
记者：为什么要做艺术批评和策展人？
夏可君：在艺术领域，要为中国艺术找一条出路，它必须与自然结合，所以我去做山水画，去做书法，宋明理学没有把“山水画”作为一个哲学主题，整个二十世纪也没有把山水画作为一个哲学对象。一个哲学家必须开拓一个新的领域，把这个新的领域演变成一个哲学概念，用来解决当代哲学当代艺术的危机。
我把中国化的书法从它与“书写”有关的自然维度代入到现代哲学现代艺术的困境中，这就是我的一个思考方向，所以这十年我主要在做当代艺术，我试图去推进中国当代艺术，通过自然，通过像中国文化的庭园，日本的枯山水，中国的屏风画以及墓地等，探讨更具有未来性的“虚托邦”（与托马斯·莫尔德的乌托邦、福柯的异托邦相对应），实现自然与自由的结合。
记者：你说过中国当代艺术根本就未发生，不怕得罪艺术圈的朋友？
夏可君：不会。艺术有三个层面，我的艺术观观照的是整个大艺术。第一个是技术层面，从徐悲鸿一直到1985年以前，都在学习西方的写实“技术”；此后是“艺术”阶段，对西方的各种艺术观念的吸收；现在理应是“道”的道术阶段，但中国目前没有“道”，“道”是一个更高的世界观原理的贡献。
从1840年以来，在中国大陆的文化，没有贡献出根本性的任何东西，从文化技术到思想哲学，都没有。我们当然要经过一个抄袭西方、模仿西方的过程，但我们没有创造性的转换。我们传统的“道”被现代性切断了，我们只得到技术和艺术而无“道术”。
但我不拒绝对很多当代艺术家的推崇，尤其是跟自然和自由相关的艺术家，“有余地”的自然与自由结合的艺术就是未来的“道术”。比如说老一辈的邱世华、尚扬、梁铨，中年一代的有姜吉安、刘国夫、陈光武，桑火尧，年青一代的田卫、王爱君与关晶晶，等等，跟“虚薄”有关的，跟“虚托邦”有关的，这是我策展推的一个方向。
目前中国艺术的整体状态就是一个混杂现代性的产物，因为有前现代传统、有现代主义、有后现代观念艺术、装置艺术等，用三十年的时间把西方三百年的东西压缩在一起，一定是混杂的。我们希望能贡献出一个新的普遍性的原理，它是中国的但又不限于中国，与传统有关，但又不仅仅是传统的一个原理范式，这是一个未竟的挑战。
记者：你怎么评价拍出天价的艺术作品？
夏可君：我们的当代艺术不能反商业。艺术有三个逻辑，一个是创作逻辑，这个与天赋才气有关；一个是批评家的逻辑，是不是真的按照学术标准去评价；其三是商业逻辑。这三个逻辑从来都不会契合，价格和价值不对等。资本家喜欢什么样的作品，我推什么样的艺术家，我就要跟资本家协调沟通。如果一个展览能够保证80%的学术质量即有80%的作品是我自己定的，就已经很好。中国至今没有出现伟大的整体性艺术，只有当它出来了，我们才知道标准。
记者：你对自己艺术策展人身份有什么感受？
夏可君：他就像导演一样，要四处进行调动，既要做学术，又要做公关。在做策展之前，我是一个比较拘谨的学者，找不到进入社会的道路。我正式进入这个行当已有七年，我决心要建立一个艺术理论，准确且迥异其他理论。我还要继续寻找跟我的艺术理论对应的好的艺术家，不对应即无效。我的“虚薄”，我的“虚托邦”要想是有效的，必须要有艺术家跟它对上。我的理论和他们的创作是和谐的互动，在互相启发中前进的，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