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哈佛大学的政治哲学家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访问上海，在复旦大学作了一场讲座，引发一阵狂潮。作为亲历者，我有义务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也作为【读品】本期“政治哲学专题”的一个小小的导言。事实上，这已经是桑德尔教授第二次访问复旦了。两年前他就来过，万俊人教授陪着他在中国走了一圈。万教授介绍说，桑德尔原先并没有巡回演讲的计划，于是万教授就搬出老前辈杜威的例子，告诉他，杜威曾在中国巡回演讲，红极一时，影响了一代中国学人。桑德尔闻之大有兴趣，于是也精心准备了一组演讲，踏上了中国之旅。桑德尔那一次的巡回演讲并不是很成功，所以我们至今仍未能看到他的演讲整理出版，这一点比起德里达与哈贝马斯都要逊色不少。听说当年北大清华的学生们都对这位顶着哈佛招牌的学者不太感冒，他唯有在西安受到热烈欢迎，然而能搞清楚他做什么的听众还是不多。我原先就读过《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但印象不深，觉得他既没有麦金泰尔那么虔信，也没有沃尔泽那么沉稳，不读也罢。后来突然接到任务，要陪桑德尔看看上海，吓得我赶紧翻出这本书，又买来应奇教授主编的《公民共和主义》做比较。读着读着，对于他的“无牵无挂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倒嚼出了一点滋味。但是见面以后才发现，桑德尔十分内敛，不愿多说，问一句答一句。他介绍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在生物伦理上面，对过去的社群主义/共和主义的研究倒不想多说什么。后来我认真读他的《民主的不满》才有些理解，他对现实不满，对美国不满，主张退回到共同体内部。我还问他为何严厉批评功利主义哲学，他答曰，因为美国人个个都是功利主义者。我却想，中国人何尝不是个个都为功利主义者。只是个人权利都无法保障的前提下，“民主的不满”对于中国人还是太奢侈了罢。那一次，韦森教授安排桑德尔与恰在复旦的杜维明教授作了一场对谈，听众不少。我听下面观众的议论，几乎全是冲着杜维明而来。杜维明也不负众望，妙语如珠，特别是把“君子和而不同”与“和谐社会”联系在一起，赢得热烈的掌声。而桑德尔的话不多，我主要记住两点。第一，他认为美国真正的道德风险来自市场。第二，他主张通过争论而形成卢梭意义上的“公意”。

桑德尔走后，我才开始比较认真地对待他的工作。应该说，集中起来对抗自由主义（包括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差异很大的学者）政治哲学的社群主义阵营已不存在。麦金泰尔打一开始就没打算认真对付罗尔斯和《正义论》，他的代表作《追寻美德》只在开头虚晃一枪，点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些困难，然后就彻底转向自己心仪的中世纪美德去了。另一位老牌政治哲学家（亦算得上桑德尔半个老师）的查尔斯·泰勒也早早放弃政治哲学，转入神学。沃尔泽、金里卡等学者都有了自己的新方向，桑德尔亦然。然而后两年，我不断听到有人介绍桑德尔在哈佛的公选课《正义》。据说这是哈佛最受欢迎的课程，有时人数太多，只能到市政厅去上课。而且本科教师桑德尔的名气越来越大，已经逐渐盖过了政治哲学家桑德尔的影响，专门有人将他的视频置于网上，供世界各地的学生下载学习。去年9月，哈佛大学两位学者阿马蒂亚·森与桑德尔不约而同地出版了《正义观》和《正义》，向罗尔斯的《正义论》致敬。我读到以后很兴奋，怕中国读者忽略它，特地写了书评来介绍。这次见了桑德尔才知道，我的这些顾虑纯属多余。《正义》刚一出版，中信出版社就以极高的价格购得版权，目前不知哪位学者正在翻译，中文版很快就能与读者见面了。今年春节之后，我听说桑德尔教授又将访华，内心颇为高兴，又能当面向他请教问题了。而就在这段时间，我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他的《正义》视频。比如著名网友和菜头就专门写了文章推荐，我又听一个大报的编辑说，近期他们整个编辑部都在观看和讨论桑德尔的教学视频。我上网一查，才知道桑德尔的这些视频早已被国人上传至土豆、优酷等大众视频网站，更有人专门为视频配上了英文和中文字幕。有了字幕，看桑德尔的课程，真如看电影一般过瘾。桑德尔看来喜欢效仿苏格拉底。他的课堂，一般是由他先讲一个故事，然后由学生进行发言讨论。学生观点总是五花八门，桑德尔熟练地把握着讨论方向，故意将学生由直觉得出的结论推向极致、引发争议，从而锻炼听众“道德思考”的能力。他的语速比较慢，逻辑却很清晰，不会让人不知所云。同时，《正义》也是以案例和推理为主，不需要什么专业背景，也不涉及什么学术术语。更重要的是，他是不折不扣的哈佛教授。这一切条件，都让广大白领有了目标和参照对象。一个朋友向我解释，桑德尔的《正义》门槛低，形式活，又用英语，让观众很快就有“我也哈佛了”的错觉，这就是桑德尔在中国迅速窜红的原因。

这次桑德尔在复旦的讲座，反响之大，令我瞠目。学校里照例提前几天贴出海报，豆瓣上也有人做了宣传，响应的人似乎并不很多。校方也做了许诺，会在网上直播，准备也算得充分。可到了演讲那天，虽然晚上6点半才开始演讲，但是1点多就陆续有人来占座位，3点之前就已经把座位都占满，而到了6点前后，更是连报告厅外面的大厅都积满了人，整个经济学院围得水泄不通。在这种气场下，好不容易挤进会场的桑德尔教授也充分展示出明星气质，优雅、自信以及幽默。不知桑德尔是事先准备还是临时改变，没有做长时间的主题演讲，而是复制了一堂《正义》课。他问起有多少人看过《正义》视频时，下面的人齐刷刷把手举了起来。于是，观众有了配合上课的基础。桑德尔要讲案例了，下面观众窃窃私语，就像在猜想桑德尔会表演哪个节目一样。桑德尔说，我们今天不谈卡车撞人的案例，哄堂大笑，因为这是《正义》视频里第一堂课的内容，每个人都看过很多遍。商量了半天，桑德尔决定主讲“救生船案例”，演出正式开始。既然是苏格拉底式的讨论，就需要听众配合。复旦同学的英语都非常好，踊跃地配合桑德尔教授的表演。有两个女生站出来坚持美德论的视角，另一个男生看似天真地坚持功利主义视角，桑德尔潇洒地引导美德论主义者去攻击功利主义者，不断收获掌声和笑声。在一个恰当的时机，桑德尔收回话题，总结了“什么是正义”的演讲主题。听众看到了预期的节目，抱以极端热烈的掌声。韦森教授通知大家，明年也许有机会邀请桑德尔来复旦开设《正义》，给大家上演全本的《正义》，下面更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学者（而且还是持英语的学者）获得如此热烈的欢迎。不得不让人反思，政治哲学在中国火了吗？ 我一直认为，只有“真”、“善”、“美”才算得上真正的哲学问题，而政治哲学主要就研究其中的“善”。政治哲学涉及无数种价值（正义，公平，自由，权利，福利等），又涉及古今中外无数学者（上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下至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按照桑德尔等一批学者的看法，大致有三种研究进路，分别是美德论、道义论和后果论。桑德尔主张的公民共和主义，主要是偏向美德论的进路，但是他也对道义论（康德、罗尔斯）和后果论（密尔、帕菲特）的思想非常尊重。无论《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还是新近出版的《正义》，都对康德和密尔赋予大量的篇幅。更重要的是，他上课使用的这种反诘法，往往是后果论者最多使用的，这也体现出他与其他许多美德论者（如麦金泰尔）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诺齐克、帕非特等人都特别喜欢这种讲故事的方法。特别是帕菲特的代表作《理与人》，完全以故事衔接，是西方极受欢迎的政治哲学教科书。后果论者并不害怕结论的不一致性，那只是说明了世界本身的荒谬性，我们又有什么可以惭愧的。帕菲特在《理与人》的一开始就表示，幸福（快乐）主义者早就知道，当以幸福为目标的时候，幸福反而更加难以得到。如果我最强烈的愿望是自己的幸福，那我可能比有其他更强烈的愿望本来会有的幸福更少。换句话说，如果我最强烈的愿望是别的什么人的幸福的话，我或许会更加幸福。因而，幸福主义是自败的（self-defeated）。再举一个更形象的例子，也是来自帕菲特。凯特是一位作家。她最强烈的愿望是使她的著作尽可能地完美。由于她如此在意她的著作质量，她发觉自己的工作很有回报。如果她写好书的愿望弱一些的话，她会发现自己的工作相当乏味。于是她接受了幸福主义，相信：如果她的最强烈的愿望是她的书尽可能完美的话，对她来说更好。可是她的愿望过于强烈，工作过于卖力，以至于拖垮了身体，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觉得郁闷。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凯特是否应该抱有如此强烈的把书写好的信念？回答是：如果凯特如此信念，她会工作过度，拖垮身体，让自己陷入郁闷；如果凯特减弱信念强度，她就不会那么卖力工作，但会觉得自己的工作索然无味，结果可能会更糟。两者权衡，凯特应该如此强烈的信念，那会直接提高她的幸福，虽然会以间接方式削减她的幸福。这也证明了，功利主义经常是自败的。后果论者不讳言自身理论“自败”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该理论得以“败而不溃”。许多美德论者却无法接受“自败”特征。比如国朝某著名古典政治哲学大师，以为抓住以赛亚·伯林一处“自败”的论述，攻击整个自由主义理论的崩溃。殊不知罗蒂和纳斯邦等学者早已在不同地方谈论过这一问题，罗蒂表示，那些要追求自败话语明确结论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形而上学主义者，本身就不懂也不配谈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而桑德尔并不忌讳这种苏格拉底式教学（同时也是典型的美国式教学），表现出他与其他美德论者不同的胸襟。

在一个后罗尔斯时代，大师凋零的时代，政治哲学的矛盾性和斗争性正在凸显。很难再有罗尔斯《正义论》这样成体系的巨著，即使有了，也很难适应环境的剧烈变化。罗尔斯晚年立场一改再改、一退再退就是明证。今天，多数有保守倾向的英美政治哲学家如帕菲特、斯坎伦等（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桑德尔）都逐渐退回书斋。而另一部分左翼政治哲学家如霍耐特、南希·弗雷泽等变得更为激进。南希·弗雷泽去年来过中国，也造成很大的震动，她当时的演讲主题就是“反规范的正义”，主张从“再分配、承认和代表制”这三个领域的反抗中收获正义。桑德尔主张通过对话，在共同体中收获正义；弗雷泽主张通过反抗，在斗争中收获正义。两者对比，颇为有趣。这个导言已经够长，更多论述还是请读者细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