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和转型中大国，它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面对既有经济学理论、大国发展实践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组关系如果处理得好，既有利于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又能够为人类共同的一些问题提供来自中国的方案，还能够增进在全球文明多元互鉴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贡献。
关于文化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最近有一篇非常重要的完整的研究总结，同时，李辉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经世之用、革故鼎新和情理交融是中国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文化的三大基因，是与市场经济相融的。在此基础上，我仅就和合文化与中国经济（学）的关系，以及有可能由此而产生的学术和实践价值做一些进一步的阐述。
一、经济学和经济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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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理论是建立于分散的个体决策及相应的市场交易和契约制度基础之上的。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说明，市场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配置资源的结果并不能达到一级最优(firstbest)。即使通过机制设计来优化资源配置，也只能达到次级最优(secondbest)。经济学理论还探讨了很多在正式契约之下资源配置有可能进一步优化的可能性，例如无限次重复博弈可能得到合作解，又例如声誉机制，等等。
然而理论上可能存在的优化配置的合作解在现实中却往往遇到巨大的困难。例如，个人是短视的，这使得人天然有行为短期化的可能性。除了人天然的短视之外，还有一些现实情况会加强行为的短期化和非合作行为的产生。例如，在人口流动性特别强的发展阶段，一个人在特定地方生活的时间不长，因而有可能在人际交往中采取机会主义的做法。再比如，地方行政长官的任期不长也有可能会导致政府行为的短期化。人口流动和地方行政长官的任期较短相叠加，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投资回报期较长且具有跨地区正外部性的公共品投入不足，尤其是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教育。
除了国内事务有可能会出现分散决策之下的非最优结果之外，在国际事务中，由于非合作行为所导致的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国家间如何在气候变化、国家安全、产业链分工、维持和平发展等方面进行合作，现状也始终是不尽如人意的。
在遇到上述问题时，协调机制就变得尤其重要。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协调机制是在基层社会发挥作用的，宗族的角色非常重要。但在古代中国，尤其明朝之后，宗族被作为专制集权深入基层的治理工具。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这种农业社会时期的治理机制已经被现代化进程和人口大范围流动所瓦解，构建及完善市场机制与法制体系成为更合适的选择。
在当代中国治理中，中央层面的协调机制在很多跨地区的重大事务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又例如大运河申遗、长江流域的综合治理和跨地区的污染防治，这些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协调，都很难办成。近年来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越来越强调城市群的作用，也同样涉及跨省和跨市的协调问题。例如，长三角一体化正在碰到传统体制下按省和市的辖区进行规划管理和资源配置的体制障碍，跨省协调机制虽然逐步建立起来，但仍有很多难题有待攻坚，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以市为单位的国土空间规划制约了一体化的都市圈建设。当然，协调机制要起到良性的作用，本身应以尽可能充分的信息和多元诉求的包容性为前提。
二、中国和合文化
无论是市场机制下的契约和法律，还是行政协调机制，作为正式制度安排的协调机制对于处理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显然是重要的。而文化则能够成为协调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基础，使得相关主体能够相信最终协调的结果，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与发挥非正式制度的协调作用相对应的是传统的和合文化。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过程中各元素、要素的优质成分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和合并不是否定矛盾、冲突和差异，而是认为通过协调、合作、包容可以找到多方共赢的方案。和合与多元是一体两面，和合包容是内在精神，多元一体是外在表现。
中国有历史悠久的和合文化。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他的弟子有若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也提倡人和，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孔子提出“和而不同”，不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了国与国、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秦汉以来，世俗文化各家、各种宗教文化、甚至宗教文化与世俗儒家文化之间也讲和合。各种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相互融合，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衍和发展。
当代学者也对和合文化有诸多提倡。例如，钱穆说：“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张岱年说：“许多不同的事物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谓之和，和可以说是多样性的统一。”汤一介认为，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争取“和平共处”，必须实现“共同发展”。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调整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的关系，要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而在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中，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和谐”观念的资源。
和合文化不仅存在于中国古代及当今思想家的表述当中，也存在于中国古代的治理实践当中。和合策略是在多方势力均衡的情况下，给各方势力或者一个国家带来最大利益的一个选择。王导、王阳明等中国古代政治家都有过“和合”的治国理念的表述。比如东晋王导提出“绥抚新旧”（《资治通鉴》），明代王阳明提出“协合乡民”（《南赣乡约》）。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古代史中，在统治阶层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和合策略是有局限性的，它所达到的结果并不是现代社会中人民福祉的最大化。
人类共同发展目标是追求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但市场经济本身和中国转型期的一些体制并不能自动实现这些目标，而和合文化有利于促成人类发展目标的实现。随着中国对于国内高质量发展的追求，和对于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追求，和合文化在以下几个方面应该发挥出它的新的生命力：第一，和合文化与中国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所追求的和平、公平和正义相一致；第二，和合文化与中国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相一致；第三，在国家治理方面，它与中国的共同体意识相一致。为了做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要厘清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李辉文认为，文化对应着不同民族的个性，是使不同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的因素，而文明则对应着各民族发展趋势的共性，推动着各民族之间趋同的因素；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存在差异，但无所谓高下和优劣，而文明则存在着进步和退步的概念。因此，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对应的是“转型”，而文明对应的是“进步”。
在实践上，和合文化可以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秩序构建发挥多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一，对内有利于推动国家的安定团结和各方的利益共赢。市场竞争在保证效率的同时，可能会导致地区间、群体间和个人间的利益矛盾，和合文化可以与正式的法律和契约制度相互补充，使市场经济得到良性的发展。举例来说，在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由于不同地区的发展条件差异很大，而劳动力流动使得地区间人均GDP趋同的作用又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因此，在中央协调之下进行的地区间结对帮扶就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省际合作帮扶”对边疆民族欠发达地区的扶贫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
第二，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利于提倡文明的互鉴，反对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从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潮流。自美国“9·11”事件以来，又尤其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民族主义抬头，国际纠纷增加，地区冲突频现，中华和合文化可提供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思想理论的指导，有利于人类文明从冲突走向互鉴。和合文化还有利于获得中华民族和海外华人的广泛认同，既有利于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差异，又能够以“和”来增进中华民族及海外华人的大团结。
三、和合文化的适用性与经济学一般性
和合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是兼容的。和合文化并不排除市场机制下个体的理性决策，但它也的确面临着个体的分散决策对于合作解造成的负面影响。问题在于即便在个体分散决策基础上，可以借由机制设计达成合作解，在执行层面仍然需要有机制设计的主体，同时也要有共同体意识作为前提条件，而不是说喊和合文化的口号就可以化解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合作问题。
和合文化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征，但合作机制却非中国独有，弘扬传统文化要避免唯我独尊。在有些问题上，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些协调机制，甚至于比中国做得更早，比如跨区域（甚至跨国）发展的协调机制，都市圈跨行政单位的规划，国际上有很多成功经验。在文化相关的理论上，和合包容的文明具有普世性，西方文化虽然更重个人主义，但并非完全忽视和谐。例如，面对一度流行的“文明的冲突”论，诺贝尔奖得主森提出，不应以单一身份划分人，并进而形成不同身份人群之间的冲突。
在肯定和合文化的积极效应的同时，也要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和合文化有可能导致一些负面影响。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群体合作和谐的强调，可能会导致个体层面的激励不足，甚至导致个体权益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要重视对为集体利益而牺牲的个体利益的补偿。第二，如果和合文化的强调仅仅是为了减少社会矛盾而不顾资源配置的效率，非常容易产生个体层面的搭便车和卸责行为。从长期来看，这会使社会群体的预期发生变化，反而有可能不利于合作出现。即便短期内有可能出现合作解，也可能最终让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群的不负责任行为而“买单”，造成结果的不公平。例如，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金融机构代发了很多由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理财产品，而且人们在购买的时候是被告知有风险的，但人们仍然相信政府背书的理财产品不会有风险。事后，如果这些理财产品对应的项目回报低，最终无法兑付，很多人仍然会找政府。如果此时政府为了稳定，用财政收入来兜底，实际上就是用公共财政为不负责的个体行为和低效率的政府投资“买单”，这事实上对社会中对自己负责的群体是不公平的。
在实践层面，和合文化和相应的协调机制本身也要有自己的边界，文化只能作为润滑剂，使市场和政府更好地发挥它们的功能，而不能用文化来模糊市场与政府的合理边界。如果面临社会矛盾，政府试图依托和合文化作为化解矛盾之道，反而有可能导致正式制度中的不合作。例如，在地区间关系方面，中国社会总是在试图避免经济活动和相应的税收向优势地区集聚，甚至曾经在建设用地的分配方面向欠发达地区和小城市倾斜，这似乎可以让地区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但结果却导致每个地方都更要最大化本地的经济规模和税收，反而不利于要素跨地区流动和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对于中国当前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挑战和问题，要区分其不同的性质，使得和合文化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有一些问题的确是市场经济自身很难解决的，需要基于和合文化的协调机制去寻找解决方案。例如，跨地区的公共品提供、污染防治等，这些方面中国做得比较好。第二种问题是中国自己从计划经济时期传承下来的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此类问题不是通过文化或者协调机制就能够解决的，而需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例如，对于权力寻租问题，不能以和合文化回避矛盾，而要减少行政权力对于资源配置的不当干预。再例如，在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中，要在文化上提倡，更要在制度上加强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但是，中国存在的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问题，与金融抑制和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有关，这不是文化上的提倡可以改变的。第三种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新问题，比如说数字经济、科技进步、气候变化等领域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以更合理高效的全球治理，实现和平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这方面，和合文化可以在全球治理中发扬光大。
四、结语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本文试图从和合文化的角度去阐述传统文化与当代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中国所需要的经济学，必须结合现代经济学理论、当代中国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精髓的吸取，就能够自动地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和问题。厘清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的关联只是重要的一步，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方面齐头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