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写春秋，立百年潮头，淘沉沙，惊四海，尽数风流，廓清迷雾昭日月；
丹心忧党国，编三代史记，秉直笔，扫千军，力排众议，长留正气在人间。
以上是2003年郑惠兄去世的时候，我和同班好友张信传兄在他灵前敬献的一首挽联。它多少映照了郑惠这个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忠实于历史真相的“史官”和有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的“秀才”一生的重要业绩和风骨。
著当代“春秋”
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郑惠既以他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经历写下了自己青年的热血“春秋”；改革开放后，他作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负责人之一，以“齐太史简、晋董狐笔”的精神，长期研究和撰写中共党史，协同著名的党史权威胡绳、龚育之，为中共党史梳理了主要的脉络，留下了比较权威的史论和丰富的资料文献。正如他对一位年轻的学者访谈时说的：“搞历史（党史），必须老老实实，认认真真，一定要把真实的历史呈现在后人面前。限于当时的实际，可以有所保留，但绝对不可以篡改……做人也是一样，保存真实是不容易的，但也是最珍贵的！”（参阅刘永辉：《一番教诲益终生——追忆党史专家郑惠先生》）
1994年，郑惠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担任了党史学会的副会长。他的好友龚育之说，郑惠熟悉党史，又熟悉编辑工作。他曾经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参与主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编写，参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参与主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编写和《胡乔木文集》、《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的编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过，到了党史研究室，又先后主编过《党史通讯》和《中共党史研究》。退到二线后，还想为党史事业发挥“余热”。经胡绳建议创办《百年潮》，郑惠自告奋勇，承担社长重任，从筹备到出刊，自筹资金（没有财政拨款），自配人员（单位只给两个定编人员），自办发行 （不可能用行政命令摊派），郑惠操尽了心，费尽了力。（参见龚育之：《胡绳、郑惠、杨天石：〈百年潮〉创业三君子》，载《学习时报》2006年1月9日）
毋庸讳言，由于各种政治限制及认识的局限，历来写当代史是最受拘束的。郑惠担任《百年潮》杂志社长后，就力图借这块园地，秉笔直书，还原事实真相，廓清历史迷雾。《百年潮》创刊，提出了八字方针：“信史，实学，新知，美文。”他力排众议，去伪存真，冒风险发表不少真实可信的篇章，使人耳目一新。该杂志成为当时最受读者欢迎和信任的期刊之一。
郑惠小档案
郑惠 （1928-2003），原名刘观恩，1928年生于湖南省武冈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1948年进入冀东 解放区，任《新唐山日报》编辑。1949年9月入新华社新闻学校干部训练班学习。1950年起，他先后在新闻总署研究室、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刊编辑室、中共 中央政治研究室、红旗杂志社、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1983年，调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先后任室务委员、副主任。1994年至 1999年，他担任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筹备和创办了《百年潮》杂志。郑惠参加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1982年宪法、党的十二大报告等重要文件的起草，还参与了《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编写和修改工作。
我和郑惠同志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就相识的，那时他是北京大学文科的学生，我是清华大学工科的学生，都是1947年入学的。我是通过他在清华求学的弟弟刘观丰认识他的。
（刘观丰是清华经济系学生，后为社科院近代史专家、副所长；郑惠原名刘观恩，去解放区后改名）我们都是湖南人，有同乡之谊。我和观丰与我的同班同学张信传（时为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著名工业经济学家）、朱镕基（地下新青联盟员）和其他七八位同学共居一室，号称“明斋117”的“共产主义”小集体。117室的成员都是同乡，又大都是地下党员或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盟员（彼此心照不宣）。有一天观丰陪我们这几个“战友”去城内北大（四院），与郑惠相见。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我们谈了些家乡近况，交换了一些有关时局和学运的情况与看法。郑惠在北大接触面广，信息灵通，我们获益良多。
117室友中，张信传主编《晓露》地下油印报，向家乡的中学生宣传革命形势和学运情况。朱镕基也参与撰稿和刻蜡版。我参与编辑、刻写大字标题，不过我的主要精力放在电机系地下党和新青联的工作上。张履谦（电机系同学、地下党员）则忙于工友夜校社团事务（他后来参与“两弹一星”工程，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观丰是117 的“室长”，全室生活的总管家（那时因内战阻隔，我们的家庭经济来源断绝，就将私人存款和衣物交“公”，相互接济，共度时艰，号称是实行“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而观丰就主管此事）。郑惠对我们的活动也很关心，支持我们办《晓露》，并且还给这个油印报撰稿，记得他写了一篇介绍他的老师、进步教授向达先生的文章，颇受好评。可是不久他就去解放区了。
主持《百年潮》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党中央宣传部门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红旗》杂志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处工作，我在清华大学党委会工作，各忙各的，很少见面。以后各种政治运动又把我们隔开了。
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与他一起参加过一些理论研讨会，接触才多起来。后来，他多次约我为《百年潮》撰稿，联系较密。正如龚育之在回忆郑惠的文章中说的，郑惠担任社长，却做了许多主编的工作，“亲自登门约稿，笑嘻嘻地同你谈，跟你磨，不拿到稿子决不罢休，不少稿子还亲自动手编辑和修改。《百年潮》一出世，就显得很有生气，很有看头，在史学界和热心读史的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好评”。
这期间，他约我写过两篇重头文章，他自己也费了不少力气，花心思出题目，谈思路，精心修改，两篇文章发表后反响甚佳，我也获益不少。
一是约我写一篇记叙朱镕基大学时代参加学运的往事。由头是他见到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总理在回答有关人权问题的提问时，讲到他曾经对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这句机智的回答，并未否认当今中国人权事业还有待改善，但却把奥氏居高临下的气焰煞下去了。郑惠以其新闻记者般的敏锐触觉，认为正可借此机会介绍朱镕基青年时代的革命生涯，就出题让我这个最接近他的老同学老朋友，以亲身经历来印证、诠释他这句话。我欣然应命，以新中国成立前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为背景，撰文回忆了朱镕基参加当时地下党领导的争民主、争人权斗争，以及我介绍他加入党所领导的地下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勇敢地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情景。并述及他在1949年10月入党 （我当时是电机系党支部副书记，很高兴又作了介绍人），临近毕业的那一学期还当选清华学生会主席 （我们班为他组织了“竞选团”），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展现出他的爱国激情和领导才能等等鲜为人知的经历。郑惠对文稿作了仔细的推敲修饰，并题名为《争民主争人权斗争中的朱镕基—— 一个老同学的回忆》，发表在《百年潮》1999年第4期上，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兴趣。
我撰写的另一篇文章是《从人治走向法治——五十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曲折经历》。这篇文章，以我从事法学与法治工作所了解的情况和对各次政治运动的亲身经历为主线，评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法治与人权上的严重失误和艰难转变的过程。全文有一万余字，我写完初稿就因事去美国了，把文稿留给他删改。
这篇文章颇多敏感之处。各节的小标题是：毛泽东的“人治底下的群治”；早期司法改革的消极后果；胡风一案是典型的违宪事件；反右时政法界沦为重灾区；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年代；彻底砸烂法制的十年……只要看这些标题，就可见出它的锋芒了。
我原以为该文难以发表，不抱奢望。不想我回国时，该文已刊登在《百年潮》1999年第7期上。文章删改为约一万字，有些字句做了处理，那些我认为的“锋芒”，不仅保留，甚至比我的原稿还尖锐，有的地方还加上了郑惠本人耳闻目睹的史实和观点。这是出乎我意料，也是让我惊喜的。我也是老主编了，却很少像他这样费心思去修改别人的文章。我想，这也许是郑惠长期为中央起草文件，已养成字斟句酌反复修改的习惯；对修改我这个比较亲近、彼此信任的乡友的文章，也无所顾忌；更主要的是考虑到该文对吸取历史教训有重要意义，而力争发表出来。
果然，该文发表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报刊、网站纷纷全文转载或摘载，读者，包括我久失联系的同学、朋友也来电、来信赞赏。他“为人作嫁”的编辑劳动总算没有白费。
策划编撰《朱镕基走向中南海之路》
郑惠在去世前几年比较操心的一件事，是主持出版记述朱镕基同志的经历实录。这是他久萦于怀的事。
前总理朱镕基是他从小的故交，且有亲戚之谊。郑惠作为党史专家，以其专业的敏感和对中国当代史的使命感，觉得有必要也有责任把他所亲密接触过的朱镕基，特别是他青少年时代的成长过程，向世人作尽量真实全面的介绍，使大家了解他经历了怎样的磨炼和考验；也使后来者能从中得到一些宝贵的人生经验和启示。于是就有了编写《朱镕基走向中南海之路》这本书的心愿。
对编写本书，郑惠进行了多年的酝酿。他首先找我商谈，又约请刘观丰、张信传和谢明干 （朱在国家经委工作时的同事）组成编委会，并邀请青年作家周汉城担任本书的采写人和主笔，刘兴利（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研究室主任）负责本书编务。为此他召开了多次编委会，确定全书指导思想和大纲及体裁，并提供资料和线索，委托周汉城采写。
按郑惠和编委们的意思，本书不企图给朱立传，只是记载朱的亲友和同学、同事们回忆与朱镕基相处的日子里的一些情况，涉及的时间跨度限于朱镕基青少年时代到他出任上海市长以前 （所以出版社定书名为 《朱镕基走向中南海之路》）。周汉城在采写时，根据亲友们提供的线索，到朱镕基的老家和他所读过的中学、大学，遍访有关人士，获得第一手资料。书中记述的许多是首次公开的史实。同时，亲友、同学们又翻箱倒柜找出大量从未面世的有关朱镕基在中学时代的成绩单、老照片等等，可以说是独家材料，弥足珍贵。编写旨意在于记述朱如何从一介平民、书生成长为国家栋梁，其间所经历的坎坷曲折的道路。全书虽不是系统的传记，也算尽量理出了朱镕基成长的轨迹。撰稿前采访、搜集了四十余人的口述历史和大量的档案、照片，澄清了许多以讹传讹的史实，不乏生动感人的故事。如朱的中学时代的逃难生活，大学时代参加革命的经历，1957年怎样被错划为右派的，朱在石油部廊坊管道工程中的经历，等等，都是过去未曾公开的。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真实、详尽、实事求是地记录了朱之成长过程。过去港台出版的一些朱的传记作品，因受作者本人经历和资料所限，大都根据一些不确切的文字资料和传闻，有不少凭空的推断和臆想，诸多失实。该书比之海内外某些道听途说或主观臆断的作品，超出多多。行文亦颇生动可读。应当说，这本书可算是有关朱镕基从出生到他知天命之年的第一本实录。而这都是郑惠抱病筹划和精心指导的成果。
虽然朱镕基有其独特的个性与个人生活道路，为他人所难以企及；但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毕竟反映了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共同的遭遇和命运，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许多足以引起共鸣的人世沧桑，读之或令人击节赞叹，或使人扼腕痛惜，或肃然起敬，或有所反思。
令人遗憾和痛惜的是，在该书即将杀青之时，郑惠却撒手尘寰，溘然长逝。病重时，他还在医院审阅该书手稿的个别章节，留下遗言：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好出版。
该书历时三年，写成初稿，经编委会成员分章审改，由我负责全书的统改审定。本来书的序言应是郑惠撰写，他在弥留之际，嘱咐由我代笔。我以“易耀旗”（117的谐音）的笔名写了序，序中代表117室的同学、战友，缅怀郑惠主持编撰该书的辛劳和贡献，不胜钦敬和怀念。
朱镕基听到传闻，误以为我们要替他作传，还特地亲笔写信来阻止。但郑惠和我们觉得，领导人的谦虚谨慎，令人尊敬；但我们作为民间人士行使言论出版自由，并不违规违纪，不必受此拘束；原稿也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专家审阅过，一位资深的老研究员仔细阅读了全稿，并对有的章节作了一些重要删改，予以好评；何况编写出版中央领导人传记类的书也有先例可循，我们这部书也只相当于亲友的回忆，而非正式的传记。据此诸多理由，在郑惠的带领下，我们坚持付梓。经郑惠多方设法，亲自找出版社，最后交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于2003年7月在香港出版发行。
由此，本书的出版有了双重意义：一则主要是为我们的共和国和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留下一些珍贵的史料，给世人留下一些思考，给青少年们一个生动的教材 ；二则也是用以纪念和缅怀郑惠同志，了却他久久萦怀的宿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