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病榻上的殷海光曾在与其学生谈话中提及心灵与大脑的区分，认为前者是“价值的主司，是感情的泉源，是信仰的动力，是人类融为一体的基础”，而后者的要求是“精确、明晰、严格；要求对客观经验世界的认知作系统化”，面对二战后经济复苏而精神一片荒芜的世界，殷海光先生忧心忡忡地指出：“实在说来，存在主义所要对致的问题是心灵而非大脑。现代人大脑过于发达，而心灵一点儿也不充实，而且愈来愈空虚。这是时代的根本问题。有些人用神话热狂、意识形态来医治心灵，结果造成‘非理性的人’，要医治非理性的人，就必须要求理性。这是今天人类必须努力的一个方向。”

作家史铁生的死，之所以在华人世界激荡起如此持久、广泛的哀痛、追思与反省，正在于他是当代中国知识人群体中罕见地直面殷海光先生所谓“时代的根本问题”的人，他用四十年的时光反复地追问生存意义之根基，真诚地面对生死之间的存在之疑问，在这样一个艰苦备尝的过程中，他的心灵生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这种心灵生命不是文艺青年的滥情与伤感，更不是当今诸多大陆知识人沾沾自喜的自恋与自我宽恕，而是用头脑的智慧“介入”到这个时代的最根本的症结处，因自身之偶然性的悲剧命运而生发出的不懈的追问，因此，可以说，史铁生是知识人群体中难得一见的将大脑的智慧，与心灵的广博融合在一起的人（这从他对刘小枫和陈嘉映的嘉许亦可察知。刘注重灵魂与心灵之滋养，而陈的清明理性与理知能力更是为知识界推崇）没有前者的指引，心灵容易被肉身、肉欲乃至一切名缰利锁牵引而泛滥无归，而没有后者作为精神动力，则头脑的智慧极易误入歧途，成就的是大奸大恶，即韦伯所言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悲惨世界，或者就是随波逐流的阿伦特所言的“平庸的邪恶”。

史铁生是红卫兵一代，这一代人的心灵史的成长，与殷海光先生所言及的“神话热狂、意识形态”难以切割，意识形态造就了这一代人的反叛性格，而意识形态的溃灭，更滋长了这一代人的虚无主义，而这种与极权主义藕断丝连的意识形态，往往被贴上了理想主义的标签被神圣化和崇高化。不同的人面对共同经历的这个群众运动与意识形态相互刺激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立场与历史记忆的形式，有些人在现实的挫败中无限感伤地召唤这个时代的重临人间，有些人在名利双收、左右逢源的顺畅中得意洋洋地诉说青春无悔，还有些人持久地生活在对这个时代的怨恨之中而难以自拔，却将个体的责任在受害者甚或受难者的名义下，轻轻搁置在法不责众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史铁生是少见的将个体所遭逢的时代经验、生存的荒诞感、历史意识，转化成个体不断地返回那个时代，以及介入当下中国最深层的精神危机的红卫兵一代幸存者之一，他既不因为个人性的职业成就而违背良知地美化一场“信仰的灾难”（史铁生语），更不会因为对当代中国的犬儒主义、拜金主义的痛恨，而将另一个充斥暴力与蒙昧的时代圣洁化、乌托邦化。

他在精神的挣扎中，试图将文革与后文革两个时代的内在血脉梳理清楚，他的身上无疑流淌着红卫兵一代反抗现实的理想主义血液，他将红卫兵一代鄙视世俗、崇尚精神的气质发挥到了极致，可与此同时，他对于摇晃在红卫兵辉煌背影之后的权力争夺的痕迹、意识形态的狂热，也有着一份卓越的警醒与自觉。史铁生对自己的红卫兵史反思说：“我不敢反对，也想不好该不该反对，但知不能去反对，反对的效果必如牛反对拖犁和马反对拉车一般。我心里兼着恐惧、迷茫、沮丧或者还有一些同情。他也上山下乡，在山里放牛，青天黄土，‘上山下乡’三十多年过去，对他意味着什么呢？历史只会记住那是一次在‘我们’的旗帜下对个人选择的强制。再过三十年，再过一百年，历史越往前走越会删除很多细节，使本质凸现：那是一次信仰的灾难。”他在与青年法学家萧翰的通信中，对此有着更深刻的反省，“要紧的不在有无信仰与圣徒，而在有什么样的信仰和为着什么的圣徒。施特劳斯说过这样的意思：到处都有文化，但非到处都有文明。这逻辑应该也适用于信仰与圣徒。恐怖主义和专制主义，论坚定一点都不比圣徒差，想必也是因为有着强足的精神养源。那天我们说过，‘精神’一词已被败坏，不确定能养出什么来。尤其是贬低着思想的‘精神’，最易被时髦掏空，空到里面什么都没有，进而又什么都可以是。”红卫兵就是标榜精神崇尚信仰的一代人，那种摧毁文化、伤害知识人的如霜雪般的冰冷和坚定，在刘小枫《记恋冬妮娅》、徐干生的《文革纪略》、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等著述中都有着深入而令人触目惊心的记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铁生坚持自由思想的重要，没有思想自由之支撑，精神就极可能成为意识形态的图腾而酿造人间苦难。

史铁生的存在，标志着即使在一个史华慈所言的“普罗米修斯-浮士德精神”弥漫的功利化、物欲化的世界，精神生活仍然是保持了其完整的可能性的，非但可能，而且可以通过个体的不断的回向“史与思”，而向精神的腹地更深入地爬掘。这让所有在一种所谓现实主义的逻辑之中（这种逻辑的表现形式就是体制如此，没办法、大家都如此等等遁词），轻易地放弃对生命之意义的深层叩问、对于所谓时代精神、主流生活之批判性的认知以及对于历史的知性上的诚实的责任的我们，不免悚然一惊。在浏览网上以及平面媒体上的纪念史铁生的文字时，我发觉了一个惊人的误读，而这种误读发生在一个具有标杆意义的精神性的作家的离世之时，更让我觉得异常的悲哀。包括史铁生的诸多作家朋友以及网友，大都将史铁生的精神生活的文本记录，解读成了一种励志式的心灵鸡汤，庸俗化为一种自强不息、身残志坚的人格楷模，变成了芸芸众生面对人世间不可避免的苦难时的精神抚慰，甚至，某些人在史铁生的一生里寻找的不是精神生活不断开掘的心灵动力与人格自觉，而是对自身肢体健全而灵魂残缺的窃窃自喜。这种模式化的认知方式，其实是对史铁生的精神生命的漠视与隔膜。

史铁生的深邃与敏锐，与其二十一岁那年的变故无疑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我们却不能说是瘫痪造就了史铁生，只能说这是一个神赐的契机，让苦难以急剧变态的形式重创了一个青年的人生轨迹，而导致其不断地向心灵世界凝聚，而这种内向式的自反，却并不是以牺牲对这个变动时代的认知、理解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恰恰相反，史铁生因为身体空间的拘束，恰恰打开了另外一个无限广阔而宁静的生命空间。在这种空间里，人生是一个审美的、诗意的过程，人生超越了个体的苦难，而对于所有苦难获得了一种万物静观皆自得的静美，而在这种静观中，史铁生觉悟到了什么才是构成人生意义最重要的底色。肉身是有限的，而精神是无垠的，史深切地认知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残缺的，残缺感，其实也就是一种存在主义的人生态度，正如加缪所言，人生不是要生活得最好，而是要生活得最多，对于一个崇尚自由和美的人来说，苦痛的剧烈度，与生命的纯度以及厚度恰恰成正比。这种生理意义上的残缺感，成就的却是史铁生心理意义上的宗教感，因为残缺，而更加热爱这个世界，及这人世间，这看似矛盾，却有着温润的人情逻辑。史铁生在一封通信中这样陈述他对于爱的哲学的理解：“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对惩罚之地的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它看成锤炼之地。既是锤炼之地，便有了一种猜想——灵魂曾经不在这里，灵魂也不止于这里，我们是途经这里！宇宙那宏大浑然的消息被分割进肉体，成为一个个有限或残缺，从而体会爱的必要。”苦难不是生长出报复的正义，或者自我否定生命意志的虚无感，而是推导出源源不绝如缕的温情与爱意，怪不得很多人说史铁生是明朗而安宁的存在，他的肉体在苦海中挣扎，而其灵魂却如地坛公园的荒草古树般安宁悠远！

对生命痛苦有着精深思索的叔本华说过：“一种极高超的人物性格总带有几份沉默伤感的色彩，而这种伤感决不是什么对于日常不如意的事常有的厌恶之心（这会是一种不高尚的气质，甚至还令人担心是否存心不良），而是从认识中产生的一种意识，意识着一切身外之物的空虚，意识着一切生命的痛苦，不只是意识着自己的痛苦。但是，必须由于自己本人经历的痛苦，尤其是一次巨大的痛苦，才能唤起这种认识。”巨大的痛苦确实让史铁生意识到了生命的脆薄和空无，残疾后的他也曾经数度自杀未遂，个人化的痛苦才是切身的经验，是其反复回转的精神上的赤地，一切人生感悟从此生发出来而荡漾开去。叔本华给痛苦的人类开出的解药是洞察一切苦痛后的冷静与清寂，类似于佛门弟子的皈依空门，而其中又融合了理性的认知。史铁生却是从个体的苦难中生长出一种爱的哲学，美的哲学，过程的哲学。正如诸多作家在回忆中所言，史铁生是爱笑的宽厚温和的作家，他不是用一个也不宽恕的怨恨来标榜自我的深刻、尖锐与遗世独立，而是用涓涓细流的精神养分来滋润人世间干渴的灵魂的天使，这精神养分决不是他博览群书后用超人的智慧融为一炉锻造出来的，而是在时时刻刻的生死契阔的存在感中一点一滴地结晶而成的，正因为此，它才显得弥足珍贵，更难能可贵的是，正如许纪霖教授在《另一种理想主义》中所指出的那样，史铁生与张承志、张炜等红卫兵一代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是张挂着反抗时代的猎猎大旗而居高临下地面对受难而堕落的大众（单一化的为反抗而反抗往往造就的是与反抗对象的惊人的一致，无论是思维、行为还是话语方式），而是在大众中一起感同身受地体会这个时代在巨变中的隐痛与暗疾，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在人间的，而非凌驾于人间的，就此而言，史铁生更像一个儒家知识分子，温厚、纯笃而有着一份亲切、自然的淑世情怀。这就像晚年殷海光所言，他不是在反抗这个时代，而是在超越这个时代。史铁生同样如此，在他的所有文字里，你读不到反抗的剧烈与悲情，你体会到的是超越，超越自身的生理局限，超越自身的自怨自艾，超越这个时代的癫狂与迷离，超越一己所寄托的时空而向无限广阔的精神世界漫游。思想者是有福的人，即此而言，史铁生是福分不浅的尘世跋涉者。

史铁生在《好运设计》一文中曾如此袒露其人生哲学：“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但这虚无与绝望难道不会使你痛苦吗？是的，除非你为此痛苦，除非这痛苦足够大，大得不可消灭大得不可动摇，除非这样你才能甘心从目的转向过程，从对目的的焦虑转向对过程的关注，除非这样的痛苦与你同在，永远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史铁生从来不讳言自己的软弱，软弱同样意味着灵性生长的可能，帕斯卡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芦苇的根性就是软弱甚至脆弱的，这正如史铁生的身躯，而思想却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这正如史铁生的精神。晚年殷海光面对台湾市场经济崛起后知识界的鱼龙混杂，曾呼唤一种“隔离的智慧”：“在文化市场上叫嚣的那些人，都是时代的蜉蝣。我们要透过时代的雾，看未来。这样，更能显现知识的光芒。我们需要隔离的智慧，才能显现自己的独特性。隔离的第一个方式是withdraw，这不是萎缩，乃是保存能力，培养工作的力量。”如果说殷海光是一种主动的隔离，或者说自我边缘化的话，那么史铁生因为人生的变故而不得不隔离于这个蜉蝣喧嚣的世界，用一种持久而坚韧的心力不断地内卷，同时又向外开放做思想的探险者，给这个时代留下了一份弥漫着心灵独特性的精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