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东剧变即将迎来十周年。过去十年，中东政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体现在秩序、意识形态、模式三个维度。中东正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地区权力正发生深远转移。在美国相对衰落的同时，俄罗斯等其他外部新势力以及地区大国乘势而起。传统的地区权力体系遭到颠覆，联盟体系解体，国家碎片化，以政权为中心的国家权力结构面临非国家行为体的严峻挑战。秩序崩溃伴随着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新自由主义在中东狂飙突进时代已告终结，民主、人权、选举、世俗化等传统叙事正在被正义、发展、稳定、改革等新的话语体系所取代。以土耳其、埃及、沙特和伊朗为代表的传统发展模式正悄然转型。中东地区政治的急剧转型反映了当下全球秩序的变迁及其所带来的地区反应，同时也凸显了中东政治中新一轮自主意识的兴起，开启政治上自我否定与自我重建的新进程。
关键词：中东政治；地区秩序；意识形态；政治发展模式
作者简介：唐志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重点学科“大国与中东关系”主持人（北京100101）。
中东剧变爆发至今已近走过十年历程。过去十年，中东诸多方面均发生了剧烈变化。学界从宏观或国别层面对中东剧变的原因、表现及影响等作了较多探讨，但究竟中东剧变给该地区或国家带来了哪些变化，需要学界进行持续思考。中东剧变对中东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还在持续发展中，更长远的效应还需更长时段来考察。以十年为一个周期，从政治秩序之变迁、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发展模式的演化三个视角对过去十年中东政治发展开展深入研究，以期找出规律性变化，或许对于我们预测未来事态发展和地区走势有所助益。
秩序之变：权力的转移与“后美国时代”
国际秩序是指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权力格局以及一整套规则、规范和制度。依照这一概念，中东秩序是指对中东具有重要影响的域内外势力之间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地区格局以及与此相关的规则、规范和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东秩序简而言之就是奥斯曼帝国秩序，从北非到阿拉伯半岛，再到两河流域，基本都在奥斯曼帝国疆域之内。伊朗处于奥斯曼体系之外，保持相对独立存在。虽然奥斯曼帝国秩序面临来自西欧列强以及内部反叛的巨大威胁，但仍能勉强维持生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战败瓦解，奥斯曼秩序轰然崩塌，并被所谓的赛克斯—皮柯体系所取代，欧洲开始主导中东并分割了奥斯曼领土。二战后，随着英、法的急剧衰落，其地位转由美、苏接替，中东由殖民体系转向冷战背景下的两极对抗体系。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确立。中东自然也被纳入这一体系，美国主导的中东新秩序形成。进入21世纪后，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经受了多次严重冲击，从“九一一”事件到伊拉克战争，从伊朗核问题到中东剧变，一次次撞击使得这一秩序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开启了中东秩序的“后美国时代”。其鲜明特征是，美国主导地位开始发生动摇，美国对中东地区事务的领导、控制、引导、塑造能力出现衰退、弱化，对中东国家政局、地区发展方向、地区安全与稳定、地区秩序安排等方面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下降。可以说，中东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地区秩序视角看，第一，自中东剧变以来，主要域外大国在力量对比方面发生巨大变化，传统势力均衡被打破。这突出表现在美降俄升、西退东进和“一降两升”上。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在中东影响力下降。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孤立主义上升，不愿再深陷中东，不愿过度担负所谓全球领导责任，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与中、俄的大国竞争。与中东近邻的欧盟则陷入内外交困境地，无力在中东发力，欧盟一手打造的“地中海联盟”实际已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东之乱祸及欧洲，非法移民、难民潮、恐怖主义一波又一波，欧洲内部同时还面临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和右翼力量上升等一系列重大危机。俄罗斯则借叙利亚战争等中东之乱积极重返中东，全面拓展与中东各国关系，极大提升了地区影响力，在冷战结束30年后再度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角。来自亚洲的中国、印度和日本在中东的影响力也呈明显上升趋势。日本安倍首相多次出访中东，积极参与调解美国与伊朗矛盾，甚至破天荒地派军舰赴波斯湾参加护航。印度莫迪政府由传统的“东向”政策转向东西兼顾，又推出“西向”政策（Look West Policy），大力加强与伊朗、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关系。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也有重大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稳步推进。
第二，域内国家力量此消彼长，国家间关系严重失调，新的地区性大国兴起，具体表现在：传统地区权力中心发生转移，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的中心地位逐步让位给安卡拉、利雅得、阿布扎比、特拉维夫和德黑兰。与3个非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相比，阿拉伯国家集体失色，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还被3个非阿拉伯国家所主导。沙特、阿联酋、埃及与伊朗、土耳其在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国激烈交锋，主要原因就是抵制非阿拉伯国家对阿拉伯内部事务的干涉。在西亚北非两大板块中，北非处于颓势，且内向化、非洲化趋势明显。除了摩洛哥等日益非洲化外，像埃及这样的阿拉伯世界“领头羊”也日益将非洲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在阿拉伯世界板块中，海湾阿拉伯国家兴起，形成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三大地区性中心力量。
第三，传统的地区规则、规范和制度受到严重冲击，中东稳定的主要支柱被撼动。美国在中东的乱作为、不作为以及持续战略收缩，构成了中东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来源。美国几乎放弃了过去几十年其中东战略的五大支柱——保障能源供应；与地区主要国家结盟并保障其安全；推动巴以和平；反恐；促进中东民主与自由。冷战结束后，中东和平进程是中东稳定的主要基石。而特朗普政府亲手摧毁了中东和平进程得以存活的主要原则和基石：“以土地换和平”“两国论”，公开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主权，允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承认非法定居点的合法地位。美国对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也显著下降，在关键时刻不愿向海湾盟友提供安全保护。2019年，沙特重大石油设施遭到无人机打击，波斯湾多次发生商船遭袭击事件，充当地区反恐先锋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遭美国抛弃，都是典型事例。这也导致美国与其在中东长期所依赖的四大支柱国家（埃及、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的盟友关系开始崩塌。地区间国家关系出现大分化，传统盟友与伙伴关系发生剧烈调整并进行重组，其中最关键的是美国与盟友关系的疏离以及土耳其与埃及、沙特、阿联酋、以色列四国由伙伴到对手的关系逆转。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阿联酋—沙特—巴林—以色列—美国五国反伊朗地区联盟的形成，土耳其、伊朗和卡塔尔三国结成保守伊斯兰准联盟，以伊朗为核心的地区什叶派联盟形成，海合会出现分裂，这四大事件的发展对地区秩序则造成严重冲击。作为海湾以及中东稳定的主要支柱之一的海合会，其成员持续繁荣与团结合作出现动摇，卡塔尔与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三国分道扬镳，严重破坏了海湾地区的政治秩序和稳定。与此同时，民族主义、部族主义、宗派主义、极端主义持续兴起，冲击传统国家边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并在整个地区肆虐，库尔德民族主义持续上升就是典型例证。
第四，从国家层面看，各国内部政治生态与政治秩序发生诸多重要变化。其中，最重要变化主要体现在五方面：其一，中东多国陷入混乱无序，或政局动荡，或陷入冲突和战争，被迫进行权力的结构性根本改造或重大重组，如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突尼斯、也门。其二，政治力量去中心化、多极化、多元化和分散化趋势明显。传统政党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地区多个长期执政的“老大”政党黯然失色，意识形态多元化并带来政党的多样化。“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王朝和家族式的卡特尔不能继续；终身制总统和完全缺乏责任的领导走到了尽头。”部族、民兵、非政府组织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传统权力关系与政治运行模式日渐改变，如官民关系、政教关系、军政关系等。“大众政治”盛行，民粹主义政治思潮上升，宫廷政治或精英政治有所收敛。技术进步加速了权力的扩散和转移，社交媒体爆炸式增长，青年群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发言权显获提升。除少数国家外，宗教力量在多国政治发展中作用上升。军队的作用在社会动荡中日益凸显，整体呈上升趋势，有的甚至走上前台（如埃及）。其四，跨国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冲击地区政治秩序。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冲突抬升了部落的作用，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三国尤为突出。武装民兵组织在地区扩散，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的冲突中发挥显著作用，并塑造着国家的内政外交形态。在伊拉克，武装民兵正在发生类似黎巴嫩真主党的变化，随着反恐战争告一段落，开始积极谋求进入政治舞台。伊朗支持的跨国什叶派民兵网络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挥重要作用。跨国雇佣军在中东战争的崛起已成为当前中东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从利比亚到叙利亚，活跃着大批国际雇佣军。以极端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导的恐怖组织在地区范围内活动，如“伊斯兰国”对地区构成严重安全挑战，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埃及和利比亚等国活动猖獗。可以说，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对国际关系及地区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其五，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进入加速转型期。海合会六国普遍面临王位继承危机、代际危机、经济转型危机及社会革命危机。沙特、阿联酋、阿曼等国面临政治权力体系的结构性重组和权力中心的转移。沙特王室政治发生重大改变，兄终弟及继承制度被终结，萨勒曼王朝正在取代沙特王朝。
总之，当前中东秩序呈现的主要特征是动荡、混乱、无序和不确定性。“后美国时代”的中东是约瑟夫·奈所言的一种“新封建主义（Neo-feudalism）的混乱秩序”，犹如中东版的春秋战国时代。
意识形态之变：从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到身份政治的兴起
意识形态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通常，我们把它看做是一定团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等。过去数十年来，中东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一直非常激烈，贯穿四条主线:美国霸权主义与反美主义之争、西方自由民主主义与反全球化和反西方化的本土民族主义之争、世俗化与伊斯兰主义之争、犹太复国主义与反犹主义之争。这四方面的重大斗争在多方面深刻影响着中东政治与社会、中东的和平与发展之走势。本质上，围绕这四条主线斗争的底色是中东国家对有尊严的民族主义之强烈追求，反映了它们对强加的外来主义和政治秩序的抵抗。
不过，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特别是中东剧变以来地区与国家政治发生急剧变化。中东秩序塌陷的同时，主导意识形态也在崩塌，地区意识形态呈现真空化和多元化。阿拉伯民族主义走向衰落，而国家民族主义在上升。伊斯兰主义发生严重分化，极端主义日益被主流政治力量所排斥，而温和伊斯兰主义在上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东长期流行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失去势头，导致地区出现意识形态真空和意识形态混乱。中东政治话语体系也随之发生明显改变。
第一，新自由主义在中东从理论到实践走下神坛。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模式，也是一种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中东大行其道。西方全力推动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全球化、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五化”进程，急欲将中东纳入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推行全球反恐战，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两场地区战争，企图对“大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中东走上巅峰。但随着中东地区进入“后美国时代”，它不仅意味着美国走向相对衰落，还象征着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新自由主义这一主导意识形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被迫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并放弃在中东进行的所谓“民主改造”。从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中东新威权主义上升，政府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主导作用增强，这一切均表明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在中东遭遇了重大挫败。事实上，中东剧变就是美国在中东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恶果。正如艾琳·考克斯所言，2011年埃及“一·二五”革命的爆发是新自由主义实施30年的结果，贫困、两极分化等现象加剧了阶级对立。在新自由主义退缩的同时，中东显现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在政治上，新威权主义出现，动荡之中民众呼唤稳定和强有力的政府。一项阿拉伯民调显示，高达42%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世界还没有做好践行西式民主模式的准备，34%的人认为民主意味着无力决策和相互争吵。在他们理解的民主中，稳定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在经济上，从波斯湾到北非，从土耳其到伊拉克，政府主导发展经济模式受到欢迎，各国纷纷推出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推动再工业化，如沙特的“2030愿景”。全球秩序的变迁、逆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经济与金融危机、国际能源格局的转移，对中东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传统经济发展思想和模式遭遇挑战，这也影响到政府对政治治理模式的调整。
第二，主流话语体系正在由自由、民主向公平、正义、发展更替。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自由、民主、世俗化是过去几十年中东政治的主流话语，自由化、民主化、世俗化也是地区政治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和核心。上述思潮在国家治理中则体现为进行所谓的民主选举，打压伊斯兰政治组织。但是新自由主义在中东遭遇严重水土不服，西方国家的强行推进导致恶果连连：政局动荡，两极分化，贫富鸿沟加大，制造业发展停滞不前并被纳入到中心—边缘的西方世界体系、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遭到严重侵蚀，等等。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核心是资本向中东社会各领域渗透，强调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以西方文化价值观渗透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对此，中东的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直竭力抗争，试图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独立性、独特性。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西方化在中东曾长盛不衰。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伊朗伊斯兰革命，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均带有反西方的成分。21世纪初，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和摩洛哥的正义与发展党（PJD）分别赢得大选，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实证。中东剧变被称为“大饼革命”，反映了民众更渴求面包、正义。正义、发展、温和伊斯兰已经取代自由、民主、世俗化，成为地区政治的新潮流、新标识。地区很多政党纷纷效仿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成立新的政党，打着正义、发展的旗号，关注民生诉求，积极参与政治，争取民众，并在选举中取得不俗成绩，如摩洛哥的正义与发展党、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Ennahda）、利比亚的正义与发展党（J&C）、索马里的正义与发展党（JDP）。突尼斯的复兴党和利比亚的萨拉杰政府甚至公开宣称以土耳其正发党为学习榜样。
第三，反美主义、反犹主义和反西方的政治叙事正发生改变。自二战后，反犹、反美和反西方一直是中东政治的主要潮流。从中东战争到美苏冷战，从萨达姆的伊拉克到卡扎菲的利比亚，从叙利亚到伊朗，从穆斯林兄弟会到“基地”组织，无一不是这一主题的现实呈现。不过，历史走到今天，这一潮流已悄然改变。巴勒斯坦问题曾是中东反美、反犹的主因。如今虽然巴以和平仍未实现，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已发生历史性变化。巴勒斯坦问题过去被视为中东问题的核心，但是这一核心地位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世界日益边缘化，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开始和以色列接触与交往。沙特和阿联酋甚至携手以色列共同对抗伊朗。即使特朗普政府推出极端亲以的所谓“世纪交易”，在阿拉伯世界也没有遭到激烈反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态度虚实不一”。反美主义的叙事也大致如此。过去，反美主义一直是地区政治的主题，反对美国的地区霸权秩序是中东政治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中东的特色政治之一。现今，反美主义声音在降低，美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已不再是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这与美国在中东日益收缩、中东进入“后美国时代”、地区国家间矛盾与冲突日益增多有莫大关系。与“基地”组织不同，“伊斯兰国”不再以反美、反西方为中心任务和标志性口号，这也是当今全球伊斯兰极端组织发展的共性与重要趋势。
第四，政治伊斯兰发展呈现新特点。中东剧变爆发后，中东地区的政治伊斯兰发展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其一，政治伊斯兰的生存与活动空间大大扩充，官方和民间对政治伊斯兰接受度增大。除埃及外，中东地区大多数国家取消了过去对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打压政策。新的伊斯兰政党在各国纷纷成立，与此同时，老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结束秘密活动，开始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突尼斯、利比亚和摩洛哥的伊斯兰政党甚至一度上台执政。其二，政治伊斯兰日益被视为一种符合地区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的发展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世界日益形成一个共识：在政治上排斥伊斯兰因素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必须接纳并允许其参与政治。在是否支持本国实行政教分离制度这一问题上，有阿拉伯民调显示，支持比例为42%，而反对政教分离的为41%。土耳其一项民调显示，2008~2018年间，自视为传统保守派人士比例由37%上升到了45%，“现代派”人士由31%下降到29%，宗教保守派由32%下降到25%。这“一升两降”反映了宗教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变化，这一变化在整个地区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显示了宗教影响的扩大和对温和宗教的接受度上升。其三，伊斯兰政党对民主、自由和世俗化等西方概念有了新的认识和解释，总体上接受世俗民主制，但强调伊斯兰特色民主。它们对自由的定义曾经几乎是一元化的解释，一元化主要是指西方对自由化的定义占据主导地位。现今出现了多样化的不同解释。即使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也主张“自由和正义”，成立“自由和正义党”，也未排斥世俗民主制。地区的伊斯兰政党大多效仿土耳其的正发党，以正发党领导的“新土耳其模式”为榜样。其四，形成以土耳其—卡塔尔为轴心的伊斯兰政治联盟新图景。长期以来，中东的政教关系或政治伊斯兰主要有四种类型：伊朗的政教合一模式、沙特的由王室主导的政教合作型模式、以地下活动为主的穆斯林兄弟会模式、“基地”组织模式。其中，伊朗一直是中东政治伊斯兰的一个轴心。不过，目前伊朗的这一轴心地位正被土耳其—卡塔尔轴心所取代。近年来，土耳其和卡塔尔已在地区结成基于共同支持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盟，双方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高度共识，在实践上也共同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北非各国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土、卡联手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并不惜与埃及、沙特和阿联酋交恶。土、卡还大力支持突尼斯和利比亚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并与哈马斯、真主党保持密切关系。而在意识形态上，土、卡两国又与伊朗形成了准意识形态联盟，同时也是反沙特的准政治联盟。实际上，中东已经形成两个政治伊斯兰的轴心,即伊朗、土耳其—卡塔尔。
第五，身份政治凸显，民族、部族、宗教、国家的身份被再次定义。一般而言，身份认同总是与危机相伴。身份政治既是危机的反应，也是酝酿新危机和放大既有冲突的种子。在地区失序和动荡大背景下，寻找新的政治认同成为保障安全、维护利益、确定新坐标的重要路径和策略。过去十年,中东身份政治的发展在四个方面比较突出。其一，国家新身份得以重新打造。比如，土耳其由凯末尔主义向埃尔多安主义的“新土耳其”转型；阿联酋由政治中立的商业国转向有着充当地区大国野心的中东“小斯巴达”。2020年8月，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阿联酋在海湾国家中率先勇敢迈出这一步，固然有地缘政治考虑，出于遏制伊朗的安全需求，但这一事件的背后与阿联酋国家身份重塑和地区作用再定位有很大关系。阿联酋事实上的统治者、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MBZ）雄心勃勃，决心放弃传统的商业立国和外交中立的基本国策，塑造一个全新的阿联酋，使阿联酋成为地区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中心。同时，他对地区也有新的设想，意欲打造一个新中东，并担任地区主要领导者。积极参与地区政治、安全事务，遏制土耳其和伊朗对阿拉伯世界事务的渗透和干预，改变与以色列的关系，这些都是穆罕默德王储地区雄伟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沙特则在萨勒曼国王父子带路下开始打造一个“新沙特”。其二，沙特的民族主义兴起。“新沙特”带有祛除过度宗教化的意味,与土耳其的去世俗化正好相反。沙特在中东是一个特殊的政权，是王权和宗教紧密合作的混合物，其主要特性是宗教因素在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十分突出，瓦哈比主义将各部落凝聚在一起。沙特国王的首要称谓也是“两个圣地的监护人”，因此，沙特本质上并非一个民族国家。这一特性既是沙特的优势，也潜藏着巨大政治风险。因此，自萨勒曼国王父子执政以来，面对地区性变革以及政治伊斯兰势力上升的巨大压力，他们开始重新塑造沙特。穆罕默德·萨勒曼王储着力打造新沙特，建设一个民族国家，以民族主义压制伊斯兰主义，坚定地将穆斯林兄弟会列为恐怖组织。这一民族主义倾向偏离了以往的伊斯兰主义，对沙特的内政外交有着重大影响。其三，教派主义、部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肆虐，基于民族、部族、宗教等不同身份的地区冲突愈演愈烈。以沙特为首的伊斯兰逊尼派与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两大阵营冲突日趋激烈，由冷战演变为热战，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等多地爆发“代理人战争”。在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部族势力上升。“伊斯兰国”快速崛起，并很快蔓延至整个地区。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的变化推动了民族主义的抬头。其四，库尔德人身份政治重建取得重要进展。库尔德人主要聚居在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人口达3 000万之多。长期以来，库尔德人一直面临“我是谁”的重大身份危机，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三国库尔德少数民族身份长期不被承认，民族文化特性遭压制。库尔德人与本国中央政府有着激烈冲突，族际关系紧张。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实现了自治，解决了身份危机。在过去十年，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解决身份危机方面也取得积极进展。两国政府都承认了库尔德人的存在，允许库尔德语言文化的使用和传播。中东剧变孕育了“库尔德之春”。
模式之变：“土耳其模式”与“沙特模式”的转型
在20世纪，政治模式的选择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大多数国家在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双重压力下均面临重大民族生存危机，被迫重建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以期凤凰涅槃、救亡图存。作为一种制度和体系，政治模式的背后涉及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一国政治模式的确定，既关乎一国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也对国际关系和地区安全有着重要影响。
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东，作为地区国家效仿的国家模式大体有四个：土耳其、埃及、伊朗、沙特。土耳其实行世俗主义的共和民主制，被视为彻底西化和世俗化的典型。埃及也实行世俗主义的共和民主制，但其世俗化、民主化程度远不及土耳其，并被视为威权国家。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属于一种独特的伊斯兰民主制。沙特作为君主制国家，长期被视为保守主义伊斯兰国家典型。这四种类型对不同国家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形成了一个同质圈。进入21世纪后，这四类国家模式的吸引力出现了不同变化。总体上，伊朗模式和埃及模式吸引力并无太大变化。埃及进入“后穆巴拉克时期”之后，其政治制度和统治模式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塞西政权依然被视为威权主义的典型。因受制于伊美关系以及其独特的教法学家统治模式，伊朗模式对外输出也面临很大障碍。相比较而言，土耳其和沙特两种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型，其吸引力和影响力呈上升之势。
“土耳其模式”在中东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都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不少国家都以土耳其为政治改革或革命的效仿对象。不过，作为一种模式，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不尽相同，其影响也不一样。从历史发展来看，“土耳其模式”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23~1945年）是激烈改革时期。这一时期，凯末尔彻底西化的改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超出了地区之外，对整个亚洲国家都有广泛影响。很多遭受殖民侵略的东方国家寻求通过改革和自我革命来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强盛，遂不同程度地观察、学习土耳其的经验。伊朗是当时中东地区学习土耳其改革的先锋，伊朗领导人甚至亲赴土耳其深入学习考察。第二阶段（1945~1990年）是“土耳其模式”冻结阶段。这一时期，由于美、苏对抗，土耳其加入北约，中东地区政治分化严重，再加上土耳其内部政局持续动荡，“土耳其模式”吸引力并不突出，未能发挥出示范作用。土耳其一心西向，也无意对外输出模式。第三阶段（1991~2010年）是“土耳其模式”政治化时期。这一时期，“土耳其模式”具有特殊政治含义。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及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得以最终确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大行其道。随着美、苏作为两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走向终结，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与冲突急剧上升。“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以大中东为主战场，希望“民主改造”伊斯兰世界。在此背景下，作为伊斯兰国家融入西方世界典型的土耳其之作用凸显出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成功建立世俗民主制的典型，是伊斯兰世界融入西方世界的样板，是伊斯兰教与西方民主兼容的最佳案例。为此，西方国家积极宣传，向伊斯兰世界推介土耳其模式，希望中东国家学习、借鉴“土耳其模式”，最终实现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和平演变”。第四阶段（2011年至今）是“土耳其模式”的再造。中东剧变以来，随着中东陷入大动荡，中东秩序开始崩塌，土耳其也开始以新形象示人。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2002年上台执政。执政的第一个十年，可以说是正义与发展党蛰伏时期。从第二个十年开始，埃尔多安开始重新打造土耳其，在内政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改造军队并削弱军人干政传统、建立总统制、提升伊斯兰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修正对西方“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以打造一个符合土耳其国情的新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埃尔多安的改革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设定的国家道路，偏离了世俗化、民主化和西方化的方向。在西方国家看来，埃尔多安的集权实际上就是“独裁”。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虽然在宣扬民主、公平和正义，但实际上沉浸在过时的威权主义之中。2020年7月10日，土耳其政府决定将圣索菲亚大教堂由博物馆改建为清真寺，在全球掀起轩然大波。此举被西方一些人视为土耳其“世俗主义的终结”和“一个伊斯兰土耳其的诞生”。简而言之，曾长期被西方视为样板的“土耳其模式”已出现问题，不再是西方所推崇的样板。
对西方国家而言,旧的“土耳其模式”已经风光不再。不过，对地区而言，埃尔多安版的“新土耳其”却具有别样的吸引力，似乎更契合地区国家国情。在地区一些国家和民众中，彻底世俗化的土耳其并不契合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国家的身份。彻底西化的土耳其在西方世界也显得格格不入，且不被接纳。西方民主给土耳其政治带来的长期动荡与分裂损害了土耳其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埃尔多安版的“新土耳其”更适合当下土耳其的国情，也适合中东和伊斯兰国家。在索马里、利比亚、突尼斯和摩洛哥，“新土耳其模式”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中东剧变初期，土耳其经济社会基金会（TESEV）开展了以“中东民众对新土耳其看法”为主题的年度民调，结果显示：尽管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仍有一半以上受访者认为埃尔多安治下的“新土耳其”是地区国家的样板，是伊斯兰教与民主共存的成功案例，在多国也出现了翻版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埃尔多安个人也成为地区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之一。2017~2018年度卡塔尔多哈研究所的一项阿拉伯民调显示，富有争议的土耳其地区政策在阿拉伯世界获得了较高评价，得分高于美国、俄罗斯、伊朗、法国、中国等国。值得注意的是，新、旧版“土耳其模式”在中东地区的作用还存在着一个重要差异，即过去的土耳其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缺乏兴趣，竭力与之保持距离，对自身的亚洲、伊斯兰属性和身份持自卑态度，对在该地区传播自身模式也缺乏兴趣；而现今的土耳其则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怀有浓厚的兴趣，重新确认自己的欧亚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属性，努力将土耳其打造为“自由阿拉伯精神之地”，积极地参与地区事务，介入地区争端，推广“新土耳其模式”，竭力充当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地位。
与土耳其的去世俗化和重返伊斯兰主义这一方向相反，沙特却加速了世俗化、去极端伊斯兰的改革。长期以来，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相当高，扮演着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和盟主的重要角色。这一地位的取得，不仅仅因为沙特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所在地，或是沙特作为一个慷慨大方的石油富豪的存在，还因为在不少穆斯林看来，沙特是践行古典主义伊斯兰教的样板，沙特国教瓦哈比教派则是伊斯兰教的“正宗”。瓦哈比主义在全球的风行与此有很大关系，沙特在全球积极传教也是重要动力。沙特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践行伊斯兰教的行为方式对整个伊斯兰世界有着示范性意义，如政教关系、教派认知、伊斯兰金融、妇女规范、伊斯兰着装、饮食、社会行为规范等。不过，这一传统模式自2015年以来已然发生重要改变。萨勒曼国王父子着手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各方面对沙特进行全新改造，改造的核心是：重新调整政教关系，打造沙特民族—国家，削弱宗教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地位；致力于“温和伊斯兰教”，并摧毁极端主义；扩大社会开放，允许开办电影院、剧场，允许女性平等参加各项社会活动等。穆罕默德王储公开宣布要“重返温和伊斯兰”，强调过去30年的做法是不正常的，当时做法主要是为了应对“伊朗模式”的威胁，而现在必须终止那一切。萨勒曼国王父子所推动的改革无异于一场革命，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沙特本身，对海湾君主国、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以及全球反恐都将产生重要影响。穆罕默德王储也指出，处于三大洲之间的沙特是二十国集团成员之一，“一个更好的沙特有助于本地区的发展乃至改变世界。”
结语
中东剧变发生以来，该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政治发展均发生了急速变化，多元且剧烈，其中秩序、意识形态和模式三个维度是重要体现。这种变化虽然带有普遍性，但也只是中东政治变迁的部分视角，并非全方位视角。若将中东剧变以来政治发展变化置于历史长河中，其变化带有某些轮回的意义。中东政治之变与当代国际秩序变化相关联，主要源于中东地区内部自身的社会转型。秩序、意识形态和模式三个维度的变化，也反映了中东主体性增强、地区政治和文化自觉提高之趋势。值得指出的是，当下中东正处于历史性转型过程中，这一转型带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故上述三个维度的变化也具有过程性、不确定性。
从更宏观视野来看，近十年来中东政治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其一，中东地区政治秩序处于过渡阶段，伴随着剧烈的动荡与冲突。其发展趋势是由单极秩序向“后美国时代”的多极秩序演化，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地区国家自主性的逐步增强，以及在中东新秩序形成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其二，中东面临的危机是多样化的复合型危机，政治危机是其中之一。政治矛盾突出，政治危机层出不穷，短期难以摆脱。政治发展与地区安全、地缘政治、经济转型紧密相关，相互交织。政治转型与经济、社会的转型同步进行，但明显滞后。政治问题严重制约发展。而发展与民生问题又是引发政治矛盾的主要因素。其三，国家发展模式或政治治理模式的探索一直是地区政治主题之一。当前，中东地区国家治理与国家发展模式的探索展现出一些共同趋势，即对适度民主化、世俗化和伊斯兰化的宽容与接纳，显示出了试图摆脱模仿西方、寻找适合自身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的迹象。埃尔多安推动的“土耳其模式”的转型，既是呼应现实需要，解决旧模式效率不足的缺陷，也是出于尊重历史和国情的理性抉择。
未来，中东政治发展仍需要着力解决四大核心问题：一是地区政治秩序的正义性与稳定性。国家发展实现正义的关键是努力摆脱外来干预，而建立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有利于实现秩序的稳定。二是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性和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中东的问题要么是合法性不足，要么是权威过度。三是解决经济与民生问题。这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与根本保障。四是教俗关系。这是伊斯兰国家难以回避的问题。当前的温和政治伊斯兰方向依然具有不确定性，教俗的对立和斗争依然非常尖锐。就当下而言，中东未来政治发展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西方世界的持续衰退、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和冲突持续、逆全球化的发展、新冠疫情大流行、低油价的冲击与海湾国家的去石油化的经济多元化改革，这些关系中东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问题对中东政治发展无疑有着重要影响，决定着中东政治发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