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首次在中国提出“新权威主义”的主张，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也是中国思想界“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受邀从上海来到香港参加由“中国力研究中心”汇聚的中国新保守主义各界学者与人士的小规模研讨会。他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中表示，这次会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二十多年来，大陆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和海外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在经历了各自自然成长阶段之后，第一次聚合在一起，共同探讨我们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萧功秦访谈中概括了新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认为，新保守主义思潮也可称之为”开明的保守主义”思潮，在当今中国大陆共识分裂的情况下，可能会起到重聚社会共识的积极作用。此外，他同时还指出，红色文化成为共产党维持秩序的杠杆，值得尊重，但需要警惕红色文化的两重性。
他认为，从八十年代后期的“新权威主义”到当下的“开明保守主义”思潮之间，存在着历史上的内在联系。萧功秦把后发展国家中的具有现代化导向性的威权政治称为”新权威主义”，它是通过一种强人的政治和组织资源来稳定社会，并且通过这种政治秩序来引导中国社会有序的变迁和转型，在这一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社会多元化、公民社会、公民文化的培育，将是中国未来民主政治必要条件。他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新权威主义，可以说是新保守主义的前身。”他同时还认为：“新保守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开明的发展型的保守主义。”以下是萧功秦答亚洲周刊记者纪硕鸣访谈的主要内容：
问：你认为现在强调新保守主义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近年来，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中，九十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逐渐形成的政治共识有了一种正在逐渐削弱的趋势，网络上就可以看出，社会各界在思想与情绪上的对立程度似乎越来越明显，例如，近些日子以来，网络上有一个在《乌有之乡》上的新左派要“公诉茅于轼与辛子陵”，而其它许多网站上自由派则表达了十分强烈异议，双方剑拔弩张与情绪对立的程度，看上去似乎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强烈。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频发，由于观念与思想的不同，人们的解释也分歧巨大，保持与重建社会共识，防止社会在思想纷争中走向分裂，是中国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多年来，不少学者在如何重建社会「共同的底线」的问题上，有过不少思考，我认为，新保守主义，或开明的保守主义，是不是可以为重建社会共识，提供某种新的思考与选择。
问：新保守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更具体地说，开明的保守主义强调威权作为秩序稳定与发展杠杆的功能，强调邓小平的执政党的权威，在整合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发展中大国的资源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强调执政党权威，作为发展杠杆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开明的保守主义主张，中国在未来三十年这一关键阶段，在政治秩序稳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公民社会、培育公民文化，通过公民社会来为政府善治与公平秩序的重要保证，并以此作为渐进实现中国民主化的重要保证。
问：新保守主义与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在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方向的激进主义，第一个是激进的西化自由主义，它主张西方的多元民主政治是普遍适应于所有社会的，只要拿来就可以用了，无须经由经济市场化与国民政治文化在公民文化的教化中形成民主政治文化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西化自由派具有激进性。应该承认，八九之交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冲突，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也与人们中的这种激进思维有关，另一个方向上的激进主义是新左派思潮。新左派的思想前身是革命浪漫的平均主义，它是以平均主义作为第一原理，砸烂旧世界，按人类的浪漫愿望，重建一个没有市场经济的新世界为思想基础的，新左派的遗传基因中就有强烈的“建构理性主义”的乌托邦成分。新保守主义则强调人类集体经验的重要性，强调从历史上承续下来的秩序，对于转型秩序的重要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保守主义的保守，是相对于以上两种激进主义而言的，它反对激进主义，却包容了自由派对公民社会与民主的价值诉求，也包容了新左派的对红色革命的历史资源的尊重的价值诉求。
问：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红色文化”？
对于当下重庆大力倡导红色文化，自由主义、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持有不同的态度，分析三者态度是很有意思的。激进的自由派认为，唱红歌运动就是“极左思潮的复辟”，新左派则认为，唱红运动，是中国从“修正主义路线”回归“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先声。
问：从开明的保守主义角度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严复在百年以前所提出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最能代表开明的保守主义的基本理念。红色文化、革命传统、共产党在革命中形成的权威，可以说是有“政治守成”的功能，中国要避免转型中的大震荡，要保持社会的有序性与政权的权威性，革命文化资源当然可以起到一定的精神倡导作用。可以认为，重庆地区的领导者是从“鼓劲”、从维持执政党的合法性方面来提倡红色文化的。对于这种努力，我想可以予以同情的理解。
然而，我们必须充分警惕的是，我们要看到红色文化与制度资源所具有的两重性。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说的，红色文化作为维持现有秩序的传统的制度与文化资源，可以起到维持人心、聚合精神文化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路线与方针，在历史上也是红色的，它与革命传统共享了红色的符号，反对改革的人可以利用红色文化来反对改革开放，其次，特别要注意，红色文化制度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众多概念之间，具有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内在的定向暗示性。这种“红色文化资源”把中国一步一步引向极左思潮的复辟并不是没有可能。
邓小平的新权威主义实际上是把群众从街头请回到市场上去，而唱红运动却运用政府力量动员群众上街运动，一旦全国各地纷纷仿效，从“GDP中心主义”变为“唱红”中心主义，虽然主观上是政府控制性的政治动员，但一旦发生经济危机，群众被新左派煽动起来，一旦掌握了左的优势话语上了街，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你就能收得回去？设想一下最可能出现的坏情况 如果有人趁“唱红”东风，煽动民众在广场上要跳“新忠字舞”，你怎么办？如果有人要拿起《毛主席语录》搞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你阻止不阻止？如果有人唱着文革“造反有理”的“红歌”，上街游行，你如何处理？让极左思潮、反改革派与民粹主义合流，上中下各种反改革势力彼此呼应，互动激荡，几年以后，这种情况的出现非并不可想象。
第四，最大的危险是整个民族将会重新陷的民族分裂状态，由于社会广大各阶层在文革中深受其害，对文革中的“红”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如果处理不当，由政府笼统地动员唱红，很多受惠于改革开放的人，以及文革中经历苦难的老一辈，都会在心目中产生一种对政府的疏离感，这种普遍存在的内心的疏离感，是在广场效应下的红歌气氛中是看不到的。然而，它是唱红运动的巨大的“无形成本”，造成执政党合法性严重流失。“唱红”的结果，换来的是广大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对执政党的信任疏离。有可能会造成整个民族的共识的分裂，和谐社会的目标会越来越远。这是我们谁也不希望看到的。
即使这种情况没有出现，但唱红一旦成为运动，就会势必走向形式主义。形式是革命红色，而内容没有了，据称，重庆累计唱红10.4万次场，参与人数8000万，场地费服装道具一人1500元，共计2.1亿元，每人次误工费、交通费加起来共计2700亿。如果全国唱红会是几万亿。
正因为如此，中国要谨防类似霍曼尼的“黑色革命”，中国今后最大的危险，与其说是激进自由派的茉莉花革命，不如说是反改革开放的极左的“黑色革命”，伊朗原教旨主义的“黑色”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呢？权势显赫的巴列维王朝，也搞过改革开放，但这场不成功的现代化运动，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于是原教旨主义宗教领导的黑色革命，终于取得成功，如果我们放松警惕，那么可以大胆的预测，中国将来“反改革”的载体，就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黑色”革命。
问：你作为新保守主义者，对中国社会今后的健康发展有何建议？
对中国执政者来说，要改变思维方式，把“一元整合”的思维变为“多元整合”的思维。除了执政党运用行政资源来整合社会这一元之外，要认识到，发展起来的健康的公民社会，既是执政的助力，也是社会缓冲机制，它体现了政府之外的“多元社会整合”的一种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做培植公民社会的“园丁”，当然，中国实现公民社会的方式不应采取美国或英国那种通过挑战与对抗政府权威来发展公民社会的路径，而应该仿效欧洲大陆国家与东亚各国的方式，即公民社会发展是通过由政府主导的合作主义或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模式，这种发展路径比较适合中国国情，应该积极推荐合作主义发展公民社会的路径。其次，应该用更广泛的“新文明”来代表单一的“红色文化”，作为发展中国社会上的精神文明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