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传统与激进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进步和转型是历史性的，举世瞩目、举世公认。可是刚刚稳定发展二十几年的中国，似乎又面对着激进主义的危险。一般说来，激进主义者对现存社会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怀有强烈的不满，对现存社会制度抱有彻底的否定态度，急切地希望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急剧性的改变。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叠合起来的时候，激进主义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就会滋长；社会心理多积累于社会底层，社会思潮则多栖身于学术和知识阶层，彼此催生互动，激荡社会，有可能酿成暴风骤雨。激进主义往往带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民粹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很容易引起大众共鸣和参与，很容易成气候。
我不赞成激进主义，左的激进主义抑或右的激进主义，革命的激进主义抑或民主的激进主义，经济激进主义抑或文化激进主义，民族的激进主义抑或世界的激进主义。左的激进主义祸国殃民，已经被中国历史所证明；右的激进主义同样祸国殃民，如果以一些国家的历史印证，中国搞右的激进主义，结果还不如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激进主义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问题的解决和社会进步，但激进主义一旦发动起来，往往容易走向它的反面。
从根本上讲，激进主义不符合历史演进的规律，都是以人民对立和民族分裂为代价，以经济倒退和文明断裂为代价，以历史的报复为代价。过去搞激进主义就是为了今天不再搞激进主义，搞过的国家都在反思并调整自己，还历史旧账。近二十年世界大变化，国际上激进主义推动了一系列颜色革命和极端运动包括恐怖主义，共同点是都发生在落后国家，都引发了长期动荡，特别是那些亚、非民主传统较差的国家，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中国是受激进主义祸害最深的国家，应该痛定思痛，平和地实现政治、社会转型，抓住历史机遇，永远戒除激进主义。
中国的激进主义有自己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专制主义是激进主义的根源，贫穷愚昧是激进主义的土壤。高度发展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思想禁锢，加上利益的捆绑，形成铁板一块的统治，使中国历史的演进缺乏部分改良和局部调整的机会，每次都要等问题积累到无以复加的时候才打烂掉从头做起，从“伐无道，诛暴秦”到1949年革命的胜利，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次数、规模、持续的时间和造成的破坏都是人类历史所仅见的。
民族压迫，特别是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是激进主义的另一大原因和条件。中国近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之尖锐、之残酷、之复杂、之宏大、之持久，都是人类从未有过的。晚清封建统治者利益集团，在历史大变局中，一次次错失改革机会，一批批失去政治资源，最后变成孤家寡人的小朝廷，辛亥革命风一吹就垮了。中国“五四”以后的激进主义是内忧外患逼出来的，是蛮横、自私、愚蠢的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是多重矛盾交织纠结的结果，是应对千年大变局的不得已痛苦选择，也是中国文明自身缺陷的结果，短短几十年中国付出了两次改朝换代的沉重代价。
历史表明，财富过度集中、贫富差距过大是激进主义产生基本条件，国家对这种社会分化的容忍与保护，公平正义长期得不到正视和匡扶，是激进主义发展成气候的主要原因，知识分子的幼稚病和国民性格中的急躁情绪是激进主义的助产婆。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幼稚？很简单，是长期封闭和禁锢的结果。国民的急躁情绪是近代累积而成的，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救亡图存，追赶世界潮流，是强国富民的急行军。“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的这句话多少反映了这种民族心态。革命虽然胜利了，激进主义的惯性、革命的惯性却把这个民族带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荒唐地步和“文革”的灭顶之灾，它的历史惯性和文化惯性，使很多人对激进主义习以为常，把它当做家常便饭，而且耳濡目染、传宗接代，培养出无数老老少少“愤青”。很多中国人搞激进主义有瘾，除了激进主义不知有其他，从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了深厚的激进文化潜意识和社会心理定势。看一看今天我们意识形态中对暴力革命的崇拜和宣扬就不难了解这一点。
我们常常说从国情出发，人们注意得比较多的是经济上的“一穷二白”的国情，还有两个文化思想的国情长期被忽视了，一是两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没有经过真正的扬弃，仍然顽固地存在于我们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第二是近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激进的暴力革命思想和强烈的政治意识、政权意识、权力意识。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两个思想遗产与激进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样东西的共同点是以权为本的价值观念，是对权力的热衷，是长期制约中国的前进的羁绊。
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新时期的激进主义
在改革开放中，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大体建立起来，经济上高度集中的情形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政治上高度集中的局面并没有多大的改进，而且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催生了腐败，加剧了贫富差距，强化了社会不公，社会结构有出现倾斜和断裂的危险，利益和观念的分化与对立培育了激进主义。尽管体制高层认识到权力腐败和膨胀的危险，制定了大量规章制度来制止、约束自己的权力和各级官员，这些只是延缓了膨胀和腐败的过程，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解决办法，这是僵化的体制的弊端，也是长期被人诟病之所在。
想一想，体制里的每个人都有上进心，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往上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家都变成亚当·斯密说的“经济人”，每个干部都想过上更好的日子，大家都千方百计使自己的部门、自己的地方权力最大化，使自己手中权力最大化，从而使自己和自己家人利益最大化。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是千军万马跑组织部门，千军万马挤编制部门，千军万马攻财政部门，千军万马钻空子搞公家的钱，千军万马用公家的钱搞自己的关系，多少法规和检查能挡得住呢？各级党委常委会决定干部任用和编制经费，每个常委都管一条线，每条线都在争，挡得住张三，挡不住李四，挡得住今天，挡不住明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特殊情况，下不为例，不一而足，结果是干部人数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办公楼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车子越坐越好，考察越走越远，请客送礼档次越来越高，行政开支越来越大，膨胀不可遏止和不可避免。
官场上互相疏通人脉，建立关系网，言论上彼此呼应，出了问题彼此照应，官官相护，结成一块，这些都是合法有序的体制性膨胀，这还不包括违法乱纪的在内。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可怕的力量，千百万官员的习惯势力更可怕。中央组织部门有一句话说，干部工作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大受官方媒体称赞，这句话很有意思，当官是占便宜，实际上已经得到当局认可。当千百万官员联合起来占便宜，而立法、司法和新闻都不能有效监督，甚至互相姑息、沆瀣一气的时候，权力如何不膨胀？膨胀比腐败还可怕，膨胀意味着毁灭。
国企垄断资本、垄断资源、垄断经营，“国进民退”，体制内、外不平衡；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有，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不平衡；几乎所有的人都努力取悦上级、维护权威，党内监督和党内民主很不充分，体制性上、下不平衡；有实权的部门，趋之若鹜，清水衙门，怨声载道，内部权力不平衡；权力与经济极为强势联姻，包括双轨制、垄断、政策漏洞、灰色收入和权钱交换等等，造成一个暴发户阶层，构成了富裕的极少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收入和财富占有不平衡。有的官员权、钱、名、色通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也是无权的人激愤的原因，这是高度集中的体制自身的异化，是千年封建官僚体制“僵尸”的复活。我们千百万年轻学子为什么千方百计报考公务员，因为他们的家长和这个社会公认这是最占便宜的岗位。这种状况实际上引导着全社会包括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企业、学校等等，在强化以权力为本位的封建主义价值观，这些正在毁灭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正在毁灭人们的信任、信心、信仰与信念。
不平则鸣，所以议论纷纷；不平衡就不可持续，这些不平衡违背了公平正义，导致社会矛盾突出，在一些地方官、民对立严重，部分地造成了社会激进主义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上的弊端一样，是权力过分集中，他说，权力过分集中是个“总病根”。今天的执政力量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最强势的政权，当它与资源支配结合起来时，一方面形成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推动力和调控力，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权力寻租的可怕张力和破坏性。
高度集中的体制自我调节的能力很差。我大体想了一下，中共历史上所有大的调整大都是被动的、被迫的。1927年被迫搞“武装暴动”，1935年生死存亡之际才有“遵义会议”。左的一套搞了二十年，天怒人怨，1978年被迫“改革开放”，苏联解体、东欧变革，1992年被迫搞市场经济。相对主动的调整是2002年提出“科学发展观”，但是十六大和十七大的很多思想落实起来极为艰难，科学发展遇到了体制性障碍，改革出现胶着甚至反复的情况，政治体制改革从小平“八·一八讲话”退得更远，既得利益集团中大部分人是不愿意调整现存秩序的，加上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和陈陈相因的体制，调整难度更大，不能及时、主动调整是激进主义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原因。
除了自身的努力和进步之外，我看客观上有五种力量在影响着中国执政党，阻止着体制性腐败的加速。第一是外国人，不管是“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战略也好，国际公正、善意的批评也好，都形成了压力；第二是体制外的中国人，港、澳、台舆论即大陆体制外不同意见；第三是老同志，德高望重，经验丰富，忧国忧民，他们的不同意见不能不听；第四是网民，亿万草根的声音与传统媒体境外媒体互动，呼风唤雨，影响朝野；第五是数以千万计的访民和群体事件中用脚投票的老百姓。这五种或者还有其他力量已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这实际上是时代发展的压力、人民进步的压力，是国力竞争的压力、民族博弈的压力，警醒监督者执政者。要正确认识这些监督的积极意义，但要看到某些无序和有害的舆论与激进主义互为奥援的关系，我们要建设自己有序文明的“压力”和良性循环的监督防范机制。
只有加快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现代化，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消除激进主义。现在人民对执政者的意见，从根本上讲就是执政者如何自觉把公权力置于约束和监督之下，使之趋利避害。谁来约束和监督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是全体社会公民。公民的权利是监督权力的根本力量。公民约束和监督有两个条件，一是执政信息的公开和舆论监督的有序发展。例如行政和司法的公开，财政收支公开和官员财产公开；二是保障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多年来，一直在说人民监督，但是在社会发育不成熟、公民权利不落实的时候，只能是一句空话。从落实公民的基本权利起步，让人民群众先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才能行使监督权。
三、文明转型与告别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是专制主义的变种，激进主义是暴力的温床，以激进主义反对专制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会陷入激进与集权的轮回，只靠增加机构人员编制“维稳”也是饮鸩止渴。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告别激进主义，不仅仅是稳定问题，不仅仅是“不折腾”问题，而是文明转型的问题。和平环境下，理性比暴力有更强大的力量。
一是要告别激进的历史观。历史就是历史，既不能倒退，也不能假设，总结历史经验只是为了避免不好的历史重演。要还原和接近历史真相，因为真相离真理最近，而事实真相、历史真相是不那么容易还原的，真相要放在当时的环境中看，全面客观地看历史，科学地总结历史，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激进主义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例如对于毛泽东，香港《亚洲周刊》的邱立本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毛泽东在两点上得到全球华人的肯定，一是他毕生追求平等；二是他坚持民族主义，而国内有些人却全盘否定。近代历史上，激进思潮曾经全盘否定过许多人，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历史已经或正在证明，这些否定是肤浅和幼稚的。
执政者对于激进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当然负有责任。问题是执政者也是历史的和文化的产物，他们对于历史只能负一部分该负的责任。近代历史上中国没有几个成功的统治者，因为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人民分裂、社会腐败，谁也当不好这个家，所有当权者都被弄得灰头土脸的；因为经济穷困、文化落后、政治腐败，旧土地长不出新领袖，更重要的是，封建文化滋养出的中国统治者先天不足，难以脱离封建化的宿命。唐德刚说，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想做名义上或实际上的皇帝。你可以不赞成他的观点，不容置疑的是他们都受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强烈影响，而他们并不是西方强加于我们的，都是我们国产的。中国现在的病是体制的病，是文化的病，是民族的病。像华盛顿那样的人，只有在美国社会里才会产生，这些思想，老一点儿的知识分子都知道，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普列汉诺夫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早已说得很明白了。
三十年来，随着历史前进，执政党客观上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第一，如今的执政党其实就是缩小了的社会（郑永年语），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先锋队，这种性质上的改变意义深远；第二，由于到龄退休和任职年限的制度，执政者实际上是个流动的团队、变化着的人群；第三，由于公务员招考制度和干部提拔考试制度，执政人员不断更新，整体上知识分子在增多，开放度、开明度都在增加；第四，互联网和传媒的发展实际上使这个团队的工作处于更加公开状态，人民监督方便了很多；第五，中共的学习制度和学习传统，促使思想、观念上的更新；第六，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无论多高的官员和多大的权势，第三代都人口很少，无法形成传世的名门望族。“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方面限制了财富的聚敛，另一方面，限制了巨大宗法势力的形成。
二是要告别权本位的价值观。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出专制主义？我们的国家要对自己的“产品”负责任，民族要负责任，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使之然也，大众使之然也。去年，我参加了一次文化研讨会，这次会议由某大型民营企业赞助，会上给了那个企业一个发言机会，那位下属公然无耻、肉麻地吹捧企业的一把手，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全场欣然接受。当今中国，当面吹捧领导蔚然成风，几乎所有领导的讲话都是“重要讲话”，一套一套的恭维话，媒体照本宣科地报道，大众习以为常，世所罕见。权本位主义文化是激进主义的气候和土壤。激进主义者大都是权本位主义者，他们以为改变了统治者就改变了一切，以为自己有了权就能改变一切。中国的官场，某种意义上说，是被激进主义者抬起来、炒起来的。当下很多“革命的”或“民主的”激进主义的鼓吹者，其实都是专制主义的后备军，一旦他们掌了权会跟原来的人一样，换汤不换药。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观念似乎有点儿倒退，在家庭、在班组、在居委会、在村镇、在县区、在市州、在省、市，几乎所有的一把手都有家长意识，人人都有意无意地追逐权力，人人都有意无意地滥用权力。改革开放初期，官员纷纷下海已经成为过去式，全民创业潮退去了，然而人们对权力的兴趣似乎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减退，反而更加顶礼膜拜，钱本位敌不过权本位，这似乎也证明了政治左转、经济右转后遗症很大。经济的增长不能代替启蒙，人不会因为富裕而自然而然地产生文明，要改变执政者必须同时改变社会，改变文明，改变人。
中国处在艰难的转型期。没有新型文明的诞生，就不可能走出激进主义的怪圈，也绝没有所谓中国的崛起。文明转型最重要的是价值转型，要从权本位转到人本位，既不是以官员为本位，也不是以资本本位，还不是以精英为本位，而是以人为本位，让人民主体地位建立起来。人本、妥协、多元、宽容、竞争、渐进、共赢，尊重不同意见、保护合法少数是一种新的文明和文化，并不是轻易可以被大多数中国人接受的，这些确实需要启蒙，需要时间，需要砥砺，需要反复。统治者的重要性、政权的重要性、政治资源的重要性正在改变，大量的资源从体制内逸出，政治权威正在变成社会权威、人民权威、人本权威，社会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普通人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后精英时代，其实统治者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政权的功能在转型，政治的作用在降低，政党的力量已渐式微，官场讨好民众的时代将不可避免的到来。
三是要克服简单的思维方式和急躁的情绪。受到激进主义长期熏陶，人们思维方式难免偏颇。一是简单思维，简单肯定和简单否定，小事大事，只定性不定量，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二是说话过头，言过其实、以偏概全，上纲上线；三是情绪化，口不择言，动不动就义愤填膺；四是得理不饶人，没理也不饶人，当真理专业户；五是丑化对手、矮化对手，讨论不平等、不公正；六是对现实要求过急过高，忘记了现实出发点；七是脱离历史环境去苛求历史人物，评价不中肯，轻易否定历史、否定历史人物；八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不顾现实、超越时空；九是热衷民粹主义，脱离实际为民请命，只发议论不担责任。激进主义思维方法违背科学与民主的原则，是农耕思维和革命思维的延续，是典型的“文革”遗风。如何对待历史、现实、未来，不仅需要具体时空的思考、辩证换位的思考，而且需要把自己摆进去，设身处地的思考，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民主启蒙、文化改造、社会进步才是远离激进主义的正道。
四是知识分子要有理性的担当。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和责任担当，对于告别激进主义至关重要。现在的官员和商界精英都读过大学，更不用说学者，如今可以说是知识分子治国。老百姓可以骂娘，知识分子不仅自己要理性，还要纠正过激言行，促进妥协与团结，避免分裂与对立，特别是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对年轻人要负责任，斗了几千年的了，再斗也没有出路，退一步会海阔天空。保持对当局的批判我是赞成的，这不仅仅是人民的权利和责任，而且也是政权制衡所必需的，但这种批判应该是科学的、理性的、平和的，寻求共识的、谋求进步的；这种批判应该是各尽所能地，各展所长的，专业的、学术的、建设性的，这种批判应该把自己摆进去，每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中国人都应该反思自己；这种批判应该是宽容的，宽容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当权者，当事者容易迷，当权者容易昏，所谓宽容主要是宽容错误和缺失，优点和成绩用不着宽容。宽容并不是放弃责任，也不是没有力量，而是用理性、科学、文明的力量，知识的力量、人性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世界的力量、渐进的力量，监督、制约、制衡、改革体制。即使在过去黑暗暴力的环境下，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昂山素季都没有搞激进主义，都是以平和、理性、妥协的方式赢得民众，赢得胜利和团结。那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基因与我们不同，我们要学习，我比较相信基督教的妥协精神和中国的忠恕之道，让人道、宽厚、善良、忠诚重新在中国大地生长起来，中国现在处在和平环境中，有条件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干部的启蒙老师。中央政治局不是常常请专家讲课吗？我在那篇文章里讲，“子不教，父之过”，官员不教，知识分子之过。我在《杨澜访谈录》里也讲到，官员要对事情后果负责，知识分子要对真理负责，社会分工不同。在能够让自己和家人吃饱饭的前提下，知识分子应该说真话，哪怕冒犯权贵；知识分子应该理性，应该书呆子气，哪怕四处碰壁“累累如丧家之犬”，知识分子应是知识的传播者、真理的捍卫者、理性的实践者、文明的建设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应该比官员更高还是更低？可能应该更高些，我说的不是社会地位更高，而是担当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更高，所以，中国历史上圣贤高于英雄，也高于帝王。当然，将来知识普及了，文明程度高了，大家都成了全面发展的人，这副担子就可以放下了。
渐进主义就是改革和改良。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循序渐进是历史的规律，是历史的经验，应该形成我们最大的民族共识。历史在按自己的步伐前进，历史主体是人民大众，本体是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及为了满足这些生活的生产活动，这才是决定性因素。历史是人民的，文明是世界的，中华民族的大复兴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来源:《书屋》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