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以来，中国进入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知识界的光谱愈趋混杂。如果说，1980年代以降，新启蒙主义是思想的标杆，那么，近年来所浮现的革命—保守论争则代表思想谱系的重新组合。自由主义和新左翼作为前一个十年思想界的划分标准，已经趋于淡化。这意味，在思想标尺上，从原先围绕于启蒙这一原点的左右调整，思想界开始趋向于两端张力的加强，这与社会情绪积聚的格局大致相符。1989年之后，经济增长成为唯一的和解选项。政治幻灭的情形下，维持改革的渐进结构，希望通过它，迂回到达那个半途夭折的政治运动的最终目的地。这形成一种怪异的历史局面：改革是为杜绝保守势力重登舞台，而支持改革又必须抑制“激进主义”的重生。“告别革命”是改革自我确证的方式，而对保守势力的抵制，又以保守主义的姿态完成。这可以解释1990年代以降那些看似矛盾的“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思潮的交替出现。利益冲突一旦到达一定程度，就会以观念重组的方式展现，近年来的思潮演变正是其反映。某种程度来说，自由主义和新左翼是围绕市场机制展开的讨论，而保守与革命之争则代表政治危机的加剧。
精英活力与三角结构的丧失
这个时代的主要症结表面上是精英的分歧，党政精英控制经济和知识精英进阶的通道，经济精英鄙视知识精英的学院气，知识精英在独立和依附之间摇摆不定。在精英之间，寻找不到一个主要的中枢、支持的重点。但分歧本身并不意味活力的丧失，比分歧更为严重的是，潜藏在这种分歧之下的，其实是不同领域精英相互对抗能力的丧失。这比精英集团的精神败坏更具有危险性。1990年代中期以来，体制内的党政—经济精英集团获得垄断性支配地位，在这之前的市场化过程中催生的经济新贵，以及各领域的知识精英，都在这一压倒性的支配力量面前丧失独立性。1990年代中期之前，那个刚刚展开的精英多元化趋势戛然而止。所有领域的精英分子开始不同程度地依附于由这一精英群体所把控的通道，以及由它所支持的一整套政治说辞。尽管多数领域的流动性还在加强，但这无法掩盖整个精英集团的固化、颓怠的趋势。
经济精英面对的不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教育、科研、媒体领域的知识精英挣扎在体制化的中心与边缘，体制外精英面对权力和资本的包围更是陷于困顿。独立性的丧失，意味批判力的下降。表面的流动性，难以阻止社会的趋同化和精英群体的同一化与依附化。精英内部张力的丧失，实际也意味其动员和控制民众能力的下降，这是维稳机制加强背后的根源。金钱绥靖和暴力手段的需求随之上升。对于精英群体，民众充满了不信任。作为整体的精英集团，难以再与它所在之外的社会阶层形成互动和对话，他们更多关注自己的小团体利益，他们宁愿说服自己相信，自由只来自那些具体细微的环节，民主的真谛在于“罗伯特议事规则”。他们的诉求，无法与那些境遇糟糕的阶层发生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保守与革命的冲突也就被夸大，作为一种假想的威胁和恐吓，以此避免变革所可能带来的地位摇动。
面对这种危机，人们徒劳地希望寻求精英的共识与团结，孰不知，正是精英的对抗和制衡，才是精英掌握大众的秘密。党政精英希望通过建造一座坚固的精英金字塔，以此应付那个由他们释放出来的魔鬼催发的未知因素。但是，由此所导致的精英集团的张力的丧失，实际也意味作为整体的精英的权威性和吸引力的下降。精英和民众成为两个相互观望的国度中的陌生国民。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是对权力充满了不满情绪的精英，也同样表现出对“多数人暴政”的深刻敌视。在这种情形下，革命与保守之争，其实更多是丧失活力的精英集团营造出来的幻象。他们抱有稳定秩序、推动改革的某种真诚，却希望压制那些不同于他们的声音，这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危机的累积。
在改革的黄金时期，国家、精英群体与社会大众之间存在一种隐性的默契关系，这种三角张力的消失，是精英集团活力丧失的表现。这不仅是精英群体伦理危机的体现，也预示了政治危机的逼近。迅速膨胀的民众诉求难以获得机制性的疏导，稳定的假象建立在一种谁都可以嘲弄几句的基础之上。在这种结构之下，社会运动的成果也往往是零碎的、偶然的、短暂的、脆弱的，没有人可以保证它的稳定和持续，因为没有一种结构能让这种力量获得一种稳定的生长。
单纯的利益只能带来争斗。改革初期所建立的利益同盟就建立在某种价值共识之上，过去很长时间的政治稳定，也建立在国家、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价值默契之上。但这一同盟并未维持太久。城乡之间、央地之间、部门之间、阶层之间，在所有这些利益的中心，都在出现价值共识的裂缝。利益均沾一旦打破，利益天平一旦失衡，观念上的冲突也会迅速出现。即使依然使用旧日的修辞，也无法阻止利益重组过程中的观念蜕变。那些在利益重组中被甩出去的旧精英分子，也会开始打上草根的旗号，某些既得利益者也不时利用这些观念，以维持他们的思想吸引力。但是，在如何有效动员民众方面，他们一样都表现蹩脚，充满了各种言不及物的空洞的精英腔调，民众对此当然也只是试探性的。
某种程度上，精英群体已沦为“寄生阶层”。它一方面享受各种特权，另一方面又极力避免陷入孤立，他让自己寄生在对民众的不断靠近。精英必须巧妙地这种在疏离和靠近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在公共媒体中，精英群体也经常机巧地迎合民众的激情与欲望，用无关痛痒的颂词或是隔靴搔痒的批评，制造“扭曲的公共领域”，让人们沦为“喧哗的大多数”。健康的公共领域需要“普遍性”的精英公民作为担纲者，但在当下，所有阶层都在拼命展示自己的“特殊性”，到处都呈现出“自我剥夺”的怪象：上层精英是布尔乔亚式的心态，中产阶级沉浸在猫狗世界之中，下层民众则自嘲为屌丝群体。在这样一种“逐次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身份游戏中，安全和幸福取决于谁在这个问题上，更加成功地为自己打造出一套隐藏实际身份的伪装。
关于革命与保守的争论，在当下其实不过是关于民主的表态。过去几十年，精英群体对于改革历史的垄断，使整个公共领域出现一种新的“封建化”趋势，批判声音的存在无法掩盖社会空间的收缩和政治生态的恶化。而在当下氛围里，那些保守姿态的重现，不只是对于革命的恐惧那么简单，而也来自对政治的深沉恐惧。去政治化与泛政治化的并存并不矛盾，如同去道德化和泛道德化的并存一样，相互的转换往往只要一瞬间就能完成。
保守与革命的协奏曲
毛泽东时代是革命的时代，邓小平时代是保守的时代。容易被忽视的，此刻不再是革命和保守交替兴起，而是二者同时出现。这是建国以来全新的历史现象。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只有晚清的政治气氛与之相似。革命与保守相互激荡，正是大风暴来临的征兆。保守与革命所演绎的不再是变奏曲，而毋宁是一首协奏曲。这对应于近十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特别是利益两极分化的趋势。1980年代启蒙话语下的左右之争，它多少是市场改革的观念反映；但对于当代社会地层暗涌的熔浆，思想界则显隔膜。革命和保守是对传统左右之争的反弹，但也无法切中时代危机的症结，更多只是情绪性的反应。革命与保守部分复制了社会矛盾的分裂线，又掩盖了正在集聚力量的真实性。人们时时触及，却视而不见。
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夜一样，精英群体既无力提供变革的方向，又无法把握政治变革的主动权。社会巨变摇动了民众沉睡的政治意识，但旧贵群体却又产生普遍的犬儒情绪。他们享受贵族的特权，却不承担精英的责任，某种意义上，成为玩弄观念和利益的“寄生虫”。特别是，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与之重合，所有的异议因此遭遇解构——既然所有这些成果都来自反对“革命激进”的改革实践。这种半认真的“乐观渐进主义”渗透在诸多话语之中。
1980年代启动的改革，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各领域的大幅调整，主要是在党政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合力之下，在相对封闭的权力空间推动完成。启蒙主义者表面上的对抗性，无法掩盖它作为精英同盟的实质，“以批评的声音促成建设”。这一由新旧精英主导的政治过程，全权代表民众的利益与观念，这一互有默契的授权—代表格局，直到新世纪之前，都没有受到冲击，有的只是局部调整，比如知识精英的半边缘化和经济精英的崛起。在这段历史时间里，几乎所有领域的精英都没有试图把握普通民众的思维及其变化。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习惯了在一个封闭的权力结构里垄断政治的解释权，它不断制造出新的分化，又以表面上变动不居的流动性掩饰社会的裂缝。社会分化无疑带来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也刺激既得利益群体做出压制变革的举措。不过，当一个面目全非的巨人开始蹒跚走上舞台，舞台上的所有人也都陷入了无所适从。
精英与民众这种刻意维持的超脱和距离，是经济奇迹的保证，由此形成的冷漠氛围，则有助巩固一个无需协商就已浮现的隐形同盟。过去几十年，精英群体已经习惯于将民众视为被动的政治力量，对他们来说，民众不过是抽象的存在。即使对于具体的苦难不乏同情，但是，善良并不容许深入的思考，他的善良需要让他保持在安全的状态，这一切都被归结为“过渡阶段”必要的牺牲和痛苦。改革时代塑造的冷硬心态，尤其能够替代忏悔的需要。在这样一个时代，敏感的心灵是最为常见的祭品。
随着改革效应的持续耗散，失意群体与精英的身份意识越发对立，改革初期的共识基础不断瓦解。1989年就已现端倪的精英与民众的隔离更加严重，鸿沟还在继续扩大。伴随新启蒙主义1990年代以降批判力的逐渐丧失，精英集团的内部张力也趋于松弛，精英批判能力的丧失与精英集团共识的分裂同时发生。近十年以来，新旧精英逐步完成了体制化的进程，遁入各自封闭一统的小天地之中。这个体制化的过程，弥合了共识分裂所带来的不适，“改革政治”提供了让一切问题留待时间解决的假象。
两极分化带来的不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它只不过是以激烈的方式展现分裂。与底层群体相比，精英群体更像散落一地的马铃薯。精英群体的一致性是纯粹消极的，他们只希望获益而不允许有所受损。改革时期形成了一座以风险阶序分化为设计原则的金字塔，它的底座嵌在底层民众的身体之上。“民粹激进主义”这类说辞透射出精英的自负，在这一点上，知识精英并不比党政精英好多少。政治不只是不准谈论的禁忌，也成为一块不可染指的神秘禁地。这形成一种奇怪的沉默合谋，表面热闹的公共讨论，无法掩盖实质的空洞。越是喧嚣越是寂静。精英群体的三心二意，正是其整体疲怠的体现。社会抗争被来自不同方向的势力压制，而这些势力彼此之间也都看不顺眼。在这里，终于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两个中国”的怪异景象。
一个中国无法理解另一个中国。用托克维尔的话说，人们原先就自我闭塞，现在则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凛若冰霜，现在则冻结成冰。“两个中国”有其各自深层的危机，而各自的危机又以相互激荡的方式提升整体危机的烈度。这显示出一种普遍的矛盾：精英对于危机的回应，既有可能采取保守姿态，也有可能诉诸革命激情；草根民众面对挫折，既有可能呼唤自由与民主，也有可能寄托于不同革命神像的公平诉求。作为个体，人们也倾向于将这种矛盾复制在自己身上：同时承认革命和保守的必要性，这种有所出击，又迅速退缩的姿态荒谬而又现实。体现在公共的精神生活，则是意识形态穿帮与自我审查惯习的并存。公共批判经常变成了教条和口号。这实际也源于整体生存的内在荒谬——前后不一致却又自成一体——这是存在的悖论，也以这种悖论方式对抗整个时代的虚无。无所不在的普遍不满和无所不在的普遍满意，正源于这种矛盾的渗透和延伸。但无论如何，在发展中解决一切以及“过渡阶段”的神话看来逐渐破灭了，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再可以固定不变。
民众反抗的武器
在过去的时代里，中国的农民和工人都发现自己的命运正面临戏剧性的变化，不仅改革的举措与他们的想象相异，而且，作为曾经的革命者同盟，他们的命运都在残酷的竞争中遭遇各种悲剧性的翻转。底层民众无法发出声音，在经济发展中，他们只是被动员、流水线操作、劳动力资源、税收、工业产值、资本利润的统计数据而存在，他们不是没有抗议的冲动，只是他们的表达难以获得公共性。从这种无奈的沉默中，精英就认为自己已取得他们的同意。
在多数情形下，他们只能利用一些没有多大风险的“弱者的武器”，这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只需利用心照不宣的默会和非正式的网络，采取一些分散的抗争形式。由于日常经历的是具体的工厂、流水线的快节奏、巨型的办公大楼、保安、资产所有者，因而，他们是在一个个具体的环境经历剥削和排除。他们难以为那些宏大而抽象的目标而努力，也不会将不满归诸于抽象的体系。相反，他们可能庆幸就业保障、福利措施和升职的希望。只是，由于这一体制与正义理念的内在冲突，他们的不满最终还将导向一种必然的反抗，那时，就不再只是针对特定目标的抱怨，也不仅只是日常的抵抗。过去所看到的缓慢的、琐碎的、平静的反抗，人们遵从和听话的表象，悄无声息的磨工拖延，因其琐屑而被长期忽视。但是，一旦出现某种爆发的信号，它只能表明，常规的和大量隐秘的反抗已经失效，此时，某种可能引发致命风险的抗争，将会在不同地区长时间的酝酿后最终来临。
正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说，一个统治体系的主要功能在于界定什么是现实的什么是不现实的，并且将某些目标和渴望归入决无可能、白日做梦、痴心妄想的范围。谋生的现实，可能会暂时让某些群体毫无保留地接受现状，但这不能因此否定，在他们的内心，还会保留正义社会的想象。现代的统治触角，已然渗透到社会最末端的环节，从物质到精神的层面，一整套现代的治理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经比过去更有效地实现控制。但是，现代社会也已决定性地开启了每个个体在内心质疑和对抗的大门。在现代技术更为有效地控制外部生活的同时，也同时遗漏了由每个个体内心骚动不安所连接的巨大空间。改革时期实际已不断塑造出新的社会空间，这一社会空间仍在重组和变动之中。而且，伴随媒体技术的新型革命，它将进一步突破旧有的社会运动及其动员方式，我们只能确定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
设想一种人为控制的体制安排，希望以此来分配和主导各个阶层的生活，以至于，以为自此可以消解那些被束缚压抑的领域的自主、反抗的能力，这只是一种盲目的自信。因为，既有的安排既然遗留了某些自主的领域，它最终决定了，即使是一种具有超强控制能力的统治体系，也终将难以垄断有关“现实”与“未来”的想象。
最为愚蠢的信条是，希望将自己主导的领域宣布为“自由”与“自然”的胜利，与此同时，臆测那些被它宣布为“激进”的领域目前的沉默状况是其永远沉默的标志。这种信条必然破产的命运几乎不可避免。因为，在一个自由多少已经扩展的社会，不管某种精神有多么强烈的意愿要将政治秩序按照它自己的意志包裹起来，它总会恼怒地发现，自己正在面临一些革命性的，或是悄无声息的思想和行动。它将在这种无法全面遏制的状况面前，意识到自己宣称的“自然法则”的界限所在。它发现它根本无法从镇压某些否定的行动那里伸张自己的意志，行动容易控制，但否定思想无处不在。它最终将会发现，意图控制思想完全徒劳。在彻底的挫败面前，它将最终把枪口对准自己。
道德话语一旦转化为公共话语，也就成为弱势群体对抗强势群体的思想武器，弱势群体可以在这些话语里获取使他们的主张、要求和行动正当化的空间，而官方精英意识形态就必须不断做出新的诠释来回应这些要求。对一个当权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最危险的敌人来自它的历史承诺。作为一个曾经做出过革命道德承诺的执政党，在如何继承其革命承诺的问题上最为棘手。现实需要某些群体做出牺牲，因而也特别需要对革命的承诺加以道德上的强化，但这又面临与眼前实际的承诺弱化产生冲突。这种革命承诺的困境可能是终极性的。
保守与革命之争反映出致命的自负：它希望由精英垄断政治，大众作为沉默的被代表者，由精英代理人代替他们参与政治。这种人为固化的二元格局只会继续固化政治的危机，这种脆弱的精英寡头格局势必难以为继。根本而言，民主运动是抵抗这一僵化的利益同盟的唯一方式。在这种意义上，“革命”就是要求进入那些被支配的阵地，要求创造一种新的国家、精英与民众相互抗衡的张力空间。在此过程中，各种力量与势力将以不同方式形成新的组合，革命浪漫心智将在实际的斗争中逐渐成熟。把一切形式的动员，把民众的参与要求，把对一切压抑与统治的反抗，都一股脑儿归结为革命的激进，这与来自统治者蛮横的压制没有本质的区别。
本文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13年六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