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试图为中国的一切错综复杂的问题制定一个解决方案的，孙中山是第一个人。这个伟大的中国人，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么忧郁，是因为他的目光穿过各种各样的现象看到了中国的症结所在。他早年在香港接受教育，在清朝垮台前的十六年里，他流亡海外，在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居留，对西方近代文明，和他们的政治制度运作有深刻的了解。他对中国的爱，他流亡过的西方各国的先例，最后都被他概括在三民主义中。 三民主义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学说，它的形成曾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1894年秋冬之际，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会长名为“伯理玺天德”，即英文President，就是民主国家的大总统。这是他对民族、民权主义最早的表述，也可以说是“二民主义”。[1]
1904年孙中山替美洲致公堂重订新章，第二条就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2]在此之前，《苏报》案发生后几个月，孙中山在日本创设革命军事学校，招收有志于学军事的留学青年，开学时就以这十六字作为誓词。1905年春天，他在欧洲与愿意参加革命的中国留学生订立盟书，其中也有这四句话，而且成为后来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早在朱元璋北伐元王朝的檄文里就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3]，“创立民国” 的响亮口号则是孙中山率先提出的，与兴中会誓词相比，多了“平均地权”一项，这是他民生思想的滥觞。同盟会成立后五个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但还没有 “三民主义” 简称。同年12月，香港的《中国日报》发表代售《民报》的广告，因为广告上登载“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太冗长不便，就简称“三民主义”代替，[4]这是“三民主义”最初的由来。后来孙中山认为这一简称适当而采用，这一名辞也就成了普通名辞，被广泛采用。
1906年12月，在《民报》创刊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进一步阐述了三民主义，同时首次提出了五权分立。但对三民主义的系统论述直到他去世前的一年，才由他在广州以演讲的形式加以完成，但由于发生商团叛乱而中断，民生主义最后还没有讲完。1924年12月首次出版了根据演讲记录整理的《三民主义》一书，这本书的孕育时间前后达三十年，虽然作为一个名词它早已流传于世了，而且在漫长的几十年里前后有些变化，如他创建中华革命党时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实现，所以只有“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晚年学习苏联以党治国，又加进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内容。但大体上，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学说，是孙中山针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提出的全面解决方案。
三民主义几乎能够为全国的人所接受，1949年前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说过为三民主义奋斗的话。全部接受这个主义的人不多，即使在国民党的骨干中对民生主义有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辛亥革命前，焦达峰等同盟会员另外成立共进会，誓词中就把“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但这个主义中间的确包含了一些能够让所有有思想的中国人都感动的东西。因此在袁世凯死后的中国，不少军阀都试图以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来装饰他们的野心，为自己的割据和专制寻找动听的门面，当然差不多每次都出卖了他。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能够在接连不断的失败中始终屹立不倒，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死。
诚然，辛亥革命只是将满清皇帝赶下了台，终其一生孙中山先生都未能实现他三民主义的宏大理想。他死时列强依旧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满目疮痍，民生维艰，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目标都未达成，民权主义的目标更是遥遥无期！透过他忧郁的眼神，我们看到的是他理想未酬的深刻伤痛。
今天孙中山是海峡两岸都立正的人，在台湾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在大陆他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每年的重大节日（如“五一”、“十一”等）他的巨幅画像都要树立在天安门广场。甚至不少远离政治、厌恶政治的人也认为在政治家中只有孙中山是高尚的。孙中山诚然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人，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象他那样提出了如此富有概括力、如此有远见的学说。他顺应世界潮流，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从民族、政治、社会各个层面提出他的三民主义，不知激荡了多少青年的热血。
尽管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平均地权”中仍然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成分，和历代农民起义所提出的“均贫富”口号也不无一脉相承之处，他自己晚年还把三民主义解释成是继承了中国古老的传统。但他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已提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中国的基本方案。然而，在孙中山四十余年跌荡起伏的政治生涯中也不是没有遗憾，本文仅指出这位伟大人物的四个历史性遗憾。
遗憾一 枪杆子里出政权
1920年1月，北大学生张国焘、康白情、许德珩及一位天津女学生到上海拜访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说：“你们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许德珩等回答：“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的与北京政府抗争，只因为没有拿起枪来，就不算革命吗？”[5]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论上层的宫廷政变，还是下层的农民起义）都是暴力造成的，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反复地表明，暴力，只有暴力才是决定中国政治的最后声音。
辛亥革命正是因为袁世凯凭借了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北洋军，既迫使清帝退位，又迫使革命军妥协让步的。袁氏称帝则不但面临着西南的武力反抗，而且他嫡系的北洋大将段虎、冯狗等也纷纷投了反对票，因此他才不得不脱下皇袍，在一片叫骂声中死去的。
此后中国舞台上上演的一出出都是武戏，督军团也好，张勋复辟也好，马厂誓师也好......，所谓直系、皖系、奉系都只不过是暴力的代名词。
追求民主共和，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关注暴力问题。辛亥革命之前，他自述有十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辛亥革命以后，从二次革命、肇和军舰起义到北伐，他所重视的也是暴力。所以他才会对“五四”学生说出这番话，暴力革命的传统已经渗入他的骨髓里，所以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只是赤手空拳地与北洋政府抗争而已。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权力的更迭是和平的，整个中国史就是一部弥漫着血腥味、火药味，充满了刀光剑影的历史。孙中山在黄埔建军以前并没有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所以在和袁世凯、和形形色色的军阀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屡屡受挫，发出了“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感叹！国民党也只有在掌握了一支强大可靠的军队以后，才能到南京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这是孙中山晚年留给他缔造的国民党、蒋介石的遗产。孙中山去世前并没有选择蒋介石为接班人，他当时的安排是由胡汉民负责民政，汪精卫负责党务，廖仲恺负责财政，蒋介石则是掌握军事的人选。但在一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时代，注定了蒋介石这个黄埔军校校长将成为国民党的头号强人，这是中国式的必然逻辑。孙中山对此无可奈何。
同样，共产党如果不紧紧依靠枪杆子，就根本谈不上1949年赶跑蒋介石。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当时还年轻的毛泽东在“四一二”的血泊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走上井冈山，开创了一条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但20世纪对枪杆子如此的重视并不是从他开始的，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懂得其中的奥秘，黄埔建军起家的蒋介石也懂个中三味，连深受西方近代文明影响的孙中山也认为只有拿起枪杆子才算“真正革命”！
“五四”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给中国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暴力革命传统的先例。它并不诉诸武力，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思潮的力量，立足于文化启蒙，唤醒青年、号召民众。它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势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并不是从政治入手，以夺取权力为目标。这一些是一辈子从事暴力革命、政治革命的孙中山所不能理解的。他虽然在“五四”运动后也领悟到思想的重要性，但在他这里思想永远是服务于政治的，是第二位的，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他的“心理建设”——“知难行易”也仅仅是为了政治的需要提出来的。在近代社会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以孙中山锐利的现代眼光也没有发现西方近代文明的进步首先是建立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基础上的。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遗憾！
当然，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五四”开创的启蒙事业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夭折了。“五四”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是一个未完成的题目。
遗憾二 向日本借款的条件
1913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他自己缔造的共和国成了通缉犯，被迫再度亡命日本。他重组中华革命党，再举革命义旗。为此他曾多次与日本人会谈筹款之事。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请日本助中国革新，中国将给予的报酬是“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 [6]8月24日，他与犬养毅说自己正在准备起兵举事，“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好处，为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援中国革命，此点请阁下予以关照。”谈及军费筹集情况，孙中山说：“如若此次仍不能筹足所需资金，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犬养毅回答筹款的事要与头山满商议后答复。[7]头山满虽然表示支持孙中山第三次革命，但他不能违反日本政府及军部而支持孙。孙中山通过他争取日本政府的支持，但日本拒绝给予他贷款。孙中山8月21日（也就是这次谈话前三天）曾走访过头山满，对此他心中是清楚的，所以他竟然说筹款“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可以。
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他说：
“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违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
“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
甚至说：“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诚心实意地援助中国的革命统一，相互提携，为亚洲的独立与复兴通力协作，则中日两国的国界难道不也可以废除吗？”[8]
当然，孙中山也声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但这些文献表明为了寻求日本的支持，孙中山先生曾不惜以东北三省的特殊权益作为条件。还有“不惜任何条件”的许诺。
即使在袁世凯死后，他在广州举起护法旗帜的1917年9月15日，在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中，“孙中山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孙中山特别说明，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9]
1918年11月16日，孙中山和日本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以“领有满蒙”为条件寻求日本的援助。
他说：“目前中国南北对立是日本助长起来的，日本如果改变援助北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会不攻自灭。
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10]
孙中山虽然是明确反对《二十一条》的，但他愿意给予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和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第二部分有关满蒙的要求相比又有多大的差别呢？只不过《二十一条》更加具体而已——
（一） 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扩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二）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东内蒙古，盖造商工业应用之厂房，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三） 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东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四） 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各矿开采权。......[11]
《二十一条》所提出的有关在满蒙的权利和孙中山的许诺大同小异，不知道为什么日本政府始终不接受他的条件，支持其革命事业。这恐怕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也是长期以来被我们所忽略的问题。孙中山是伟大的政治家，但对于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许多史实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遗憾三 中华革命党
辛亥革命前三年，同盟会内部发生多次严重纠纷，矛头都指向领袖孙中山。孙中山也因此先是在旧金山组织同盟分会时把同盟会改名为“中华革命党”，把誓词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12]后来又在南洋通告将盟书里的同盟会员字样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但中华革命党并未正式成立过。
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败给了孙中山惨痛的教训，这位民国的国父竟然在自己的国度里成了通缉犯，被迫再次流亡海外。他在那些痛苦的时光里思考着失败的原因，思考着革命的出路，准备第三次革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组织涣散，不服从他的号令，他的想法得不到贯彻，“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才导致失败，他自称南京政府时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都由不得他主张。后来他写《建国方略》时进一步提到“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13]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要重建一个秘密的革命党，而不是一个公开的政党。这次立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 [14]要全体党员服从党魁命令，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中华革命党总章》第七条即明确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守。”[15]在孙中山手订的入党誓约中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的誓词，[16]还要在上面加印右手中指指摸。第十条规定“凡党员有叛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17]
党章第十一至十四条按照入党时间先后进一步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有功公民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先进公民则仅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18]就这样这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大部分人的公民资格，他试图通过对党员的严格约束，划分等级，论功行赏来实现他的理想，实际上和他追求的民主、共和理想背道而驰、越走越远。据他当时的主要助手居正回忆，他还发表了这样的谈话：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有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时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导师。”[19]
作为当事人和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他的回忆是真实可信的。从这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国式逻辑都已经呼之欲出。
所以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就遭到革命党人内部的强烈反对，黄兴坚决不加入，并远走美国。二次革命的风云人物李烈钧、柏文蔚等都拒绝参加，连老同盟会员谭人凤等也远离了孙中山。黄兴批评服从一人是违背了孙中山自己倡导的自由平等主义，加盖指摸“迹近污辱”。对此孙中山解释说：
“第三次革命之后，决不如第一次之糊涂，将全国人民名之曰国民；必其有心赞成共和，而宣誓注册者，乃得名之曰国民。然至成功之日，其宣誓注册之人，自然争先恐后，举国若狂，亦恐根底不固，易为巧诈，借名取利，容易把真心原始之革命党推翻，如袁氏近日之所为。故定事前首义党人有优先权利，选举执政当在首义党人，民国乃能巩固。然到时冒称为首义党人，欲得元勋公民权者必纷纷也。如第一次之官僚劣绅，向来反对革命，杀戮党人；及一旦革命成功，此辈则争先自号为老革命党，把持一方权利。而向日真心革命志士，且多被此辈杀戮，真伪莫分，热诚志士，成败俱遭惨祸，实可痛也！故第三次成功之后，欲防假伪，当以指摸为证据。盖指摸人人不同，终身不改，无论如何巧诈，终不能作伪也，此本党用指摸之意也。......况今日之法，乃欲行之于全国国民者也。吾党为首义尚不肯为，他日全国更何能望其一律遵行也。......总之，指摸一道，迟早要盖，今日为党人不盖，他日为国民亦必要盖。倘以外国待犯人为言，则外国待犯人，往日单独以照相行之，岂吾人则永不照相乎？”[20]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血的教训中得出了这些沉痛的结论，但他忽略了他所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人权，国民性的整体缺陷不可能通过对革命者授予优先的特权就能加以解决。没有人权概念的广泛普及，没有形成公民社会，当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孙中山先生试图赋予革命党人以参政、执政的特权来确保革命理想的实行也是空洞、不可靠的。他在中华革命党时期最得力的助手陈其美当初在上海主政，一样是滥杀无辜，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并不是死在“官僚劣绅”的手里，而是陈其美这个响当当的老革命党人指使另一个革命党人蒋介石干的。这样的例子在民国之初也不是孤立的。阎锡山、唐继尧、陈炯明等也都是老革命党，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都很清楚，和北洋军阀又有什么区别？！
人权没有保障，即使是“真心原始之革命党”当政，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共和可言。孙中山先生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所在，只能以指摸、誓约（所谓“甘受极刑”）来推动革命，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败笔。所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护国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已经不是站在历史的浪尖上。
十几年后，在蒋介石的南京政权身上我们就能看到当年中华革命党的影子，所谓革命只是给了少数人分赃的机会，这是孙中山始料不及的。如果他本人活着，他的人格、威望、无可比拟的号召力，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的新政府不至于马上堕落为一个腐败、专制、黑暗的政权。一个没有了孙中山的国民党一旦取得政权，他们能够做的当然首先就是按等级分封职位，而孙中山理想中的宪政目标则可以被无限期地拖延。
遗憾四 党在国上的苏俄模式
辛亥革命前十六年的流亡生涯，二次革命后三年亡命日本，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教训，特别是1922年他一手扶植起来、倚为长城的陈炯明叛弃了他，孙中山称之为“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21]
孙中山回首漫长的革命征程，是一连串的失败、流血和牺牲，亲密战友陆皓东死了，郑士良被朋友、叛徒毒死，黄兴英年早逝，宋教仁、陈其美被袁世凯刺杀，朱执信、程壁光死于桂系军阀之手......辛亥革命失败了，二次革命失败了，护法运动失败了，中华民国依然只有一块空洞的招牌，他曾经争取日本的支持，也寻求过西方列强的帮助，但都没有得到回应。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开始联俄外交，向新生的苏联寻求帮助，逐步走上一条“联俄联共”的道路，并以苏俄模式改组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国革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首次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提出要将大元帅府变为国民党政府，“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 [22] 明确提出“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23]
这就是后来蒋介石的党国的由来，蒋介石正是利用了孙中山的理论和他《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的三时期说，以国民党训政的名义实行一党专政，把民国变成了党国。这是孙中山晚年学习苏联的结果。
1924年1月25日，孙中山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中说得很明白，二次革命后“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24]他的建军思想也是要“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25]蒋介石曾到莫斯科学习过军事。所以孙中山留下的国民党是仿效苏联党的模式重建起来的，军队最初也是搬用了苏联的一套。
1924年改组的国民党引入了苏联“一党专政”模式，仅仅一年后孙中山先生就黯然去世，在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再也没有人能深切理解“民权主义”的意义。虽然孙中山在国事遗嘱中要求他的同志们依照他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继续努力，但他的后继者在继承孙中山的遗产方面除了把他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以外，其他的大部分都被置之脑后了，所以我们在大陆看到的只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导致了败退孤岛的结局。
这恐怕不是孙中山的原意，但孙中山晚年源自苏俄的“党在国上”思想无疑为蒋介石将民国变成党国铺平了道路。在这块有着深厚帝王传统的土壤上，由“家天下”到“党天下”仿佛顺水推舟。对于身后出现的一党专政局面，虽然是孙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但却是他留下的最大遗憾。
注：
[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19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同[1]，200页。
[3]《明太祖实录》，转引自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379页，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
[4]同[1]，208页。
[5]《孙中山集外集》2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孙中山全集》第三卷，8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7]同[5]，224 页。
[8] 同[5]，225—226 页。
[9] 同[5]，228页。
[10]同[5]，236页。
[11]转引自蔡东藩《民国演义》第二册12页，参考《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110—112页。
[12]同[1]，204页。
[13]《孙中山全集》第六卷，158页。
[14]同[6]，92页。
[15]同[6]，98页。
[16]同[6]，97页。
[17]同[15]。
[18]同[15]。
[19]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居正文集》上册20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0]同[6]，141—142页。
[21]《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六卷，549页、555页。
[22]《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103页。
[23]同[22]，104页
[24]同[22]，137页。
[25]1924年1月，孙中山与鲍罗廷等的谈话，同[22]1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