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经济学界用超边际分析研究贸易理论，对全球化和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有不少新观点。这些新观点与对比较利益说的反思有关。比较利益说其实有两种，一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被当代经济学家称为内生比较利益说，另一种以李家图为代表，被称为外生比较利益说。 外生比较利益是指人们天生条件的差别(生产技术或资源方面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贸易双方中，一方的生产条件比 另一方在所有产品中都差，但只要这种差别在不同生产活动中不一样，则生产效率低的国家可以 出口生产力差距小的产品而使两国都有利可图。以资源禀斌而言，劳力相对较多的 国家应该 出口劳力密集的产品，而资本相对较多的国家应出口资本密集的产品。

近年来这种外生比较利益说受到质疑。 从经验观测而言，不少经验数据证明，外生比较利益说并不能得到统计数据的一致支持。 根据特勒副勒尔(Trefler) 1993 和1995 在政治经济学期刊和美国经济评论上提供的经验证据，只有一半左右的数据支持外生比较利益说。经济学家们也从理论上对外生比较利益说提出了质疑。 有人引用爱因斯坦的名言：“不是经验观察为理论提供基础，而是理论决定人们可以观察到什么。” 爱因斯坦的论据当然就是红移现象，在人们了解相对论之前，他们对红移现象视而不见。

著名的发展和贸易理论家巴瓜地证明，如果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用来代替传统的替代弹性为一的生产函数，则一种商品可以在生产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从资本密集的转变为劳力密集的，因此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劳力密集产品，因而资源禀斌的比较利益 说变成没有任何意义 的了。 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最近的论文(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1)证明，如果将递增报酬和多种产品引入一般均衡模型，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两国生产的资本品种类数会越来越多，因此最终消费品的资本密集度会上升。但若一国人口相对另一国较多，则此国有可能既生产很多资本品(资本较多)，又出口劳力相对密集的消费品和进口资本密集的消费品。

严格而言，资本密集，劳力密集这类概念对有递增报酬和内生资本品种类数的模型变得没什么意义了。因此测度资本密集或劳力密集程度的数据也变成没有什么意义了。正象牛顿力学产生后，过去物理学中的“刚性”，“本质”等概念都被人们所抛弃一样。

如果一定要套用传统的概念，上述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模型证明，一国有可能出口有外生技术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是因为这个有递增报酬的模型可以产生所谓内生比较优势。只要这内生比较优势超过外生比较劣势，一国就有可能出口外生比较劣势的产品。所谓内生比较或绝对优势是指如果每个国家选择专业生产某种产品，它可以内生地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和绝对优势。这种内生比较和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天生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换言之，内生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出现。

以实际经验而言，中国这类资本相对稀少的国家最近不也出了象远大这类私人企业，向世界市场大量出口资本密集的中央空调机吗？以日本的经验而言，1950 年代日本生产汽车的成本无法与美国竞争，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没有出口汽车的外生比较优势，并制定了限制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但由于美国军管当局为日本建立了宪政秩序，最后的决定权在私人企业手中，所以市场拒绝了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使日本创造了出口汽车的内生(又曰后天)比较优势，成了出口汽车的大国。

这些例子都说明，经济发展的关键应该是让私人企业和市场决定出口什么，进口什么，不能由政府去刻意追求外生或内生比较优势。南韩最近提供了用政府产业政策追求由递增报酬所产生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失败例子。政府操纵银行系统，鼓励向大公司和内生比较优势明显的产业投资，结果导致金融危机，至今没完全恢复元气。

中国最近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强调利用外生比较利益而无视内生比较利益，而且不讲明怎样利用比较优势(是用政府产业政策，还是由私人企业和市场自发地利用之)。而另一类强调递增报酬及有关的内生比较优势，并鼓吹政府用产业政策和保护关税来利用内生比较优势。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可取的。

有人指出，美国发展早期就是用保护关税加快国内工业比较优势的积累，但他们却不提香港用自由贸易可以取得更好的发展绩效。世界银行经常用如下言语否定这种论调，“尽管美国早期采取了保护关税，它仍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绩效”。此处“尽管”一词意味着，如果没有保护关税，美国的早期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好。因此保护关税并不是好绩效的原因。

既然保护关税对经济发展并没有好处，为什么很多国家在发展的早期都采用了这种政策呢？成文利，萨克斯，杨小凯(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最近将超边际分析(对每个角点解的边际分析加角点解之间的总费用-效益分析)用到贸易理论，提供了对这种现象的一种政治经济学解释。他们的模型证明，当交易效率从低向高变化时，一般均衡会从完全自给自足非连续地跳到不完全分工。不完全分工意味着交易效率较低的国家分工水平比交易效率高的国家要低。此落后国的国内相对价格就是国际市场相对价格。因此落后国的人均收入与自给自足时相同，即贸易和分工的好处完全被发达国独占，而落后国得不到多少好处。这时落后国就有意愿通过关税来改变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因此而得到较多贸易好处。而发达国却倾向于单方面的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关税只会使进口品更贵而减少本国福利。

但是如果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则一般均衡会非连续地跳到两国分工水平都很高的状态。这时贸易品相对价格都不由任一国国内生产条件决定，而由两国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偏好共同决定。这时每国都可以用增加关税来从对方争得更多的分工好处，因此关税战有可能使贸易的好处完全消耗。这时，两国都有意愿参加纳什关税谈判，而纳什关税谈判的结果是双边自由贸易。

因此这个模型既解释了经济发展的过渡期时的二元结构：发达国追求单方面的自由贸易，落后国追求单方面的保护关税，纳什关税谈判不可能实现，也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成熟期通过多边关税谈判取得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它也解释了英国十七世纪从推行保护关税的重商主义向单方面自由贸易政策的转变，这种转变与当代发展中国家从单方面保护关税转向多边关税谈判，并导致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有异曲同工之效。有意思的是自由贸易并不能由看不见的手达致而要通过政府之间的多边关税谈判达到。

而在过渡期，落后国有两种方法改进其地位。一种是搞保护关税，在整个饼变小的情况下减少发达国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因而增加本国得到的好处。一种是提高交易效率，使分工水平提高，然后通过关税谈判达至多边自由贸易，把饼做大，自己也得到更多好处。

这些模型说明，如果中国不进一步改进交易效率，加入WTO，的确会使中国在二元经济中失去用保护关税争夺分工好处的手段，因而分工的好处全被发达国拿走。如果加入WTO促进中国进一步改革，使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则加入WTO会使中国得利。

张定胜在其博士论文中将内生比较利益引进这类李加图模型，将刘易斯早期的二元经济思想 大大 发扬了。刘易斯1950年代提出二元经济现象是从完全自给自足的社会发展到完全商业化社会的过渡期中，一个社会中部分人转入商业化和分工，而另一部分人却扔在自给自足状况。因此二元经济不是工业，农业之间的二元。而是商业化部门和非商业化部门的二元。但刘易斯不知道超边际分析，而超边际分析是将其原创性思想数学化的关键。所以刘易斯只好退而求其次，用边际分析研究工业-农业二元结构。张定胜用超边际分析证明，当交易效率极低时，所有国家都在非商业化的自给自足状态。 如果A 国交易效率改进，B 国交易效率仍低，则A 国出现国内分工和贸易，而 B 国仍处于 自给自足状况。当 B 国交易效率稍微改进，使得部分居民可以卷入国际贸易，但这微小改进不足以将所有居民卷入国际分工，所以部分居民仍在自给自足状态。 这就形成了一国内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与外国贸易，生产力较高，大部分收入来自市场，而另一部分人自给自足，没有来自市场的收入，生产力低，看起来象潜在失业或不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由于这种二元经济的存在，贸易条件对 B 国不利，大部分国际贸易的好处被A 国获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在这两类二元经济中都上升。随着两国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A，B 二国都完全卷入国际和国内分工，所有人的生产活动完全商业化，二元经济消失，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下降。张定胜还证明，二元经济消失时，欠发达国家变成发达国，这时欠发达国的国际贸易条件有可能恶化，但其从分工得到的好处及人均真实收入却会上升。最近的经经验数据(Sen,1998)说明，新加坡和泰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出口品相对进口品越来越便宜)，但二国的人均真实收入却不断上 升。张定胜用超边际分析论证道，以前说贸易条件恶化会使人均收入下降是因为只用了边际 分析。如果用超边际分析，当分工网络扩大时，全社会总生产力增加，只要这种正面的网络效果超过贸易条件恶化的负 面效果则贸易条件恶化和从分工和贸易得到的好处增加可以同时发生。正象电脑行业由于分工加深，生产力上升，尽管电脑相对于其它商品价格不断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但电脑行业不断扩张，收益不断增加。

张定胜在其博士论文中还证明在一个既有外生又有内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中当先天条件不同的人先后在不同时间转入越来越高的分工水平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会发生非单调的波动。当一部分人的专业化水平上升，而另一部分人还在自给自足状态时，不平等度上升，但落后的人们随交易效率改进也转入分工时，不平等度下降。而当交易条件较好的人们在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时选择更高的分工水平时，他们与落后的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又会扩大，而当落后的人们又赶上来时，收入差距又会缩小。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不断波动的理论与以前两种相关理论不同。这两种理论中一种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而另一种认为有负面影响。 而张定胜的波动 理论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有时为正，有时为负。最近的经验数据(Deininger and Squire,1996) 证明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收入分配不平等度是不断波动的。

台湾中华研究院的刘孟俊在莫纳什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将这种模型发展到有中间产品的情形，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经济发展，落后国的产业升级等现象。他与张定胜分别独立地用超边际分析证明，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关于关税政策与分工水平的理论，在既有内生又有外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中同样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