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号“二进宫”的人凭他们的本能可以判断张九龙是属于那种吐共最仇恨的从事地丅晸治活动的 人。看守所当局对他的态度极恶劣，这意味着他的重要性。张九龙是九号唯一不敢无视那些实际几乎无 人遵守的监规的人。
九号的其他人打扑克，玩纸叶子牌，骨牌，谈女人，背唐诗，讲书（武侠故事或水浒传），张九龙 却从不参与。但是他却有个弱点，喜欢下围棋。他进号子两个月后，终于按捺不住，开始与我下围棋。
人犯都知道看守的士兵没有号子门钥匙，不是重大的事情，他们也不会去向所长要钥匙。所以每次 被士兵发现在打牌下棋时，扒手们就会挺身而出，说是在抓臭虫，绝不是在打牌。“报告解放军，你晓 得我胆子小，不要吓我，不要说打牌下棋这些违反监规的事我从不敢做，连捉臭虫，我都怕捏死了它， 不信，我给你一个我捉到的臭虫看，它还是活的！”一次罗钢被士兵发现在打牌时，连忙站起来走到小 圆窗边，一边跟士兵调口味，一边用身体遮住他的视线，让其他人赶紧把扑克藏起来。有时象棋来不及 收起来，只好交给士兵，但等小圆窗一关，号子里马上又会开始生产另一副象棋。棋子是用预审用的材 料纸迭成厚厚的纸条，然后卷成一个小圆饼，一面贴上一张纸做成。浆糊是用饭做成。肖福祥等人在绘 制扑克上花了很多功夫，做出来的扑克精美得像买来的一样。张九龙从不参加这类活动，实在忍不住与 我下围棋时，也总是坐在上铺靠墙角的地方，很小心地防止被看守发现。
我虽然对张九龙如何从事地下政治活动有一份好奇心，但是却不相信他们这类地下政治活动会有什 么真正的能量，我并不明白共齤产党为什么会害怕张九龙这类人。但是从围棋棋局中，我不得不承认张九 龙是那种有大智甚至睿智的人。围棋可能的棋局比象棋多，所需的智力和记忆力也比下象棋所需要多。 尤其是下围棋需要比下象棋多得多的时间，即使在左家塘这种社会精华（政治犯）和渣滓（刑事犯）集 中的地方，也不容易找到很多下围棋的好手。九号张九龙、我和程德明都是可以匹敌的棋手，但我和程 德明都不得不承认张九龙“棋高一着”。
张九龙下围棋大概与他搞政治一样，野心极大，往往在几个看来留的“气”不多被对方包围的小棋 局中形成包围对方一大片的大棋局。这种大包围往往到最后双方互相要动用所有的“劫”来比气时才看 得清楚。他算双方的棋局的气不但十分精确，而且很具长远眼光，往往看到十步以外的局势。他喜欢研 究一定棋局下的“棋谱”，表现出一种敢于冒大险、精于赢大利的气质。从围棋棋局上，我逐渐对他的 智慧和能力有了一种尊敬和信心，我开始相信他这种人搞政治一定有他的“全局”在胸，一定有他的精 细算计。这使我对他的案情有了更多的好奇心，但他总是小心地避开一切与他的案情有关的言谈。
我们盘腿坐在上铺的墙角，一盘十九格的围棋常常可以下两三个小时。他眼珠上有一点血丝，全神 贯注却十分自信的样子，一边细细思量，一边把手中的棋子无意识地点来点去，眼中的自信混合着冷酷， 嘴角充满着坚定与专注。他从不悔棋，也很少有犹疑，他的自信与成熟看似与他不到三十岁的年龄不相 称。
左家塘的预审从来不预先通知人犯。某个上午，号子门的锁突然响起，徐络腮打开门，高声叫一个 人的名字，然后把他带走。如果这个名字是张九龙或我，围棋就会中止。第二天我们又坐到围棋边时， 张九龙绝不会提到他的预审，也不会触及任何与不可避免的最后的判决有关的事情。我也不问他。也许 是这种互相尊重对方能力和沉默的气氛，一种感觉得到的真诚的互相信任在不知不觉地发展，我们不但 是棋逢对手，而且渐渐成了好朋友。他也知道《中国向何处去？》，偶尔会问到它。尽管他如此谨慎， 终究开始谈及他的家庭和过去。
张九龙的父亲、叔叔、伯伯 1949 年前都是搞机械的，车、钳、刨、铣都能做。战后他伯伯在长沙 开了个汽车修理车间，大概是湖南的第一家。1949 年后，他的生意极好，使得张九龙的父亲受到启发， 建了一个他自己的机械加工作坊。虽然他的设备条件不好，但他却承接一切他能发现的机械加工业务。 他有一台用皮带带动的车床和一台钻床，除了车和钻，其他活全靠锉刀和一台老虎钳来做。碰到吃不消 的活，他就到大国营厂去租设备来做。生意越来越好，张九龙的母亲河哥哥也全天帮他父亲工作。张九 龙上大学时，小作坊规模已大到有了三台专业工装设备，雇了两个工人。
按张九龙的算计，他父亲的作坊的生产率相当于一个雇佣上百人有各种从苏联进口的工装设备的国 营工厂。在那种国营工厂中，工人们等着计划机关下达的任务，而迅速发展的机械工业已复杂到计划机 关无法规划和管理的地步，因此大量对机械加工的需求无法满足而大量机床的利用率却极低。而张九龙 父亲的机械作坊却对越来越复杂的机械工业市场反应极其灵敏，自然会生意越来越好。
1956 年公私合营运动中，张九龙一家不再用为市场操心了，因为他们的作坊现在变成了国家的财产， 他们再没有决策权。但他们又有了新的问题，张九龙的伯伯成了资本家，他的父亲成了小业主，他们的 家庭成分给张九龙这辈人的升学和前途带来许多麻烦。
张九龙中学时代一定是属于那种神童一类的学生，因为他告诉我他不到十六岁就考取了当时有名的 重点学校，西安航空学院。一般中国学生要到 19 岁左右才能完成高中的学习，对大多数人而言，西安 航空学院是涉及核心军事机密的地方，一位出身不好的青年要考取它除非考齤试成绩极端好。但在他念到 大学的第二年，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突然变了，反右运动后，他被当局要求转到其他非军事院校去，原 因是他的资产阶级家庭背景不适于从事涉及军事机密的事业。张九龙一气之下，干脆退学回到长沙。与 他一块回到长沙的还有一些被打成右齤派开除学籍的大学生。那时，大跃进带来的经济崩溃已逐渐表面化 了。他们这些学工程的大学生回到长沙后进入下层社会，成了无正式职业的“机械流子”。他们自己承
接各种国营工厂的机械加工活，半合法、半非法地赚钱。
他们有几位还组织了一间地下工厂。有的专门坐茶馆，结交国营工厂的采购员或业务员，承接各种 业务。另一方面，他们出高价向郊区的人民公社的某个大队买一个银行账户，这个账户名义上是社队企 业的，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社队企业存在，地下工厂加工的收入都由国营工厂用支票汇到这个不存在的社 队企业账号上，这个收入的 50%转给提供账户的大队，其余以工资的形式发给地下工厂的机械流子。他 们在家里用简单的工具加工大多数活，需要大型精密机床时，就出相当的价向国营工厂有关系的业务员 租，夜间他们就使用那些闲置的机器。
机械流子们往往能赚比高干工资多几倍的收入，这使张九龙周围的学生右齤派和技术工人有了相当的 经济实力。但是张九龙从不谈及他们的地下政治活动。每当我向张九龙求证犯人中的谣传，问他是否真 的有一个地下团体时，他总是连忙将话扯开，眼中闪出一种令人恐惧的残酷。有次我转弯抹角地问他的 同学对反右运动的反应时，他承认，他的右齤派同学在反右运动前希望通过议会道路使中国走向民齤主。反 右运动给他们的教训是，中国实现民齤主，议会道路行不通。
我极想知道张九龙的不可触摸的地下组织，我希望知道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何以当局认为他们如此危 险。我自己完全理解为什么青年人会有组织政党的冲动。1967 年底，我和一些造反派的激进学生就产生 过这种冲动，希望重新组织政党萌芽，独立思考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用类似共齤产党那样强有力的组 织来实现自己理想的政治主张。但你没有办法从张九龙这样聪明的人口中直接套出有关他们地下组织的 消息来，看得出他知道这类事是那种“掉了脑袋都不知道怎么掉的”黑暗的政治，他不会把其中的秘密 告诉任何人，哪怕是他的母亲和爱人。
但是慢慢从他的言谈，从他所知道的事，我可以判断他是一个亲美的政治家。尼克松当选总统时， 他说，这对美国不是好消息，因为尼克松是那种志大才疏的人。他极欣赏肯尼迪。有次有人谈到加勒比 海导弹危机时，他眼中闪现出兴奋的光芒。
第二天，有两个人犯在争论卢森堡事件真象。那个时代，卢森堡向苏联提供制造原子弹机密的事几 乎完全被中国人遗忘了。我们这代人根本不知道卢森堡事件，比我们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完全相信共齤产党 五十年代的宣传。一位受过苏联式教育的工程师说，“卢森堡是被美国政府杀害的无辜的科学家……”。 张九龙满脸不以为然的样子，听到我问“卢森堡是谁呀？是那个国际共运第二国际的卢森堡吗？”悄悄 告诉我“卢森堡是苏联的一个间谍，为苏联收集了有关如何制造原子弹的情报，导致了以后愈演愈烈的 核军备竞赛。”他看来知道这个所谓卢森堡事件的不少细节，甚至知道卢森堡和他的妻子是坐电椅被处 死的。
他悄声与我谈到的另一个题目说明了他对我越来越多的信任。他告诉我，台湾问题在将来的中国政 治中有极重要的作用，台齤湾国齤民党政府的存在实际上相当于中国齤保留了两党政治。这是非常关键的，他 解释道，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演变将与苏联很不一样。
我那时对台湾一无所知，像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从来不认为台湾在中国政治中会有什么作用。 我在 1967 年的《参考消息》上看到过蒋介石的告大陆同胞书，但不觉得任何人真会响应他的反齤共呼吁。 引起我注意的有关台湾的消息是《湖南日报》上的一条新闻，这条新闻说 1968 年台北市政府禁止三轮 车在街上行走，要求所有三轮车夫转业开汽车。这条消息之所以使人吃惊，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板车还 是城市的主要运输工具，不但汽车不可能代替板车，连三轮车都不够代替人力步行拖动的板车。
我把这条新闻指给张九龙看时，他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他反而问我：“1963 年肯尼迪死时，全世界 只有两个政府没有降半旗，你知道是哪两个政府吗？”我摇摇头。“一个是中国大陆，一个是台湾政府。 台湾拒绝降半旗，是因为蒋介石 1962 年时曾要求肯尼迪支持他反齤攻大陆，但遭到肯尼迪的拒绝。”当时 的大陆，最客观的消息来源是《参考消息》报和《大参考》，我的父母都有这类内部刊物。但我从来没 有在这些内部刊物看到过张九龙讲的消息。他一定有其他的消息来源，因此他对中国的整个政治情况有 相当准确和客观的判断。
一个偶然的争论使我比较直接地了解到张九龙的意识形态。那天我在仔细问张九龙关于他父亲的机 械作坊情形，另一位中学生程德明坐在我们旁边，听张九龙低声回答我的问题。程德明是位“联动分子”， 一个高干子弟老红卫兵的组织。他支持刘齤少奇和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但却认定社会主义制度比资 本主义制度优越。张九龙介绍他父亲的那个小作坊时免不了又将它的效率与国营工厂比较，他的声音小 到只有我俩能听到。
程德明看去不喜欢张九龙对私人企业的感情。他打断张九龙的叙说，“你父亲那种私人作坊不可能 帮助中国迅速工业化。”他的声音比张九龙高，因为他知道按官方的标准，自己的意识形态比张九龙的 正统。“我给你一个例子，”他继续道，“机械工业的发展依赖砂轮制造的发展，所有刀具都要靠砂轮来 制造。而砂轮却需要金刚石。如果依靠私人资本主义和市场，机械工业要发展到一定规模才会有专业的 人造金刚石制造厂，砂轮制造要发展到一定规模，才会有专业的人造金刚石制造厂。但 1950 年代苏联 帮助中国建设了 156 项工程时，民齤主德国就帮助中国在郑州兴建了一个大型人造金刚石工厂，一开始就 提供了高质量低成本的砂轮，使机械工业的发展跳过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必须经过的那个长过程。”
张九龙对程德明的理论不以为然，他用挖苦的语调说：“这么多高水平的机器设备生产出来后却有 大半时间在车间里睡觉，国营工厂没有兴趣去钻山打洞找业务，虽然有了不少大工厂、大工业，但却不 能为市场的需求服务。”
程德明也不示弱：“资本主义经济会有周期性危机，每十年会把生产力全部毁掉一次，你不要想在 中国恢复这种不断带来危机的资本主义！”
张九龙脸色苍白，意识到这种讨论已走得太远。他看似千方百计压制着自己的情绪。他没有反驳程 德明，但我相信他有比程德明多而深的理论来还击他。程德明的最后一句话是在给张九龙戴帽子，尤其 是张九龙对这种帽子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在官方的词典中他是属于亲资本主义的“极右分子”，比程德 明这种亲修正主义的“右齤派”更加危险。张九龙的脸色极难看，他是受了极大的侮辱，我真替他难过。 但我也知道程德明有他自己的观点，并不完全是以势压人。我希望他们继续争论下去，我为张九龙不得 不保持沉默而遗憾。程德明并不像共齤产党那样对张九龙有仇恨，他也是反对当局的人。但他却不能接受 张九龙的意识形态。我感到张九龙的意识形态很难被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接受，虽然我对他的观点极有 兴趣。我不懂，为什么官方会将张九龙视为如此危险，要知道他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很大的市场。我进左 家塘前是持极左观点的人，在我看来，共齤产党在压迫剥削人民这一点上与资产阶级并没有什么两样。张 九龙与程德明的争论却提醒我，共齤产党与资本主义还是有根本区别的，虽然我还没想清这种根本区别是 什么。我当时对一切向官方意识形态挑战的观点，一切反体制的异端邪说都极感兴趣，张九龙与程德明 的思想与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都很不一样，自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理解张九龙的地下政治活动的细节关系到他的生命安全，知道不可能直接从他嘴里知道这种信 息，于是总是求他讲一些他知道的故事，希望用间接的办法从他嘴里挖出些这类消息来。张九龙果然上 了当。他给我讲一些他喜欢的小说，其中有本俄国小说是关于一个名叫青鸟的职业地下政治家。他参加 了组织俄国社会民齤主党地下组织的活动，用单线联系的办法，建立起一个复杂的地下政党组织。张九龙 口里的青鸟如此令人崇敬和感动，看得出他自己曾被青鸟感动而立志要成为地下职业政治家。我大概是 第一次从张九龙口中听到“地下职业政治家”这个名词，在他嘴里，这是个令人神往和尊敬的名称，也 是一个切实有效的方式。对于他这种野心极大的人来说，业余论政大概是种积极无效的方式。
听完青鸟的故事，我开始懂得张九龙对他的地下组织和他的职业政治家事业的献身精神，他是与程 德明和我这种长于思想，短于行动的人不一样的人，他是实干的野心家。我也为他这种脚踏实地的决心 感到害怕，是的，共齤产党最恨最怕这种脚踏实地搞组织的人。
每次张九龙预审回来，都是铁青着脸，饭都吃不下。这可是犯人中少有的事，所有人都是盼星星盼 月亮一样地引颈盼望那三两米饭。我想安慰他，他眼里闪着残忍的光芒，下巴紧张得不时动一动。我问 他：“发生什么冲突了？”他轻轻说：“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却一口咬定我参加了什么组织。”很不情愿 触及伤疤的样子。我只好不再追问。
夏天刚过，秋天来临时，徐络腮命令九号的所有人到走廊去听宣读“七三”、“七二四”布告。其中 的信息可以说是好消息，也可以说是坏消息。社会上不同观点的政治派别之间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 突，群众组织又抢夺了大量枪齤支，当局不得不要求军队介入冲突、控制局势。看起来当局在恢复秩序方 面显得十分无能，张九龙一定为此暗自高兴，虽然我猜想他也会估计到动乱的局势会使他有更多杀头的 危险。
回到号子后，我问他：“你预计局势会如何发展？”
他看去很冷静，“这完全像文化革齤命中一样，社会秩序的混乱总是帮助共齤产党巩固他们的政权。”我 问他：“为什么？”他露出一丝少有的微笑，“我写过一篇关于这个观点的文章。”虽然张九龙像一个破 产的企业家不愿谈论破产的生意，但他并不避讳向人介绍他这篇在他朋友中广泛流传后来又落到公齤安局 手里的文章。这大概是当局得到的有关这个地下团体的唯一的物证。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人民反对当局 的革齤命情绪像性冲动涨落一样有一定的周期，民齤主国家让这种冲动不断地发泄，所以很少能形成革齤命的 形势。而共齤产党国家没有让革齤命情绪发泄的通道，这种情绪就会积累起来，形成革齤命形势。毛齤泽东发动 文化革齤命后，1959 以来人民中积累的革齤命情绪有机会发泄出来，而动乱又会使人民向往秩序，因而反而 有助于共齤产党巩固政权。
“我不相信这个政权能稳定下来，”我打断他的话，“即使当局能把造反完全镇齤压下去，这只是意味 着下一轮政治变动将会是上层内的政变，而不再是革齤命，看看林彪和周恩来吧，他们之间迟早会发生大 冲突的。”
张九龙笑起来，“你比以前成熟了好多！”他那种居高临下教训我的态度使我很不舒服，“你顶多只 比我大七八岁，有什么资格教训我！”我在心里说。我记起有次我们讨论文化革齤命中两派组织时，我告 诉他我认为两派之间的冲突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保守派是那些文革前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而造反派 是那些出生不好被迫害和歧视的人。他极不以为然，“群众中的两派都是木偶，他们完全是被上面的两 派操纵的！”我极不喜欢他的观点，在心中反驳道：“即使上层的确是在操纵下面的两派，但下面的人不 也在利用上层的冲突追求自己的利益吗？正像你张九龙利用文化革齤命参加造反派来做你喜欢的事一样。 文革中两派的形成的社会背景实质上与当年英国圆头党和辉格党之间的冲突及法国山岳派与立宪派（或 山岳派和罗伯斯庇尔派）的冲突非常相像。”
张九龙告诉我，他在预审时多次引用这篇文章向预审员证明他当时已经怀疑反对当局的活动的效 果。但是他的自我辩护自然是进了聋子的耳朵。共齤产党报纸上当时总在强调对“反革齤命分子”要彻底清 除“隐患”，不管张九龙的策略怎么样，当局真正关心的是他的反齤共政治倾向，只要他的肉体存在一天， 这种政治倾向本身就是当局所说的“政治隐患”。
我想起一个秋雨天我俩在一块的一段时间。我们刚下完一盘围棋，不约而同转头向着连绵不断的秋 雨。淅淅沥沥的雨声使人愁思万缕，特别容易回忆过去的伤感。凝视着铁窗外的丝丝细雨，张九龙像是 自言自语地细声说到：“1957 年后很多人对议会民齤主完全失望后，都在想走格瓦拉道路。”我知道格瓦拉 是古巴人，在南美洲从事反政府的游击武装活动。《参考消息》登过一则他的尸体被发现的消息。张九 龙沉思着，他的思想似乎在忙无目的地漂移，他又重复道：“这些右齤派学生提出走格瓦拉道路。”他的声 音低沉而胡乱游荡，我心里一紧，感觉耳朵捕捉不住他的声音，但不敢作声，怕他完全就此闭口，我懂 他的思路，这就是中国史书上常说的“孤苦无告，树党强诉，上山为匪”的思路，格瓦拉道路、游击战 争无非是把这类古老的故事现代化了而已。不幸的是，张九龙不再说下去，愁丝万缕似地注视着铁窗和 秋雨。
张九龙和我都知道我们的棋局总有一天会终结。我记不清我们的最后一盘棋的棋局了，也记不清谁 赢了那一局。我比他先离开九号被转到 23号去了。我在那里被判了刑，三个多星期后又被转到劳改农 场建新农场去了。在 23 号时我听说张九龙也被判了刑，判决是使我们俩都震惊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判刑那天，张九龙与其他被判刑的人被押出去游街，我又看到他那张惨白、铁青的脸。他是个头脑极清 楚的人，如果他的脸色说明他感到意外，那证明当局的确没有任何地下政党的过硬证据。我看了判决布 告上他的罪状后，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判词中不称他为反革齤命组织首犯，而称反革齤命集团首 犯。大概当局发现这些右齤派知识分子定期聚会，议论政治，对他们的活动产生了怀疑，于是导致了张九 龙的死刑。
1970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张九龙不幸成为受害者。那次运动中，所有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的政治犯全部被从劳改单位拉出来，立即执行死刑。我是在劳改队时从张九龙两个同案犯王少坤和毛治 安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我当时正在挑土，扁担从我肩头滑下来，恐惧、仇恨和悲痛使我直想呕吐。那 天后我多次想象临死前他的形象，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不能摆脱他的面孔，他下棋时忧郁、专注地 拿起一个棋子的形象，接着又是预审后他那苍白冷酷的面色。
王少坤被判了七年徒刑，毛治安被判了 15 年徒刑。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这个地下政治团体是怎样 被破获的。文革时，市民有段时间有自组政治组织的自由，只要不反毛反齤共。张九龙和他的朋友们利用 这个机会参加了造反派。武斗最激烈时，他们控制了一些枪齤支弹齤药。当局重新控制局势后，在造反派中 发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由于武斗时张九龙等人的活动已过于暴露，所以在这个运动中当局终于抓到 了他们的一些把柄。
我后来听到和看到越来越多的关于人们从事地下政治活动的故事。回想我当年希望组织政党萌芽式 的组织的念头，禁不住不寒而栗。想不到组织政治组织在中国却有杀头之罪，更可怕的是，所以官方文 件中从没有明确规定这一点，大多数没有政治知识的人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惩治反革齤命条例中，有一 个模模糊糊的“反革齤命罪”。如果我没有结交张九龙，看到他的悲剧，我可能从不会认为组织一个小团 体可以导致杀头的罪名。这种不成文的规例使我更加感到不可捉摸的恐怖。
我肯定与张九龙相处了数百小时，但他的故事的很多方面至今对我来说是个谜。可能这世上没有任 何一个人再有关于这个地下团体的完全知识，只有它的头头张九龙了解它的全貌。这就是政治犯死刑的 问题，死人会把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带到坟墓中去，将一些永世无法找到答案的 谜留给人间。
张九龙被杀害的消息使我想到九号那些用提防和歧视的目光看着张九龙的历史反革齤命和扒手们。我 当时不明白他们的目光为什么如此奇特，现在我才明白，那目光是看死人的目光。他们是有丰富经验的 人，他们知道张九龙这类人是黄土埋到胸的人，离死不远。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仇恨共齤产党当局，但 自从张九龙死后，我大概再不会像以前一样，怀着一颗天真而毫不警惕的心去深交一个从事地下政治活 动的政治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