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钢是我的第一个扒手朋友，也是我在九号碰到的举止最像电影中的西方人的“同犯”（这是干部要 求人犯互相称呼的称号）。他皮肤白而白皙，大眉大眼，喜欢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表达他的感情。比 如大张着嘴巴，将下巴一歪，表示吃惊或不屑，或示意他述说的事情不凡，用耸肩或向上翻眼表示无可 奈何等等。从中国人眼中看来，这种举止给人轻浮、不安分的印象。
文化革命的高潮时真是扒手的“盛大节日”（列宁曾说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罗钢自得地告诉我， 他参加了“湘江风雷”，参加了抢枪。在 24 中附近的武装冲突中，被保守派击中负了伤，成了英雄。他和他的战友们抢了军火库中的几辆卡车，他学会了开车，但却从来不挂高速档。他学会了使用 59 式手 枪、半自动步枪、机枪，却从来不能拆开枪支。文革前的中国，这些事老百姓从来不能问津，更不用说经常出入看守所的扒手了。
虽然罗钢从未向我说明他是个扒手，但他却毫不掩饰地向我讲述各种只有扒手才知道的事。他满嘴黑话，我开始很难听懂他那些黑社会的专用词。比如他从不称士兵或战士，而叫他们粮子，“当兵吃粮”的意思。他不说“三、四、五、六、七”而说“江、都、神、少、拐”。称钱为大叶子，称粮票为小叶 子。
罗钢对我非常友好，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造反派的缘故。他喜欢哼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 还有一只不知名的小调“取下你的口鼻罩，看看你的长模郎，你如果没有嫁人，可一定要嫁给我”。罗钢是恶作剧的好手，他告诉我，他小学快毕业时和他的男同学一块对女同学逐渐隆起的乳房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他们很想摸一摸那奇怪的东西，看是什么感觉，但又不敢冒失。他的同学与他打赌，如果罗钢 能摸到那东西又不惹女孩子生气，他就能赢一块钱。罗钢马上答应：“我们打赌，如果我做不到，我付你一块钱！”
第二天，他与这个同学一边交谈一边朝迎面走来的女孩子走去。罗钢有意不看女孩子而专心于他的同学扯谈，等他与女孩子擦身而过时，他故作无意地转过头吐痰，痰正好吐在女孩子胸口。他故作吃惊，马上掏出手帕，不迭声地道歉，并用手帕在女孩子的胸口擦起来。当然那女孩子没生气，还不断说“没关系，没关系。”罗钢体面地赢了一块钱，也满足了他的好奇心。
有次罗钢问我“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玩？”我说不知道，他自己回答“人玩人”。显然他指的是性，他的享乐观实在令人为他害羞。他有时站在床上做出双手按着女人乳房的样子，闭着眼睛扭屁股，润着 他味，那种有经验的样子使肖福祥悄悄对我说，“他的案子一定与强奸之类的事有关。”我虽然没去探究 他究竟是不是单为扒窃案进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从不敢正面澄清号子里关于他的案子与强奸女人有关的谣传，这本身就说明这件事已够糟糕的啦。有天我问肖福祥，“你怎么想到罗钢的案子与强奸有 关呢？”“上周，他预审回来，显得咪劳的，我问他‘大河里浮菩萨——来刹了神呀？’他像垫在床角 的蛤蟆，颤是个颤，还要硬撑，告诉我，一个好厉害的预审员——还是个女的——问他‘进去没有’，‘出了水没有’你想想看，还是个女的！”
罗钢另一件最感兴趣的事是“打狗”，即拣烟屁股。每次被提讯或者出去挨批斗时（这在文化革命中是常有的事），罗钢都要打很多“狗”回来。下象棋，下围棋，猜谜语，做数学题，我看不起罗钢，但在没有火柴的条件下用最原始的办法生火，他却是我望尘莫及的。他首先从床上的草席上扯出几根草搓 成一根细细的草绳，然后用被褥上的一团小棉絮包起来，用一块木板压着这团包紧的棉团在床板上猛擦， 他擦得满身大汗时，棉团开始冒烟，他马上解开棉团，轻轻将冒烟的草绳吹出明火，然后几个抽烟的家伙凑过去，用那根草绳上的火点燃他们用烟蒂卷成的香烟，大口大口地过烟瘾。
另一件叫罗钢头疼的事自然是饥饿。肖福祥比罗钢早进号子两三年，他已坐了 4 年牢。他饭量比罗钢小得多，但 4 年下来已瘦得不成人样，才不到 30 岁的年纪，头发已由于缺乏营养而掉了一大半。再大的胖子，在这里饿半年就会瘦得亲人都认不出来。每天吃饭前，人犯都站在门旁，像在等待盛大的事 情一样。饭一进来，罗钢这类身强力壮的人马上抢着去挑那些看去满一些的钵子。菜是由值日的人犯用 勺分在各人自己的菜钵里，分菜时菜钵拢在地上，人们围着观看，眼睛都鼓得像牛眼睛，好像在观看一件利害相关的决策。有些人不时为了分菜不均而发生冲突。
罗钢对这折磨人的饥饿想尽了办法来对付。他能做的真正有效的事大概只有两件。一件是他趁每次放风时，在院子里扯几根野草。放风是不定期的，我记得我在左家塘近两年，只放了三次风。肖福祥说文革前每个月要放次风。每次放风时，所长和看守士兵轮流把每个号子的人犯放在院子里，让他们散步 十来分钟。每次放风时罗钢居然抓到了一只癞蛤蟆。一进号子，他就把这只蛤蟆生剥了皮，还没等它停 止动弹，就活活吞进肚里。为了帮助吞咽，他还自己拍拍胸和肚。另一件罗钢能做的事就是“买饭”。号子里一些最穷，家里没有人送衣物，食量又不大的人，发觉饭是号子里价值最高的东西，于是有了饭的交易。罗钢向大家称为“少老板”的人和另一个乡下进长沙做生意（那时任何非官方的生意都是非法 的）的人买饭。少老板是位 30 开外的小个子。据说他的家族原来是长沙有名的有国民党背景的资本家。他父亲是很有钱的大老板，1949 年后被共产党革了命，这位少老板失了生计，于是学会了做非法的粮票 生意，自然成了左家塘的常客。他在九号不失他会做生意的本性，看见饭是做生意的好对象，于是以一件旧衣服或近一元监票的价格卖一钵饭。监票是左家塘当局发的一种只能在左家塘流通的油印纸币。我 们只准使用监票请干部买东西，不能使用和保留现金。少老板每星期能卖一钵饭，卖饭的那天，他睡在 床上不起来，早饭就免了，快到吃午饭时，他饿得只翻白眼，睡不着，也起不来。这种交易自然是违反监规的事，谈交易都是躲过众人的耳目在屋角落里进行，其他人很少知道讨价还价的过程，但据罗钢讲， 一钵饭的价钱大概相当于当时工人一天的工资或外面一钵饭价钱的 10 倍左右。不要多久，罗钢能换饭 吃的衣服和监票都换掉了。
家里有资助的人想尽办法让家属送食物进来。他们一般是托被释放的人带口讯回去，请家里人用非 法的办法送食物进来。比如把猪油装在空牙膏皮中送进来，把猪肉松装在棉衣里或棉絮中送进来，把葡 萄糖当药送进来等等。用饥饿惩罚犯人大概是中国监狱的传统，因为民间早有饿牢鬼的说法。文化革命中共产党加强了这个传统，连允许送牢饭的传统也改了。有次罗钢饿得实在难受，开始哼夜歌子来转移 自己对饥饿的注意：“人在世上哪般好，顶不得路边一兜草，草是逢春又发生，人死一去不复生……” 突然刘所长哗啦一声把门打开叫肖福祥提讯。肖福祥慌慌张张地从床上跳下来穿鞋。这时刘所长向罗钢吼道：“唱什么呀？唱什么呀？”罗钢正好逮着了机会，迎上去对刘所长说：“报告干部，我实在饿得想 吊头，我犯了什么事，你要判就判，要杀就杀，把我五花大绑吊起来，打 50 大板，我都愿意，总比这 样活活挨饿要好。”刘所长知道罗钢是那种冰冻的豆腐不进油盐的家伙，面带一丝笑意地答道，“你还想过修正主义腐化生活呀，可没那么便宜的事，这就是要改造你的腐化思想。我们共产党从不打人，也不 会判乱刑……”罗钢马上接上去：“只是要把我们饿服帖！”刘所长面转怒容：“老实点，不要胡说八道。”
刘所长的话并没有兑现。不久他就被新来的军人所长徐络腮代替了。徐络腮是当时对湖南实行军事管制的 47 军的一个排长。军队来的干部大约于 1968 年中全部代替了老公（安局）检（察院）法（院） 的干部。他们带来的第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打人。左家塘看守所的人犯有“打电话”的习惯，这就是邻居 号子里的人通过相邻的两个窗子互相交谈、传递信息，或者两个对面号子的人站在前窗上用手划字传递信息（被大家称为“长途电话”）。有天徐络腮抓到一个“打电话”的人，把他带到看守所的办公室去， 接着就听到一阵用木棍打人的声音。我爬到窗前去看，可以隐约见到徐络腮挥动木棍打人的影子。被打 的人用手护着头和眼镜。从他的眼镜，我发觉他很像和我同一个案子被抓进来的湖南大学的学生领袖周国辉。为了肯定我的判断，我大声叫道：“周国辉！”被打的人果然回头看了我一眼。这是徐络腮又抡棍 乱打。我忍不住喊起来：“不要打人！”这一下惊动了整个监房，很多趴在窗口观看的人都叫起来：“不 要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喊声此起彼伏。徐络腮掉头朝九号走来。我知道今天少不了一顿毒打，马上加了一件衣服。罗钢一定要替我戴一顶帽子，被我拒绝了。他小声道：“挨打的时候用手护着头和 肚子，别的地方都有骨头撑着，这两个地方千万别让他们打坏了”。徐络腮打开九号的门，怒声道：“刚 才谁叫喊？”“是我。”“给我出来！”我一进办公室，徐络腮抡棍就打，铺头盖脑。这时所有的监房都叫起来：“不准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看守的士兵站在院子中间听见哪边叫就朝哪边扔石头，跳来跳 去。他向北边扔石头时，南边的吼声又起，他向南边扔石头时，北边又是一片吼声。罗钢自然是最积极 的一位，我听得出他的声音。不久监房院子大门敞开了，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拥进来，散布到每个号子门口，大门口架起两挺机枪。来了几个大官模样的军人，把我与周国辉叫到监房外的预审室，态度出人意料地温和。其中一个瘦小个子对我说：“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们提，不许闹事。”我的意见很简单： “他们这几天几乎天天打人，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不是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吗？”“打人当然不对，闹事就更不对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非常微妙，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冲突正在朝有利 于造反派的方向发展，而我和周国辉过去所在的“省无联”的成员正在利用这个机会要求为被打成反革命的“省无联”平反。47 军的人当时也搞不清政局会如何发展，他们也看见过 1967 年夏天“湘江风雷” 平反的情形。所以 47 军的官员当时对因“省无联”问题坐牢的人采取一种谨慎和不作结论的态度。因 此那次闹事没有导致官方的报复，打人的事渐渐减少了。
罗钢与我的英文老师吴德显都是正统的造反派组织（他们在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有席位）工联的“治 安指挥部”挨过重打的人，他们都有丰富的挨打经验。吴老师的肝脏被治安指挥部打坏了，时常疼痛。 他是国民党时代的飞行员，四十年代曾在美国受过训练。1949 年他随程潜起义，投降了共产党。他后来被送到一所干部学校洗脑，洗脑后被分配到一个钟表店当职员。1964 年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 清经济）运动时，每个单位都需要一个“阶级敌人”作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他的美国和国民党背 景自然是最好的活靶子。他被人检举“奸污妇女”而成了批判对象。四清运动过后，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文化革命在 1968 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又成了靶子，他被关在治安指挥部，被打得半死， 然后被转到左家塘看守所。他的英文很好，每天自编课本向我教授英文。他后来被以奸污妇女和“国民 党残渣余孽”罪被判了 15 年徒刑。
九号的人们都称扒手为“钳工师傅”，而罗钢却喜欢叫扒窃为“捉鱼”。每次游斗后回到号子里，他 总要叹气：“今天鱼真多呀！可惜我的钳子被拷起来了，只能做牛胯子里的蝇子——随卵摇。”我对他的 钳工手艺有点好奇，有次冒昧地问他：“我真难想象，怎么可能从一个大活人身上把钱包拿走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工具捉鱼？”他说工具当然有，比如刮胡子刀片，用食指和中指夹着轻轻一晃就能开个口 子让鱼出来。“不过我很少用工具。”
终于我有次机会看到他的手艺。他是属于“二进宫”有劳改经验的人，很会识别号子里的 KGB（犯人们将告密者称为 KGB）。有天他小声对我说：“那个姓刘的家伙是个‘滔老倌’，他经常向干部递条子， 我们得让他懂点味。”姓刘的是个被当局指控犯了贪污罪的五十多岁的老头，他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大官。 在九号他对干部最尊敬，对监规遵守得最好。他平时对我颇友好，尽管对扒手们很不恭敬。我对罗钢的话半信半疑：“你怎么知道他是‘滔老倌’？”“他是历史反革命，共产党在号子里总是利用历史反革命 监视现行反革命，利用刑事犯整反革命犯。你注意没有，每天早晨这刘老倌总是起得最早，争着去倒马 桶，端盛热水的桶进来，你以为他勤快呀，他是趁干部开门和大家没起来的机会，向干部递小报告。”
一两天后，罗钢用他的钳工技术扒来这位刘老倌写的一份小报告。这是一张预审员给他写交代材料 的纸，上面写着：“报告干部，九号的文少甫每天背诵和默写封建毒草唐诗三百首，唐德一在默写诸葛 亮的出师表。罗钢六月七日向人介绍他的扒窃经验。赵德文六月十一日说他现在的工资在解放初可以买比现在多一倍的东西，攻击新社会，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报告人刘××。”第二天刘老倌的墨水、 笔、纸都不翼而飞。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那里找他的报告，嘟嘟哝哝地骂：“谁把我的笔拿走了？怕 是活得不耐烦了！”渐渐地，他是瞎子吃汤丸心里有数，知道是有人在报复他的小报告，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看到过扒手合伙打 KGB 的事，只丢了纸和笔真是算客气的了。
一两个月后，刘老倌在一个打击犯罪的运动中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知道共产党是在跟他算国民党时代的账，他大叫“不公正”。在判刑后到离开九号的几天内，他完全变了个人，天天骂共产党社会是个人吃人的社会，罗钢对他的敌意也随着这个变化而消失。
夏天发生的那次我和络腮胡子之间的冲突使罗钢改变了对我这种“文弱书生”的看法，我成了九号 的“英雄”。因此罗钢开始向我讲述一些他自己的故事。
罗钢因为他的家庭成分不好，没有考上中学。他充满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恨，下决心要把这个社会搞垮。他的第一次钳工活是在一个老扒手指点下完成的。他六次走近对象，但又六次退了回来。最后终于得了手。他把钳得的钱一半给了老扒手，从此开始了他的捉鱼生活。
罗钢一讲起那段流浪生活就神采飞扬。最使他得意的是他有过一个女扒手同伴。她的捉鱼技艺高超，罗钢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在一块打了两个月滚，白天一块扒，夜里一块睡，装成夫妻天天住好旅馆，反正钱来得容易也去得容易。最后一天早晨，罗钢醒来时，身边已没有了她。“他妈的，抽卵不认 人的东西！”罗钢回忆起那个早晨还有余怒。
我对罗钢平时对自己的身份和前途的感觉感到好奇，有次直通通地拿这问题问他。他诚恳地说，他每天早晨醒来都有一种无穷尽的被人追捕的感觉，有一丝负罪和深深的不安定感。有次有个扒手同伴被人追赶正碰上了，将一只手表扔给他又匆匆逃走。他还没有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随后追来的人们 包围，一顿痛打，“那真是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罗钢感慨道，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但每当他回忆起那些暴力他总会有一丝对公安局的好感。“只要出了须须，我就尽我的一切努力早点到公安局，否则打断手、打断腿，打成内伤都是常有的事。”我心里想，这大概是为什么扒手对挨打极有经 验的原因。他们常常带着云南白药在身上，总是显得极有办法对付挨打。
罗钢自那次被抓后，公安局把他送到少年管教所——一个专门关不够判刑年龄的少年犯罪者的地方， 自此他结束了流浪生活，后来又被分配到一个工厂当了学徒工，捉鱼成了他的业余爱好。他是个招人喜 爱的小伙子，女孩子们都叫他斯巴达克斯，因为他壮实的身体和有点像外国人的皮肤。工厂里男女学徒间关系相当亲密，动手动脚的事经常得很，在很多次周末的郊游中，罗钢自然少不了与女孩子的风流韵 事。但每次他讲起那些郊游中的故事，他说他最爱与女孩子们讨论的竟是他的“信仰”。“什么？你说信 仰？”我打断他的话，在我心目中，罗钢没有任何信仰，有也是“人玩人，最好玩”之类的东西。“我所有的妹子都知道我信仰‘流浪者’。”“信仰那部印度电影？”我嘴里在问，心里渐渐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部电影五十年代在苏联和中国非常流行，讲的是一个扒手的故事。这个扒手拉兹的父亲是位法官，信 奉血统论：“强盗的儿子永远是强盗，高贵者的儿子永远高贵。”有位强盗的儿子受过这位法官的不公正的判决的害，被逼当了强盗。他为了教训这位法官，把法官刚怀孕的妻子劫走，并把法官的儿子抚养成 人，使他成了一个江洋大盗，这就是电影的男主人公拉兹。法官自从妻子被劫走后领养了他一位过世的 朋友的女儿，成为这位美丽的丽达的监护人。丽达成人后进了法学院。在一次警察追捕拉兹时，丽达与拉兹邂逅。她帮助拉兹逃过追捕，他们一见钟情，陷入情网。拉兹的父亲并不知道丽达的男友是自己的 儿子，在拉兹偷窃贵重项链作为丽达生日舞会的礼物一事败露后，法官当然极力反对这对男女之间的感 情。丽达为了出庭为拉兹辩护，千方百计找到了拉兹的母亲弄清了拉兹的身世。在法庭上法官审讯他的儿子拉兹时，丽达最后陈述了拉兹与他父亲的故事，对拉兹做了成功的辩护，使拉兹只被判了三年徒刑。 罗钢用神往的表情告诉我：“我最喜欢电影的结尾，丽达送拉兹去劳改，丽达真是懂味码子，她说：我 等着你！”罗钢的神态好像有位漂亮的女友正向他重复丽达的话，当然他完全忘记了印度根本没有“劳改”。
罗钢总是告诉他的女友，他相信这个电影中包含的哲学，他相信自己的命运与拉兹一样，他不能升学的不幸，是这个奉行阶级路线的社会强加给他的。但他已不再向往上学，他已是一个扒手，他喜欢扒手那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生活。那个印度电影的主题歌叫《丽达之歌》，歌曲优美动人，所以扒手都喜欢唱或听这支歌。但罗钢唱得更多的是《拉兹之歌》。《拉兹之歌》与《丽达之歌》很不一样，那跳跃 的节奏好像把人带到了繁华的大城市和扒手动荡不安的生活中。曲调是如此玩世不恭，苦中作乐，而节奏却如此强烈和激动人心，罗钢唱起《拉兹之歌》时，双肩随着节奏耸动，脸上好像忘记人世间的一切 愁苦，告诉人们“这个世界，见鬼去吧！”有时他唱完之后会自嘲一句：“叫花子搞屁眼——穷快活！”
罗钢最后被判了十年徒刑，离开九号时，他已瘦得完全不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他了。他还在中国人所 说的吃早饭的年龄。他是在监房外的预审室收到的判决书，那时已没有陪审或申述这一切程序。回到九 号，所有人都认为判得太重，但他却面露喜色，像卸掉了一个重包袱，马上就趴在窗子边与对面的一个朋友“打电话”，他也等不及用手势写字，而是扯开喉咙大叫大喊道：“劳改队又捡了一个 10 年不要钱 的好劳力，我要到劳改队去吃长饭去了！”他是在一个凄风冷雨的初冬日子走的。他的丽达没有来送他， 没有向他讲他神往的那句话“我等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