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瞎子原名叫什么，大家都不记得了。所有的人都称他为卢瞎子，连刘所长也如此称呼他。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睛，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看去就像瞎子一样。他的绰号大概就是由此而来。卢瞎子个子瘦小，穿一件酱色的高级毛料服，外面罩一件粗布中山装。光看他那件罩衣，他是个穷光蛋，但实际上他是在长沙繁华的商业区八角亭有地皮、有一幢三层楼的大房子、家里有很多金条、并有若干制造鞋子的机器的“资本家”。据罗钢说卢瞎子是看守所的常客，已经被关押过很多次，所以把看守所当成是临时旅馆的扒手不少都认识他。
卢瞎子表面非常随和，与一切人都能谈很久，他关心一切，喜欢打听一切事情的细节，从衣服的裁剪，牙刷的功效，大便的成分，直到当前的政治。和他处久了，人们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他的个性特点引起的，而是他做生意养成的一种习惯。他有次告诉罗钢，任何事都有相互影响，对事情相互影响知道的越多，就会有更多做生意的机会。
卢瞎子虽然是九号监房中最富有的人，但却也是最小气的人，他虽对牙膏的功能很有研究，但却从不用牙刷牙膏。他身边保留一根小竹丝，他每天用它刮自己的舌头，然后用水清理牙齿。罗钢嘲笑他为了省几个钱连卫生都不要了。文少甫替卢瞎子辩护道：“他可能是自幼养成的习惯，改不了啦，你怕他真的舍不得那几个牙膏牙刷钱哟！他年轻时要没有这个习惯，怎么能从一文不名累积起今天这么多的财富呢？”罗钢同意道：“也是的，我这么爱卫生，我的工资追起我的支出来总是‘跛子追野老倌——越追越远’！”
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资本家排队向“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
卢瞎子是我有私人关系的第一位“资产阶级分子”。以前我只从书本上得到的资本家的概念，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是资本家。我很想向卢瞎子了解他的经验，了解他是怎样发财的。但是卢瞎子不太看得起我这种没有社会经验的青年学生，对我提的问题总是表示不耐烦。然而当他从罗钢口里知道我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时，他对我有了一些兴趣。他告诉我：“我也经常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问他：“你看过这篇文章吗？”“没有！”我心中暗暗好笑，他对巴黎公社的民主绝对不会有兴趣，他的兴趣当然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上。也许他想当然地认为我的文章一定是讨论中国应该搞资本主义还是应该搞社会主义这类问题。我不想给他泼冷水，希望他保持着这种误解。
卢瞎子终于跟我谈起他的事业。这应该归功于罗钢和其他喜欢捉弄他的扒手。扒手与卢瞎子恶作剧时，我常加以制止，这自然使我与卢瞎子有了份亲近。罗钢喜欢讲绿林义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看不惯卢瞎子的“小气”以及他“独善其身，不求于人”的处世态度。更不幸的是，卢瞎子有些非常奇怪的习惯。例如他从来不洗脚，也不换裤子，但隔几天要脱掉他的臭袜子，把他脚上的脏东西抓到鼻子边闻来闻去。他大概就爱闻那股刺激人的臭味。有几次罗钢看到他又闻臭脚味，就走过去抢掉他的眼镜，扬言：“你那根肠子快活，一定要当众闻臭脚丫子？你不保证不再当众脱臭袜子，我就再不还给你的眼镜。”卢瞎子大声抗议，没有人理睬他。最后我提议将条件改为卢瞎子保证不让罗钢看见他脱臭袜子，罗钢马上表示接受，卢瞎子也只好屈服，发誓不再让罗钢看见他脱臭袜子。卢瞎子的另一个坏习惯是打鼾。他打起鼾来惊天动地，全身起伏，简直叫人难以相信他是睡着了。每当他打鼾，几位扒手就喜欢用小纸棍去拨弄他的鼻毛，每次都要把他弄得大发脾气才罢休。
卢瞎子告诉我，1950年他18岁从高中毕业就开始做各种小生意。最早是卖“扯麻糖”，这是种掺有芝麻的粘糖。小孩买这种糖时，由卢瞎子从一大堆粘糖中扯出一个头交给小孩，小孩用力一扯，扯得多少就得多少，价钱是固定的。很多小孩被这种有游戏和赌博味道的生意所吸引，使他赚了一些钱。他还卖过一种小吃拼盘。顾客全是小学生。他用一个分为十几个格子的大木盆装着十几种小吃，有腌姜、果脯、甜紫菜、山楂片等等，五分钱可以买一小包，其中每包食品都是一点。他还做过一种叫做“西洋镜”的生意。那是一种简单的幻灯片，他从上海买来的。其中有世界各地名胜的照片，也有半裸的西洋女人照片。他的西洋镜是一个手推车上装的方盒子，盒子上有供一人观看的镜片，从镜片可以看到盒子内的幻灯片。盒子用黑布盖着，盒子上是广告，写着“世界名胜，西洋美女，五分钱游遍世界名城，欣赏摩登女郎”。
卢瞎子还做过其他十几种小生意。他经常去上海，学习一些新的经商之道，买些新设备。1950年上海新建一座私人味精工厂，要向全国各地打开销路。卢瞎子承揽了在湖南推销这家工厂的味精的业务。他雇了一位秘书（他的一位表妹），买了一台打印机，然后油印了很多介绍味精的材料，然后寄给全省各城市商店，请有兴趣的商店与长沙的代销处联系。代销处办公室地址就是卢瞎子家的地址，电话号码就是离他家最近的一处公用电话号码。各地的商店经营人看到打印得漂漂亮亮印有办公室电话号码的材料，绝对不会怀疑这是一家像模像样的商号。
当时正是内战后的繁荣时期，外国的商业竞争被美国的封锁消减了，共产党当时还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所以那时是中国商人做生意的黄金时代，味精很快打开销路，二十岁的卢瞎子马上成了新的暴发户。他的工作就是把订购单寄给上海的工厂，商品托运到长沙后，卢瞎子去邮局将这些货转寄给全省各地的商店，连仓库都不需要。工厂为扩大业务，给了他一次大甜头，在一次产品大减价前，让他以新价格买进味精，在公开减价前按原价销售。卢瞎子从这次工厂折价赚了一大笔后，在长沙的商业宝地八角亭买了一块临街的地皮，修起一座三层的洋楼，从此他有了一个正式的铺面，他的业务也从味精扩大到机器买卖和制鞋。
1956年公私合营运动期间，上海市工商界代表荣毅仁、胡厥文、盛丕华、杜大公等手持申请书步入公私合营大会会场。
好景不长，1956年公私合营运动来了，所有资本家在共产党1953年发动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早已大伤元气，共产党在公私合营运动中稍施压力，大多数私人资本家就把自己的企业自动交给了共产党。可是卢瞎子是坚决抗拒公私合营的人。他一直拒不把他的营业大楼交给国家，并一口咬定“共产党的政策是自愿互利，我就是不自愿，也不要你的利！”
上海味精厂已经公私合营，共产党接管了工厂，应允给原来的老板象征性的固定股息。合营过程中，原来的老板给卢瞎子留了个月薪40元的职位，让他去上海味精厂。卢瞎子一口拒绝。他买了几台制鞋机器，就在自己的营业所内生产鞋子，一楼的店面仍用作买卖。共产党对卢瞎子极为恼火，动员他雇佣的工人与他斗争，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和劳保福利，并指责他剥削工人。卢瞎子决定解雇工人，自己和妻子、亲戚来掌管机器。共产党马上通过工商联出面干涉，不允许解雇工人。卢瞎子决定到法院告状。他以50年代他能找到的所有共产党的法律文件为根据，为自己的解雇权辩护。共产党的法院自然偏袒工人，卢瞎子被法院罚款，并被指责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动资本家。卢瞎子还不甘心，他把所有雇工的业务停掉，只留两台机器让他太太照管。他自己又到湖南省高级法院上诉，法院根本不理睬他。他又找省人民政府，结果反而被接待他的官僚教训了一顿，要他不要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他根本不听这一套政治宣传，总是重复他那几句话：“政府司法机关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这不是你们共产党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吗？”最后卢瞎子干脆被机关传达室拒于门外，他根本就见不到法院和省政府的官员了。
在多次找官员的过程中，卢瞎子受尽了气，逐渐发现像他这种平民老百姓，如果穿着呢料衣服，政府机关的传达对他就采取歧视态度。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穿着笔挺是共产党高干的特权，平民老百姓穿得太阔绰，马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剥削者。而共产党的高干穿得阔绰却会引来尊敬和羡慕。卢瞎子悟出这个道理后，就总是在他的呢料衣服外面罩一件粗布旧衣服。这果然大大增加了接近高干的方便。他那些日子到处打听市长、市委书记之类大人物的去向，一听说他们去了某公共场所，他马上跟去，试图将他的申述书递给他们。看他穿着朴素，市长对他态度还不错，接下来他的申述，说回去好好研究。
不久研究的结果回来了。卢瞎子在1958年反右派运动的后期被划为“反社会主义改造的坏分子”，成了专政对象。街道派出所对他监督改造，他连完全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政府人员强行占据了他的营业大楼，宣布征用一二楼。
1964年，共产党推行城市私房改造政策，要求把城市里的所有私人房屋改造为国家所有。在这个运动中，卢瞎子的商业楼房和他的私人住宅被正式充公。他反过来要向政府交房租住他自己的房子。卢瞎子上北京告状，结果被公安局押回长沙，作为不服管制的坏分子在看守所关了一年，1965年被释放。文化革命中卢瞎子被抄了家，家里的金条被红卫兵抄走，人也被赶到大街上，他又去告状，结果又进了左家塘看守所。
他相信自己没犯法，不时背诵1954年宪法中关于保护公民财产的条款。他是九号中最心安理得地等待被释放的人。卢瞎子对共产党有很多批评，一讲起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歧视和共产党在商业和经济活动中的垄断和抢劫，他就一肚子气。“他们剥削工人是好的，叫做作贡献，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要是私人雇了工人，即使给的工资高得多，也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三杆枪比着我，我也不会承认这种共产党逻辑是真理。同样的生意，你做叫做投机倒把，不法奸商，他做就叫做社会主义，天经地义！”卢瞎子举外贸和粮食买卖做例子，“你看政府做外贸低价进，高价出，买空卖空，一转手赚一倍甚至十几倍，既合法又合理，还是社会主义，但是任何私人做同样的事，哪怕赚得再少，也叫投机倒把，资本主义！”
有次卢瞎子与我讲起公私合营的工厂里的管理，愤愤地说：“共产党在工厂里一年四季是运动，年初时开门红运动，年中是月月红运动，年底是大战四季红到底运动，所有运动都是要工人多做事少拿钱，这可是比资本家厉害得多的剥削，但只要是共产党搞的，就叫做为社会主义作贡献。如果私人资本家这么做，早就被打成不法资本家了！”
卢瞎子对技术和知识的钻研劲头使我赞佩不已。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人像卢瞎子那样对技术和知识如此敏感。他对各种机器的原理、结构和技术的细节有极大的兴趣，他与懂各种技术的不同人可以讨论技术细节连续几小时。对法律和各种工艺他都有极大的兴趣，喜欢刨根问底。他甚至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兴趣。我弄到马克思《资本论》的一至三卷，他翻了翻，挑出第三卷一口气读完，因为这一卷中有很多劳资法律纠纷的案例。从卢瞎子身上我发现私人企业家原来是社会上最勤奋、最聪明、靠技术和知识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卢瞎子这个活生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使我懂得了词典中资产阶级概念的虚假性。
直到我判刑时，卢瞎子还在九号，我离开九号时忍不住对他的那种心安理得地等待被释放的处境产生了一丝嫉妒。离开九号时，我每次回想到他都使我体会到，是他的命运告诉我，对私人企业家的迫害和歧视及对财产的侵犯是何等的无理。在卢瞎子看来，他自己对自己财产的权利是如此的自然、合理而合法。而整个意识形态却与如此自然合理的事不相容。原来在我心目中神圣的共产主义理念被卢瞎子的故事变成与基本人性和正义不相容的东西。好多年后，我还会想起卢瞎子那握有公理和正义的自信心，我变得越来越喜爱他这份自信，虽然我后来再没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后来的命运。
